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更昭示着中国粗放型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
自2004年以来，用工荒成为每年开春媒体的例牌报道内容。而今年的情势，似乎又显得格外严重，珠三角缺工的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激增到了200万，缺工的种类从技工蔓延到普工，缺工的区域也深入到了内地甚至边远的省份。对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这类话语体系下的中国民众而言，这幅图景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和难以接受。
但细想一下：一群人，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却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低廉的价格，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这种数十年不变的景况，和80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和尊严的要求迎头相撞，再加上“人口红利”走过峰值导致的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国家在技工教育上长期的不重视和投入不足，读技校低人一等的社会心理，全国范围区域规划的相继出台带来的新一轮投资冲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的转移，甚至汶川地震后大规模的重建……遂酿成了愈演愈烈、且会在未来长期存在的用工荒。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就业问题并没有因为用工荒的出现而得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是“用工荒”时代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
乍一看，用工荒现象似乎只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加工资就是了，但在现实中，有能力大手笔加工资的企业却并不多见。虽然用工荒在一时之间不会动摇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但可能的产业空心化的隐忧却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我们的企业躺在原有的优势上睡大觉，那么失败可能会来得很快。要想继续生存下来，企业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企业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而员工的工作意愿、能力和忠诚度，自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工厂到了必须重视员工的时候了。
因此，用工荒的出现是一个节点，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使得多年来难有突破的社会改革，有了破冰的最大可能。但是，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迅速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 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我们需要改革分配制度，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需要创造条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改变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现象；需要政府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只有这样，用工荒才真会成为刘永好先生所谓的“大好事”。到那时，全社会引颈呼唤的那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用工荒，在“人口红利”枯竭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2009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达到72.35%的峰值，此后转而下降，2030年以后可下降到67.42%，相当于20世纪 90年代初期水平。于是，2009年被看成一个转折点，随之爆发的大面积用工荒似乎成了最好的注脚，“人口红利”面临枯竭的声音不断涌现。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因素，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有专家分析认为， “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4。
中国劳动力供给正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从2004年起，就有无数预言，认为未来“民工荒”将会经常出现，而且日趋严重。但实际上，人口红利只是走过了峰值，远远没有到枯竭的时候，而不管是民工荒，还是用工荒，也并不仅仅是人口红利变薄那么简单。
人口红利没有结束
2009年是人口红利的最高峰，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09年期间，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增加的。人口红利达最高获利点后，劳动年龄人口每年新增数量下降，但是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仍会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告诉记者，中国的抚养比从1990年开始低于50%，只要抚养比低于这个点，就仍然还有人口红利。他表示，现在劳动力并不短缺，不过是从“无限供给”变成了“有限供给”，但这有限单从数量上说也足够使用。现在中国劳动力数量接近9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还要多，在总量上并不缺，只是结构上有些短缺，年轻的劳动力会少一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少了。即使去年达到峰值之后会开始回落，这个过程也是缓慢平滑的，而不会骤然导致今春突然喷涌而出的“招工难”。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一波波的“用工难”？
原因有很多种，通常的比如中国近年大力发展新农村，使很多农民不愿意出来打工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很多人可以在当地城镇找到不错的工作，不用千里迢迢到珠三角了，还有就是新一代农民已经不像父辈那样吃苦耐劳，对工作比较挑剔。这些原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流动减少，但不致于造成如此大面积的“用工荒”。翟振武认为，民工荒主要还是工资低，有限供给的劳动力也是足够的，不同的只是原来不管多低的价格都能招到人，而现在需要合理的价格。只要企业提高用工价格，目前劳动力还是相当于无限的。他说：“广东缺农民工，但北京没有缺过，北京流动人口去年达到800万，2004年还不到400万，政府一直在极力想控制人口规模。据我了解，北京的待遇比珠三角好很多。最近几年新农村建设，农民在周围就能找到工作，收入不比广东差，但生活成本少很多。现在已经不是贫困年代了，不存在温饱问题，所以对工作会比较挑。要是珠三角大幅度提高工资，相信还会集中很多人。”
据测算，劳动力绝对值预计到2017年才会达到峰值，届时会到10.01亿人。也就是说， 2010年到2017年不仅仍是人口红利的获利期，而且尚有较多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享。其后呈下降趋势，2030年可减至9.89亿，2050年可减至 8.62亿，相当于本世纪初的水平，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还很迅速，人口红利的多寡并没有成为关注的对象。
“用工荒”的转型预警
既然人口红利变薄不是“用工荒”出现的主要原因，那么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综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国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蓬勃发展，到本世纪，因为资金流动性充裕，资本密集型企业迅速崛起，但技术密集型企业却没有像前两者一样有大的发展。而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要顺次走过劳动力推动、资本推动、创新推动等几个阶段，创新推动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走到一定的阶段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日本、韩国等都曾有过类似的境况，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走上了提高技术含量转变发展方式的道路。一些拉美国家则没有跨过这一道坎，所以在崛起的中途停滞。
