今天刚看到一个网名叫尘埃先生的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富人移民是无奈还是“要挟”》一文。由于近来忙于琐事没有注意该文，现就该文作以答复。
读后该文，显然是针对我之前写的《富人的移民是一种“要挟”》一文而论的。
从尘埃先生一文看，完全是以一个奇怪的胸怀并站在富人的立场来说明富人的移民现象是一种无奈之举。并申辩富人的移民现象是因社会环境恶劣对富人采取种种限制其发展的法制环境所致。
我首先说明一下富人的概念。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从1978年开始，大多中国富人是诞生在近3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我所指的富人是指在此期间下海经商通过国家政策和个人奋斗起家的商富。
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富人的财富，不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更不明白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良好环境状况下获取的。
但是，在30年的社会发展中我们的社会诚信环境和商品质量问题以及底层民众的劳动价值问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众多证据表明中国商人在近30年的经济领域发展过程中，在不择手段获取利益的同时，对社会的道德、诚信环境、价值取向下滑，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人在其社会地位上，有史以来被尊崇到无上荣光的地步。从过去对商人的不屑一顾，到如今的受人尊敬，甚至商人参政议政的也不计其数，电视、报纸各大媒体都有关于富人的成功之道节目。这也是社会对商人概念的观念转变所迈出的前进步伐。
不否认中国社会的制度有其不合理性，但是，富人的致富也是在这个不合理环境下成长的，难道富人就没有一点干系？
我的那篇文章中对守法致富的富人是持肯定的，可能有人不会同意，但是谁能否认中国一个守法致富的人都没有？如果富人的财富来源本来就不光明，那么，你也没有权利指责别人如何黑暗了。我们是否需要这个社会以恶还恶，人人都不守法？富人的致富秘诀就是违法？
法制的健全是相对的，如果当初法制就健全的话，估计中国富人不会有现在这么多吧，更何谈富人移民现象了。
回顾富人在近几年的被法办状况，想必不会比贪官被法办的多吧，更不会比民间百姓的违法案件多吧。只不过富人的名望使得对富人的关注度较一般案件来得引人注目罢了。
至于，富人为何要选择一个法制健全的海外发达国移民，道理很简单，为了人身财产的安全。一个有问题的富人往往喜欢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这完全符合生存逻辑。
从尘埃先生一文里读到，他也不否认富人的财富具有灰色性。但他没有详述灰色的具体内容。
另外，尘埃先生叙述道：中国穷人同样希望移民到海外。这分明是混淆了两个问题的概念、两种状况下的移民现象。任何一个国家的穷人都有所谓非法偷渡、移民他国的事例发生，具体原因很多，这要去问偷渡者。
但是，富人的移民现象就令人费解了，因为富人的财富是得益于社会，来源于这个社会环境。即使这个社会环境如何恶劣，那也是在恶劣环境中成长富有起来的。为什么今天就不适应了呢？
相信中国的富人阶层也在不断健康成长，有名的富人在致富于社会的同时，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完全可以通过建言献策，何况有那么多富人加入政府的人大、政协机构，参政议政的也不在少数。但是，法律制度的修改不仅仅是对于富人的，在当今社会贫富矛盾日益加大的时候，底层广大民众的声音是否更值得聆听？
原先改革的初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如今先富起来的富人们愿意带领大家一起奔小康吗？
说实在的，不管你站在富人一边还是穷人一边，社会的基础依然是广大民众。这不是在讲大道理，从某种意义说，富人的致富离不开广大民众，离不开广大穷人的付出。如果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仍然继续恶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社会性的不安定状态。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不幸。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还是不穷也不富的，对于社会的不安定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富人的移民问题是问题，穷人的生存问题难道就不是问题了；社会道德沦丧，价值取向混乱，理想幻灭，媚富，拜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忽略？
富人作为一个所谓的精英阶层，在其获得社会财富的同时，还应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吧；不应在社会出现众多问题时候（其中包括对己不利的）就一走了之。
关于我前一篇文的富人移民的要挟之说似乎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我想，要挟也不是一件见不得阳光的事，如果一个人真想移民的话是没有必要发出那么大的响声并造成舆论的如此沸沸扬扬。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值得如此大动干戈？移民就移民了，还那么扭扭捏捏干吗？其目的如果不是要挟，又是什么呢？这种要挟却有无奈之意，因为毕竟这里还有机会，更有一种茫然之情。
注：声明所说富人移民，是指问题富人移民。
附：《中国富人移民是无奈还是“要挟”》
近日看到一篇怪文，那就是华东师大王远教授的《富人的移民是一种“要挟”》。看了半日，发现该文的大致观点是这样的，由于在中国致富者大都背负“原罪”，因此就靠移民来要挟政府――如果你不洗清我的原罪，我就一走了之，给你留下个烂摊子。
富人移民的目的果真如此吗？
在我看来，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并非是在要挟政府。移民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逃跑的手段，好像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靠逃跑来要挟对手的吧。
王文将中国富人移民潮与黄光裕案的审判联系在一起，好像最近的移民潮是一种有组织的预谋――你不是拿首富开刀吗？那我们就走。其实这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已，在我国，虽然富人要比穷人占有更多的资源，但也还没到可以随便搞个“组织”的地步，最近富人移民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恶化造成的。
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均贫富”的手段就是看谁富就宰一刀，而被“宰”的对象则主要是民营资本――金融赚钱，于是就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石油生意赚钱，就把民营加油站收归国有；挖煤赚钱就把私人煤矿收归国有；股票涨上去了，印花税就要加倍；房价涨上去了，就要开征房产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该退出赚钱的部门而只作一个裁判者。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现状使同为运动员的富人失去了安全感，既然没有安全感，那么移民到有安全感的地方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发现，富人移民的目的地大多是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大多都是政治清明的法治国家，如果富人都是靠权钱交易才能致富，而且甘之如饴，那又怎么会移民到贪官很少的国家去呢？
在王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是一个以守法获取财富的人是不必担心在一个法制国家被法办的，除非这个“富人”的财富来路不合法。”这句话语焉不详，看来他好像认为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参见我的另一篇博文《“法制”还是“法治”》），可我不知道在一个会发生“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的国家里，还有什么“法制”能让人“不担心”自己只要守法就不会被法办呢？更何况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不少富人的财富是灰色的。
我曾经说过，我国制度环境的一大问题是“立法严而执法松”，这就给执法者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参见《法治应该立法松而司法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富人，希望创业致富的穷人也被套在这个怪圈中（参见《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坏人才能富裕起来》），所以说，像王文所说的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安全的发展空间”不仅是富人的需要也是穷人的需要。而王文的一大问题是把富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好像如果要为富人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安全的发展空间”就必须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这是完全错误的。
实际上，我国想移民海外的不仅是富人，穷人也想，只不过穷人不像富人那样可以利用投资移民这样一条合法的通道，而大多采取偷渡的方式。而且，不管穷人富人，移民的目的地却都是发达国家，这就表明发达国家不仅对富人有吸引力，对穷人也有。这点也证明了一个能够为富人提供保护的国家并不必然要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王文好像将两者对立起来了。话说回来，如果在一个国家，连有钱人都没有安全感，那么普通百姓会有安全感吗？有钱人可以选择一走了之，普通百姓呢？
富人移民海外当然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但与其视富人移民为“要挟”而采取限制其“逃跑”的办法不如积极改革，营造一个让所有人都有安全感的有吸引力的制度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讲，为了避免富人移民海外而让目的国坐享“制度红利”，王文所反对的“修改法律”或许是必需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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