直到现在，二三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两来一补”的作坊式企业还大量存在，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更多的是在产业链低端为人作嫁，自有品牌的知名产品和中国经济总量完全不成比例。当时很多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引进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毫无利润可言。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这类盈利水平较低的企业大批倒闭，而“用工荒”也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些外力都在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从这种意义上，“用工荒”对中国经济转型是一个预警，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是一次机遇。
2004年出现“民工荒”，对中国经济已经是一次预警，只是当时外部环境尚好，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发展到不转型将难以为继的程度。2008年的经济危机，使2009年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最为困难的一年，大批企业倒闭，转型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话。但当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一些企业在奄奄一息中撑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终于重新得到订单，却再次将转型抛到脑后。
“用工荒”则再次给这些企业敲响了警钟。对于企业而言，面对“用工荒”必须提高工人工资才能招到人，为了保证利润，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增加产品附加值，或者增加机械操作，减少用工人数，两者都逼迫企业技术升级，这必将逐步推动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从长远看，“用工荒”的出现对企业、对区域经济未必是件坏事。对宏观经济来说则更是意义重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成功转型已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不仅说明了人口红利时代面临终结，更昭示着中国粗放型经济时代的彻底终结。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提了很多年，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已经成了写在课本上学生耳熟能详的口号，但这么多年，也几乎仅仅止于口号。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都已经在逼迫中国经济转型。大面积地持续经年的“用工荒”，则可能奏响了旧经济时代最后的休止符。
不要挽救倒闭的企业
在2009年全国“两会” 的时候，一场讨论引发无数关注，那就是一些代表委员建议，2008年1月1日才正式实施的新的《劳动合同法》暂停实施，或者干脆废除。这些代表委员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因为当时大批企业倒闭，中国经济陷入低谷，新的《劳动合同法》因为很注重保护劳动者利益，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当经济岌岌可危，这点增加的成本可能压得一个企业倒闭。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稳定压倒一切。但这样做的可能后果，却是维护了大批技术落后、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市场选择中，这些企业应该倒掉，经济才能良性发展。
现在，中国虽然已经走过了经济的最低谷，但史无前例的“用工荒”同样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用工荒”和新的《劳动合同法》一样，会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这时候，政府的政策导向很关键，政府要做的是引导变革向正确的方向进行，而不是延迟变革的时间，很多导向正确的制度要能坚持到底，不变相放松。对企业来说，主动改变比大量被动倒闭好得多。一些因产能技术落后而岌岌可危的企业政府不要救，振荡是必然的，只要过程不太过于猛烈，政府都不要在这方面伸援手。翟振武说，广东提出腾笼换鸟，即让低端的小企业倒掉，用高附加值的企业取而代之，是很高明的。
翟振武认为，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前不注重劳动生产率，只过分注重GDP总量。过去中国的GDP总量靠的是人海战术。对于最能显示劳动生产率的人均 GDP，过去的统计方法几类作假，算经济总量的时候，包括外来人口，算人均GDP的时候，却按户籍人口来除。翟振武告诉记者，这样的统计方法已经从去年开始改了，统计局现在要求按常住人口来统计。统计方法改变之后，人均GDP自然会大幅下降。如果要提高人均GDP，应该大力发展汽车行业、大飞机行业、现代加工制造业等等高附加值行业。政府要做的是给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技工院校能解“用工荒”？
“我认为中国不存在‘用工荒’，”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人社厅)政策研究处科长范粟说，“起码在山东省是这样的。我们的劳动力总体还是供大于求的，所谓‘用工荒’，可能只是一段时间的企业招工难。”
2010 年初，山东一家权威机构对本省用工情况做了调研，调研报告称：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山东人力资源市场总体呈现供求两旺的态势，但供求错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企业缺工问题逐步显现，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在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日照五个沿海城市，有50%的企业招工不足，而从当地人力资源市场登记的供求情况来看，截至去年第四季度，五市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即招聘职位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18，五市缺工人数共计22.26万人。
从劳工方面来看，农村富余劳动力确实在逐年减少。山东省从2001年以来，每年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00万人以上，但年均以15%的速度减少，这部分劳动力中有超过80%是40岁以上的人员。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普降，新增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效应已经在人力资源市场上显现。根据山东统计年鉴显示，该省1990~1994年的出生率分别为18.21‰、15.40‰、11.43‰、 10.49‰、9.69‰，新增劳动力逐步减少的趋势显而易见。
此外，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山东省的农民工流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趋势，80后及90后成为农民外出打工的主力。他们不愿再像父兄那样，仅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纯粹靠出卖体力来赚钱。但要想在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这些年轻的农民工必得有一技之长，能够与用人单位讨价还价，并能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不断成长，除了上大学之外，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成为他们走向城市的跳板。
技工院校没有“就业难”
上述山东省那份调研报告认为：从用人单位对求职人员的技术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需求总量的43.51%，但求职人员的技术等级构成却是：无技术等级或职称人员占了总数的58.87%。从供求对比来看，具有技术等级或职称人员明显供不应求，求人倍率均大于1，且技术等级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对技师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求人倍率均达2.27，明显高于其他各技术等级及职称人员。
这是一个大趋势：中国劳工正在从一个主要出卖体力的群体，向对高技能工人大量需求的途径转变；中老年农民工日益让位给80后、90后农民工，但中国社会显然还没做好这样的准备。
2009年6月，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招聘了5名大学生掏粪工，此前，记者还在武汉洗脚房里见到过在此就业的武大毕业生。济南一名老掏粪工欣喜地说，昔日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小时候不好好读书，长大了让你去当挑粪工！”而现在呢，“我们要的都是大学生了。你不好好读书，还当不上掏粪工呢！”央视主持人朱军评论说：“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的意义体现在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因为，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从而将使中国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掏粪。”
山东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李启国认为，朱军的发言源自于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在使用和改进挑粪工具方面，大学生不如一个受过培训的技校生，甚至不如农民工。“一个大学生学4年本科，每年花几千元学费，毕业后来掏粪、洗脚，专业不对口呀，不如我们技工院校，培训3个月就可以了。当然劳动都光荣，但技术层面的掏粪工、洗脚工的培养，应该由职业院校承担，国家培养的本科生、专科生等人才，应去到能发挥他们作用的地方。”
职业能力建设处是山东省人社厅负责本省技工院校管理的部门。李启国副处长介绍说：技工院校在解放初年就有了，现在全国技工院校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的，第一名是广东，第二名是山东。山东现有技工学院近200所，2008年达到招生16.7万人的峰值，在校生43万人左右。
山东省技工院校毕业生每年的就业率，连续8年在95%以上，而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70%~80%之间徘徊。李启国副处长说：“我们开设的很多专业，与国家产业政策密切配合。比如动漫、3D专业，对很多企业量身定做，毕业后就走人，还有企业拿着钱来买学生的。我们对技工院校的管理很严格，院校招生连续两年达不到一定规模，说明你的课程设置社会不需要，就压缩你的招生规模，甚至取消相关专业。但传统的电气焊工，因为学费低，耗材多，是收不抵支，但我们也要保留，因为国家随时需要他们。山东有好几个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被韩国订走了，因为韩国搞造船，需要大量焊工，还有的被广东企业收走了。”
李启国副处长说：“从去年开始，山东不少技工院校，都有大学生来回炉，他们所学的知识、技能与社会需求挂不了钩，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山东技师学校就有几十个大学生主动要求来学习，学校根据他们的职业取向，安排了新的专业。”
有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达1746万~2665万人，这意味着大量企业技术岗位无人问津。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2009年国家公务员报名通过审核的人数创纪录地超过了105万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比1。山东一位研究技工教育的专家说：“政府不应该强迫规定学生的学业取向，让学生都上本科，应该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特长来求学，正确规划他的职业生涯。技工院校的学生毕业，自个儿就找到工作了，不需要政府拿出钱来，举办那些供需见面会、洽谈会、招聘会。职业技能教育如何在国民教育中占到应有的比重？没有人才，国家以什么方式兴旺？”
职校与技校：教育部与人社部的博弈
两年前，小高从潍坊一家高职院校毕业。他学的是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全班40名同学，大约2/3选择了专升本，因为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求职时要想得到青睐，起码要有一纸本科文凭。其实，小高报考高职院校的目的，就是将它作为一个跳板，以便能读到本科，他的多数同学亦抱持同样的想法，只有1/3左右的同学毕业后立即就业，他们大多成为计算机市场的销售人员，因为专科院校说起来似乎比本科要“专”，但他们求学3年，却没学到多少东西。
专科院校里的老师，多为本科院校毕业生，只有一两位聘请来的副教授。学生虽然可以上机，但没有做项目的机会，上机时，老师将学生领到机房就不管了。老师一走，学生们就玩游戏。但小高还是幸运的，起码他们能上机。本校那些学工程机械的学生，在学校没见过一台挖掘机。到小高临毕业时，学校才开设了一间车间，摆放了两三台机床。
但这所院校却不愁生源，在校生长年保持2万多人，因为它有高达60%~70%的“专升本率”，对于学校来说，专升本率高，就用不着强调就业率了，因此鼓励学生们追求文凭，一心一意专升本。
外行人容易将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混为一谈。但两者有着制度层级的区别。职业学院归教育部管，技工院校归人社部管。周济任教育部长后，把各地的职业中专、职高等归拢到一起，虽然名字换了，但机制并没换，仍以学历教育为主。周济还搞了“高等职业教育”，简称“高职”，学生毕业有大专文凭，并可接着报考本科，继续“深造”。有的学校原来是中专，后来改专科，专科又改本科，虽然教育部有文件不让升格，但很多地方的学校照样升。
目前，地方政府的人、财、物等资源普遍向学历教育倾斜，投入技工教育的很少。技工院校自主招生，因为教育部不允许它们全国招生，不让进教育部的招生平台。教育部门在计算升学率时，技工院校培养的人是不算在内的。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每年都要下计划，考生必须报考教育部规定的那些院校，让学生自动分流到高校及高职院校，用政策形成一堵墙。因为技工院校招生没有代码，在教育部查询不到。
两年前，山东某个层次较高的技工学校，有美国公司愿与之合作，由美方投资500万美元，进设备，培训学生，将来到国外就业。但美方到中国教育部咨询，教育部说没这所学校，美国人以为它是黑校，合作的事就泡汤了。
前述那位研究技工院校的专家说：“政府一定要加强对技工教育的重视，能与教育口的院校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就可以了。现在国家把优惠政策给他们了，却培养不出人才。因为他们还是学历教育，什么文秘、财会，不突出技能。这是教学大纲有问题，教育体制有问题，职业院校拼命扩大招生，增加专业，不然就生存不了。如果政策是一视同仁的，它竞争不过我们。我们把车间放到技工学校里面。社会上企业上有什么设备，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培养什么人才。”
2009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到广东珠海的技工院校视察，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国家领导人到技术院校视察。胡总书记说：“现在我国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工非常匮乏。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潜心钻研专业技能，努力成为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没有一流的技工，就没有一流的产品。”
李启国副处长认为：“政府不重视技工教育的问题是全国性的，胡总书记到珠海技工院校视察很有意义。现在各级政府的导向，也有点转变的苗头了。但宣传还不到位。你的孩子，你肯定想让他上大学，如果上技工院校，别人会想这孩子学习是不是差点儿？我们能否借鉴欧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把更多教育资源放在技工院校？每个国家培养的高端人才都是少数，国家的教育导向应往技工教育方面转变。我们也在极力争取。”
技工院校的问题
2010年3月17日，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举行了一个“欢迎新疆阿勒泰地区学生入校仪式”。带队前来的新疆阿勒泰地委副书记杨雅芳在仪式上介绍说：阿勒泰地区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国内一批大企业愿意来投资，未来5年这里需要用工10万人，但他们极缺水利、电力、矿产开发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当地技工教育的水平又有限，无法在当地培训。于是，阿勒泰地委和行署决定，在全国有影响力的职业院校进行考察，选择合作办学学校，为当地培养人才。
从今年3月份起，蓝翔技校将分批接受阿勒泰地区学生200人，对他们进行汽修、数控等专业的职业技术培养。同时，山东冶金技术学院、三峡电力职业学院等高职、技工院校也接受了来自阿勒泰地区的学员。
蓝翔技校成立于1984年，当时社会力量办学刚开始，校长荣兰祥与济南市57中校办工厂合作，在保华街租了一个居民小院，搞摩托车维修培训班，此后规模越来越大，目前是山东最大的民办技工学校之一。据校教研室主任曹金栋说：“蓝翔创办26年，培养了30多万人，相当于一座小城市的人口。现在蓝翔在校生2.5万人，短期培训能力为3万人/年，主要培训中高级技工，滚动招生。”
蓝翔技校负责学生就业安置工作的副校长王继中介绍说：蓝翔毕业生的就业率(加上自谋职业者)，高达98%，有的毕业生甚至有厂家预订。
曹金栋说：“来蓝翔学习的孩子，好多都是初、高中时成绩就不好，不愿上文化课，听不进理论。我们教学的指导思想，不是让他研究车床，而是怎样使用车床加工产品，把工厂搬到学校，把理论知识放在案例中讲。大学生、职教生毕业后要找单位实习，我们的学生一切实习都可在校内完成。比如机械加工专业，我们与中国重汽、济南机床二厂订有协议，让老师带学生给他们加工配件，在校期间看图施工，学生毕业后到了单位就能使用。”
曹金栋多次强调： “我们主要在设备上下功夫，没有充足的设备，保证不了学习质量。在国内技工学校内，我们的设备首屈一指。”他带记者去观看校内的汽车大厅，几万平方米的大厅里，陈列了50多部新车，有奔驰、宝马、丰田巡洋舰等名车，曹说这些车都是2005年购进的，一辆丰田巡洋舰就值几十万元。但蓝翔有多名学生称，这些车都是摆设，平时不让学生动。
蓝翔计算机专业因一次性购置计算机1135台，还获颁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但记者参观这间巨型机房时，看到里面只有20多名学生在上机。知情者说，因为蓝翔是以汽修、电气焊等专业出名，计算机专业非其所长，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
记者发现，目前技工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课程设置单一，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的66个职业，很多需求满足不了。像蓝翔这样规模较大的技校，也只有8个专业。有的学校课程设置过于倾向第三产业，而严重忽视第二产业的大量需求。
二是管理混乱，特别是民办技工院校。山东省共有民办技工院校1500 所，虚假广告、恶意竞争、欺骗招生、随意增加收费、学校师资力量弱、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等现象比比皆是。李启国副处长说：“我们对民办技校是粗放式管理，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就可以了。”实际上，由于监督薄弱，这些技校即使有违法行为，有关部门也难以察觉、查处，甚至还有闹出人命案后不了了之的。
三是多数技工院校教材陈旧落后，教学方法呆板，实习设备不足或老化，教学思想是从师资出发，而不是从社会需求出发，偏重理论，缺乏应用性，培养的人才难以与社会和企业相吻合。
四是很多技校采用“校内理论校外实习”的模式，因学校传授的知识与工厂岗位技能脱节，并且企业一般实行绩效管理制度，学生得不到顶岗实习的机会，难以保证实习时间和质量，有的学生随便找个单位盖个章，就算完成了实习。
技工院校从事的是技能教育，80%左右的生源是农村青年，它为国家培养初、中、高级技能人才，在解决“用工荒”、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承担调整经济结构转变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尽快理顺技工教育的管理体制，加大技工教育经费投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破解“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
新春伊始，各地频现“用工荒”，不仅珠三角、长三角缺工，连四川、重庆、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而且从技工蔓延到普工。与此同时，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2009年的611万多1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一边是“就业难”，一边却是“用工荒”，这看似矛盾的两面纠结在一起，恰恰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就业市场之所以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根本原因是就业市场供需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这几年，大家都在谈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首提这一概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发布的“新生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了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希望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在就业上，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最大的不同是，工资已经不是他们找工作的唯一考量因素，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是否开心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工厂化、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枯燥工作环境，已经难以让他们满意。
事实上，这些特征不仅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也是“80后”计划生育一代的整体特征。而对这一代大学生而言，他们比农民工的选择余地更大。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这几年越来越突出，但即便如此，大学生们宁愿失业，也不会到东莞大朗的毛纺厂做一般工人，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工作环境好、能展示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
这是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的情况。而在供给方面，以往的就业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工厂还是原来的样子，工作环境一成不变，工作岗位大多还是蓝领的工作，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从欧美、日本的情况看，当第二产业不能提供足够多的体面工作机会时，很多人会进入第三产业就业。和一般人的理解不同的是，第三产业除了餐饮、旅店、商业等传统领域外，也包括金融、保险、教育、政府部门等广阔的领域，它提供的是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工作环境和社会评价比较高。而从我国的大环境看，第三产业还很不发达，因此还不能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
另外，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大大提高。以前即便在城市，学生一毕业就要马上工作，不管工资多少，重要的是能够补贴家用。现在不同了，有媒体报道年轻人“啃老”，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老”可“啃”，不工作也没有生存压力，因此可以等到有满意的工作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就业需求和供给上的不适应。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大学生，他们需要的工作社会不能提供，于是出现了“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尴尬现象，这反映了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劳动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就业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人对工作岗位的挑拣，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挑剔”、“眼高手低”，而是人的解放，人不再单一地只受经济因素的驱动，而更看重个人感受、发展前景等精神因素，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产业升级主要是企业的事
尽管用工荒提高了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但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不支持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就在于低工资和低成本。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加工它的中国企业只得到了0.35美元；一双售价100美元的耐克鞋，中国企业的加工费只有5美元。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从1000元提高到1100元还可承受，如果到1500元，企业可能就要关门。高工资必定伴随高失业，所以工资水平不是越高越好。
这就有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于1980年代初，已经有了30年的历史，而长三角则普遍比珠三角晚了10年左右，珠三角产业升级的压力因此更大。这几年来，珠三角的产业升级一直在做。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两个概念：首先，很多人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中国放弃玩具、鞋子这类附加值低的产业，转做高科技和第三产业。这种理解是不对的。不能笼统地说玩具和鞋子就是低附加值的，关键要看你处于产业链的哪个环节。意大利、法国也有很多和制鞋、服装相关的产业，但附加值很高，那是因为它们处于这个行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虽然制造了每年世界上120亿双鞋子中的80亿双，但我们一直处于这个行业的低端环节，所以利润很少。不能因为我们处于这个行业的低端环节，而把产业升级理解为放弃这个行业。事实上，这些行业向高附加值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这依然是产业升级的空间。
此外，从全社会看，高科技行业是战略性的，而不是支柱性的，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所以，经济的正常周转与运行不是用高科技行业替代传统的优势行业的问题，而是这两类行业都需要并行发展的问题。因此，任何发达的经济体都不会因为战略性新兴行业有前途，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全部发展这些行业，从而彻底放弃传统优势产业，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产业升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止一种方式，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服装、毛纺等行业，一般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方式，通过购买机器替代人力来降低成本；而玩具行业基本要靠手工操作，没办法通过机器来替代，一般会采用产业转移的方式，把工厂转到成本更低的地方；有些制鞋企业以前会做10美元以下的鞋，现在30美元以下的不做；有些企业把设计、研发和接单的业务留在东莞，把制造车间移到湖南，在当地雇佣更多的人；有些电子企业会从东莞的清溪集群式地搬迁到昆山，从外贸转做内贸……这些都是珠三角这些年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产业升级都是企业的事，但政府不是无能为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提高环保、劳工等方面的准入标准来加以引导，但不能越俎代庖地替企业做决定。而且出台和提高准入标准的时机和程度很重要，环保标准应该严格到什么程度，最低工资应该提高到多少、何时提高，这都是对政府调控能力的巨大考验。这里面潜在的风险是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旧的走了，新的没有来，导致一个城市甚至整个区域的衰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地区的产业升级空间十分有限，比如说，轻纺工业就比重化工业容易升级，一旦重化工业出现产能过剩，并要进行转型，这种转型的困难就比轻纺工业大得多。比如英国的利物浦、曼彻斯特，曾经是著名的重化工业、钢铁业中心，后来却衰落了，为什么那里不进行产业升级呢？根本原因在于，钢铁业的搬迁成本很高，人可以走，但机器走不了，老板往往会卷钱走人。
当然，中国还不到那一步，中国的重化工业还不成熟，多数是轻工业，搬迁、转型的成本相对比较低，不太容易出现空心化。而且中国的政府很强势，手中掌握很多的资源，调控能力很强。关键的考验在于把握调控的边界和时机，拿最低工资来说，政府既要顺应提高农民工待遇的呼声，又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其中平衡点在哪里？政府要拿捏得恰到好处。
广东前几年提出要“腾笼换鸟”，淘汰落后的产业和产能，为此提出“双转移”，在粤西、粤东、粤北和湖南等地建设产业转移园区，这些方向是对的。但具体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出台什么样的调控措施、在工业用地价格、环保、最低工资、规划等方面出台哪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尚有待清晰。
服务业的瓶颈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容纳的劳动力最多、平均收入最高、工作环境整体上也比第二产业好。要破解 “用工荒”和“就业难”并存的悖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最大的不同是，制造业是供给创造需求，服务业是需求创造供给；制造业以资本和物为主，服务业则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发挥程度；制造业讲求的是规模经济和标准化，产品整齐划一；而服务业是一个以满足人的个性化需求为特征的行业，市场是分层的，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不同的每个人，他们对服务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有人提供有差别的个性化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方面的需求增长很快。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无论是建酒店还是居民小区，我们总是强调投入了多少钱，采用了什么样的设备，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所以，很多酒店水龙头出水不畅，很多小区不能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我们一般归结于硬件不行，却没有意识到人力投入不足，服务不细致的问题。
服务业因为主要和人打交道，对市场环境、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要求很高，但在我国，目前经济领域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的情况还很普遍，很多行业和领域还没有开拓出来。而且地方政府在过去30年已经发展出一套如何促进制造业发展、如何招商引资的逻辑，并形成了路径依赖。对如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则没有多少认识，往往感到无从下手。要完成新的转变，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而要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背后的机制、政策如何配套，目前学术界也还没有多少系统性的研究。
但对亚洲四小龙来说，这种转变已经进行了差不多20年了。以台湾为例，从最早的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到目前以服务业为主、主要为本地人提供服务的均衡发展，其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在“用工荒”和“就业难”同时来袭的当下，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用工荒”会撼动“世界工厂”地位吗？
2008年9月到 2010年3月，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遭遇了过山车般的命运拨弄。当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大浪席卷过来时，工厂纷纷关闭，失业农民工人数多达2000 多万。2009年5月以后，出口形势日渐好转，“中国工人”又因为帮助国家“成功保八”而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榜亚军。在2010年春节过后，接踵而来的大量订单，让工厂喜出望外，但招不到工人的恐慌却传遍大江南北。
各路高人纷纷就此发表高见，见仁见智，有人喜有人忧。据我个人的观察，来自基层企业方面的声音，一般都忧心如焚、疑虑重重；而来自官员、学界和名流的看法多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民工荒”能倒逼企业提高工人福利，甚至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工人权利，忧的是面临本币升值、成本上升的困境，加上用工短缺，一些中小企业可能无法渡过难关，经济受影响，失业率增加。笔者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都无法回避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廉价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时代正在结束，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工厂”的秘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到2005年，中国即有100多种产品的出口量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制造”充斥世界各地。
为什么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工厂”的秘密或者所谓“竞争力”并不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或者全球化，而是低工资低福利的廉价劳动力导致的产品低价格。2002年中国制造业每小时的平均报酬仅为0.57美元，即便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也只是美国同期每小时报酬21.40美元的6%。有专家指出，2004年中国因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的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2007年城镇职工年平均收入24932元，以原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数据，当年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为12000元左右，两者差距约为12900 元，这庞大的节省被作为“劳动力红利”变成国家和企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
多数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及福利。尽管在2004年以后，政府敦促企业为农民工支付法定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但直至2008年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仅 2416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10.69%)，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4266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18.93%)，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549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6.8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4942万人(相当于总人数的21.92%)。由于长期的低工资和低福利，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制造”的人工成本，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使其在国际市场中赢得竞价优势。
“用工荒”正在用市场的力量改变“廉价劳动力”的现状，使“世界工厂”的人工成本、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训成本进入上升通道。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企业的现有利润空间可能会被大幅压缩，经营的困境会进一步加剧，中国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格局可能会更加失衡。
“倒逼”不现实
许多专家认为，“民工荒”给了中国企业一个很好的契机去倒逼产业升级，甚至倒逼国际市场定价权； “中国制造”也因此获得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的增值机会。笔者以为，在现有产业格局和劳资关系没有根本调整之前，这些良好的愿望只能是黄粱美梦，很难有兑现的可能。
长期以来，多数企业依靠廉价人工获取高额收益，很少人关心产业的内在动力，诸如人力资本、核心技术、市场开拓等等。“中国制造”只见低技术外延式扩张，难得高技术的内涵式增长；而以排斥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则让中国经济不仅成为技术和市场均在外的“外向型经济”，还是劳动力在外而且频繁流动的“外劳型经济”，也是既没有自主品牌、又没有创新技术、也没有稳定劳工的“外源型经济”。这种虚胖无力的经济结构缺乏稳定而持续的内源力量去推动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或者转型，就把“中国制造”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最低端的加工环节。
为了抵消人工和原料上升、本币升值的成本压力，以技术和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升级可能是不少企业的想法。不过，技术和生产率的提高都必须依赖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也离不开员工的稳定。但目前并没有一种有效机制能够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工人的技术，也没有办法把企业的员工流失率降下来。产业升级所必须的内在动力严重缺乏，何来能力向上提升？
既然“中国制造”被定格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最低端的加工环节，而且缺乏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那么“中国制造”凭借什么来争夺国际市场的定价权？我看是愿望很好，希望渺茫。
中国国内市场长期处于高收益、高增值领域被垄断，而高竞争、低增值领域疲软的局面，加上终端销售渠道对生产厂商的不公平压榨，以及高税收政策和腐败盛行的营商环境，导致国内市场的经营风险始终居高不下，反而是依附在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上更安全、更省事。所以，当金融危机的风暴渐去渐远之时，加入国际市场的争夺战不减反增，厂家之间的杀价和相互拆台情况并未好转。除了少数有独创技术和高品质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工厂仍然没有任何与国际客户的议价能力。因此，在被国际大公司垄断的重要市场，例如欧美、日本，中国企业倒逼跨国公司提高产品价格的几率微乎其微。
“世界工厂”暂时无忧
虽然目前的用工成本和其他经营费用有所上升，但距离合理工资水平还有不小空间，加上法定福利、环境保护和原材料等各个方面仍有很多空子可钻，多数企业完全有自我消化的空间，只是经营难度提高了一点。从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大陆的人工成本超过了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但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运输和原材料等多方面的因素，在未来10年，“中国制造”仍然能够保持廉价的优势。
根据我与一些西方跨国零售商和品牌公司交流，发现大多数西方公司短期内难以离开中国大陆而选择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原因有四：第一，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尚没有形成像中国大陆如此庞大的加工体系和原材料供应链，无法满足跨国大零售商和品牌公司的巨额采购需求，他们会增加供应商来源地的多元化，有些企业甚至会增加到东南亚和南亚的采购量，但中国仍然是其最主要的采购地。
第二，中国大陆已经建成完善先进的物流运输系统，形成了以香港、深圳、广州和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货运中心，加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港口，以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发达公路运输网，构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供货系统，这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在10 年内达到的。
第三，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队伍，而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熟练程度普遍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陆出口工厂的生产线工人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其中农民工大约6000万人，总体上是廉价听话且吃苦耐劳，易于管理，也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叹为观止的，例如越南最近十多年大力发展出口工业，但其出口工业员工总量只有200多万人，不及深圳的一半。
第四，目前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是依靠贸易商和品牌商、零售商合作分配订单以及监控生产过程，贸易商参与采购、工厂选择、运输以及风险分担等各个环节，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已经在长期的国际贸易中形成了贸易中介的优势地位，很多零售商和品牌商依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商进行产业链的管理，而中国大陆距离这些贸易商在地理、语言、文化上最接近。
基于这四个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无人能撼。
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躺在这些优势上睡大觉，那么失败可能会来得很快。所以如果想继续生存下来，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培养企业向上提升的内在动力。
企业要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据我个人了解，要多数中小出口企业花大钱开拓新的市场，或投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都不切实际，很多企业即使有心也无力。最切实便捷的途径就是以现有基础深挖潜能、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员工的稳定和技能培养就是关键。所以，我认为中国工厂到了必须重视员工的时候了。
重视员工不能仅是加工资了事。增加工资当然很重要，但远远不够，而且坦率地说，大多数工厂的加薪幅度有限，难以满足工人的内心要求和现实生活需要。所以，在增加工资福利、改善工作环境之外，还要提供学习机会和发展机会，让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形成学习的能力、向上发展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充分的尊重。让他们感受到这份工作是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这样，员工的心暖了，自然不会随意 “跳槽”，员工的流失率下降了，满意度增加了，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这是用钱买不到的，而是用心来做的。
不过，如果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做根本性的变革，仅有企业的努力是无法把工人从流动的劳动者变成稳定的劳动者的，所以国家要彻底废除基于社会排斥而建立的户籍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包含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给每个公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公民实现在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让外来工享有与城里人同样的国民待遇，即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改变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使外来工真正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换，才能使工人稳定下来。
用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用工荒始于2004年，几年下来，珠三角的缺工人数已从当年的15万增长到目前的200万，缺工也从珠三角蔓延到全国多数地区。曾几何时，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农民工还是召之即来、挥之也不去的物化的存在，不到1000元的薪水、不需要商量就安排加班、不会对工作环境的危险、化学物质的毒性考虑在内，如同自来水，需要时打开即可。到如今，扯开嗓子招工却应者寥寥。短短几年间，沧海桑田。
显然，经过20多年的持续输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能力已经发生变化，正从过剩转向紧缺，这不是短期性、局部性现象，而是长期性、根本性矛盾。民工荒看似是微观经济中的小事，却真实地反映了宏观经济中的分配不公和结构不合理、泡沫严重等诸多严峻问题，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政治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些部门所说的“用工荒”是局部性、结构性用工短缺那么简单。
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思劳动力无限供给神话的破灭。进而追问，在经历了30年“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之后，用工荒能否打破“城乡分治、二元结构”的现状？能否使劳动力短缺的拐点成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拐点？能否成为以人为本时代的真正开始？
转型的陷阱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至今效果不彰。但从趋势上看，随着各项成本的上升，上世纪80、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移到国外，中国迟早有一天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毕业，要“腾笼换鸟”，有些产业和企业要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用工荒的出现，这一点恐怕会比预期的更早到来。
对农民工来说，在缺乏正常的劳资谈判机制的情况下，用工荒其实是他们用脚投票、为自己涨工资的一种特殊途径。而对企业来说，一方面在越来越狭小的利润空间喘息，一方面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后社会成员收入要求上升的趋势，转型压力空前。这看起来是坏事，但当工厂不得不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工作，这样就必然减少了企业的利润，而当工人工资待遇的提高慢慢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的时候，企业想要继续生存，就不得不做出改革，提高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增加利润。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欧美国家所经历过的过程。
这是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看法，道理上似乎无懈可击，但经济转型真的是这么简单、这么一马平川的事吗？坏事真的这么轻易地就能变成好事吗？当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后，用什么来填补留下的空白？一直的说法是，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从粗放模式转为更精致的“集约型”经济，或者用迈克尔・波特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的概括，就是应当及时从“投资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波特看来，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或国家成功地从投资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阶段。即使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否完成了转型，波特都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
经济学家汪丁丁就认为，中国可以尝试，但成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0%，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个转型，它们停留在大规模生产的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然后，人口老化，永远停留在老龄化之前的发展阶段。
日本为什么会失败呢？有学者就认为，日本的制造业在1980年代初发展到巅峰。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接受了“前川报告”中关于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战略，将投资方向引向房地产，与之对照，美国的投资则开始投向了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正是这样不同方向的选择导致了日本经济与美国经济大相径庭的发展。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一个从社会文化导向、企业制度、人力资源类型和管理制度等都是为二次创新服务的社会结构中，在一个缺乏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中，不仅政府不会主张将二战以来在传统制造业中获得的剩余，投向充满风险的高科技领域，即使政府这样决策了，社会和企业也很难做出同样的反应。
对照中国的现实，房地产同样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企业生存环境的艰难、产权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使得鼓励冒险，鼓励原创的经济环境迟迟不能建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各级政府在追求政绩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对招商引资的路径依赖，对扶持本土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兴趣缺缺。“引资”这个路子走到今天，已经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目的极大地扭曲了，把很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权利给剥夺掉了。比如珠三角，已经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庞大，回报也最丰厚的地租经济，曾在一些地方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集体经济，基本都退缩为了集体出租经济。这完全妖魔化了经济发展的路径。
而从大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的经验看，跨国公司在本土的投资中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无论最大化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出现在溢出效应中获得构成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跃进，显然任重而道远。
“以人为本”的新时代
而与经济转型相比，中国的社会转型可能更滞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极其匮乏，那时发展经济首先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基本温饱问题，因此，突出“物”、强调“物”，是必要的。但逐渐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甚至是追求GDP的增长，似乎从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变为了目的。“见物不见人”的观念成为一些人典型的思想特征。
于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推动整体的发展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而被牺牲者总是特定的某一些人，这更成了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吊诡。中国要建三峡，移民100万也成功了，这100万移民里肯定是有钉子户的，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再如国企改革，这么多企业的改革是全世界的一个大难题，中国就成功完成了，方法就是把企业卖掉，让几千万人下岗、换工作，这在别的一些国家是根本做不成的，中国成功了，代价是伤害了一部分人。不光是国企改革，很多的事都是以反复伤害特定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完成的。这也是目前社会矛盾多的根本原因。
因此，实现从“见物不见人”的粗鄙经济发展伦理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跨越，是中国下一步经济社会改革的应有之义。而“坚持以人为本”，是2003年10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当时好评如潮，但后续的发展基本上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引发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也带来了人们对幸福图景的再次审视。
但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标准，不是看这个社会打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旗号，而是看这个社会制度能给劳动者什么地位，给公民们什么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社会很不公平，那么任何主义都是虚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人民是庶民、草民，是无所谓尊严不尊严的凡夫俗子。而今天，尽管“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我们的社会对广大的弱势群体，不公平的地方仍然太多太多。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它们之所以现在有了相对合理的分配格局，那是通过了从17世纪到20世纪，300多年的斗争――其中不乏流血冲突，此外还有这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社会主义政党、派别、工人组织不停施加各种影响才争取到的一个结果。对中国而言，当农民工还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候，老板对他们的尊重恐怕只是个人的修养所致，难有普遍性，但当用工荒来袭，老板要想尽办法挽留员工时，人才会真的变得很宝贵，一系列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制度和安排，才有了现实需要和强有力的推动。
一直以来，许多城市仍把农民工当成过客，实行“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但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没有各种福利保障。用工荒的出现也许会让沿海地区政府主动给予外来人口一些应该具备的权利，外来人口受到歧视的日子，可能将要结束，中国原来的户籍制度也许因此而破产。而在城市，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导致的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增加，可能会使保姆和教授赚一样多的美国式图景在中国再现。届时，“以人为本”、“人是最宝贵的”这类目前看起来流于口号、口惠而实不至的理念，才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但是，用工荒的出现只是一个节点，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一系列制度和规则的保障，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可能沦为一句空话，而不会自动到来。
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我们需要改革分配制度，让经济社会发展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需要创造条件，对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和监督，改变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的不合理现象；需要政府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改变成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保护每个人的人权……到那时，全社会引颈呼唤的那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才有了实现的可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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