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0日,《中央日报》刊登“妖妇摄魂”的新闻。
1928年4月20日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庸人自扰的妖妇摄魂风潮》,部分内容如下:“近来,新都发生妖妇摄魂之谣,捕风捉影,轰动全城,而尤以城东城西两隅为甚,以致相约禁止孩提单独外出,恐被妖人所创。”而公安局经过缜密调查之后,才发现,“妖妇”摄魂纯属谣传,为此,4月19日公安局特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将相关内容刊登在报纸上说:“讨论良久,以为欲消弭此种谣言,非由破除迷信入手不可。结果由各界自动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广为宣传。”
这则新闻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吸引人眼球,但警察的结论对于当时的市民而言,无疑是一剂定心针、强心剂,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终于平定下来。那么,“妖妇摄魂”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发现周刊》记者82年后,为您揭开尘封多年的“妖妇摄魂”事件。
谣言四起
儿童莫名死亡疑是“妖妇摄魂”
1928年的三月,对于家住下关一带的姚姓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张氏来说,心和天气一样寒冷。张氏原来是姚家的女佣,心灵手巧,能说会道,非常讨人喜欢。1923年,姚家大少爷娶了媳妇林氏,张氏就被调拨来服侍她。姚家大少爷是单传,姚家人盼孙心切,然而,都两年过去了,林氏依旧扭着细软的小腰婀娜多姿地行走在姚家大院。这让姚家的当家人很是着急,于是,1926年春天,他们强迫大少爷娶了张氏做了二房。张氏很争气,当年底就给姚家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张氏母凭子贵,在家里的地位急速上升。然而,好日子过了还没两年,一场飞来横祸让她掉进了“冰窟窿”。
事情是这样的:春天来了,姚家刚一周岁多的孙子要到大街上玩。刚开始,张氏有点犹豫,因为,1928年的三月比往年尤其冷一些,她怕孩子会生病。但听着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嗲嗲地哀求,她的心软了。她给孩子穿了厚厚的衣服,也没和家里人打个招呼,就带他出了门,坐上马车,到城东转了一圈。她怎么也没想到,就是因为去城东转了转,她的噩梦开始了。
从城东回来后,孩子开始发烧,本以为是受凉,给孩子找了大夫,抓了驱寒的药,谁料,第二天,孩子还是不见好转,反而严重了:高烧、呕吐,皮肤开始出现淤青似的斑点。姚家慌了手脚,当他们得知张氏昨天带了孩子去了城东,当下就变了脸色。因为,深居简出的张氏并不知道,如今的南京城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最近,南京城里出现了“妖妇”,她们专门找小孩子下手。据说,她们的身上,都带有一个小瓶,一根穿着细红丝线的小针。只要“妖妇”举着针对着孩子,喊一声:“小孩”,那个小孩如果答应“哎”,其魂魄就即刻被她摄取,孩子的身体就会立时倒地。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发现,拿走“妖妇”手中的瓶子,拔下上面的木塞,就会有一缕青烟,从瓶中冉冉升起,直接渗入孩子的躯体里,那么,孩子就会痊愈。但如果没有这样做,那么,这个孩子就岌岌可危了。
姚家唯一的孙子去了城东三天之后不治身亡。街坊邻居知道后,更是对“妖妇”摄魂事件深信不疑。可是,这种事情真的会存在吗?市民们对此将会有何对策呢?
众人捉“妖”
疑似妖妇当街被捉原是良民
民国时期的老城区,“妖妇”一旦被发现还真是无处藏身
新都(作者注: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定南京为首都,媒体直到1928年,仍称其为新都)公安局一时也陷入了混乱。混乱的来源,就是“妖妇”摄魂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公安局对城里铺天盖地的这种消息不屑一顾,认为肯定是谣言。但慎重起见,公安局也派了人手进行调查。谁知到了四月中旬,公安局的调查没有什么进展,倒是不断出现市民将“妖妇”扭送至公安局的情况。
难道市民比公安局的人还有办法不成?他们是怎么判断“妖妇”的呢?
据说,他们的办法非常简单:大街上,如果看到哪位女人形迹可疑,比如,老是盯着孩子看,眼神不怀好意,鬼鬼祟祟之类,市民们就会大喝一声:“妖妇,你又想害人么?”然后,就一呼百应,大家一哄而上,群起而攻之。因为知道“妖妇”有“妖法”,所以他们靠的就是人多。
据说,那些“妖妇”被殴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痛苦的表情。就算是用利器刮她们的耳朵,也不见有血滴出来,和没事人一样。但是,如果将她们腋下肋骨处的一块膏药揭下来,她们就会立即大声叫痛,脸色痛苦异常,毫无抵抗能力。所以,到了后来,见到可疑妇人,众人将其按倒后,首先就会掀开其衣服,找寻膏药,如果找到了,立即就狠狠地揍其一顿,并将其押送至公安局处理。
可是,公安局的人办案可不能这样,他们讲求的是证据。但面对市民的义愤填膺,他们不得不慎重地对那些押送来的“妖妇”进行详细的笔录,结果发现,这些所谓的“妖妇”都是良民,根本和“摄魂”事件无关。
愁煞警局
疑案未破街上秩序堪忧
面对公安局里越来越多的“妖妇”,警员们都忧心忡忡:当所谓的“妖妇”被市民发现时,都会遭到围殴,即便岗警发现,上前阻止,也是无济于事,更有甚者,许多岗警的制服都被愤怒的市民给扯烂了。
然而,新都公安局的局长孙伯文最担心的,却不是这件案件的本身。那么,孙伯文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中央日报》上的孙伯文发布的布告或许能够解释原因:“然民众非裁判之官,街头岂审讯之地?若动辄千百成群,随意殴打,不独妨碍治安,且恐误伤人命。当此北伐进展之际,尤恐奸人混迹其间,希图扰乱。本局职在公安,不得不并顾兼筹,加意防范。除仍饬各区严密查拿外,合及布告民众,一体知悉,以后如再发现妖妇摄魂情事,应即报告就近岗警,将人犯逮送来局,自应讯明严办,不得擅自殴打,聚众滋闹。倘敢故意,定于法究不贷,其各凛遵,切切此布。”
换句话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的混战正在进行,如果这时,新政府的首都有人趁此事件,将民众的愤怒引导到别处将如何是好?
布告发布了一段时间后,扭送至公安局的“妖妇”数量大减。人们开始在别处寻找孩子突然发病的原因。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使得“妖术”摄魂的消息再次甚嚣尘上。
民国时期的警察
风波再起
巡警大白天“中了妖术”
因为此前流传的妖妇用妖术摄人魂魄的消息,受害者都是孩童,鲜有成年人,所以,大人从来都没有操心过自己也会遭到“妖术”的毒手。然而,这一年的4月19日,一名警察竟然成为第一个成年“受害者”
这名警察是东二区的巡警。当时他正在执行巡逻的任务,有一个穿着青灰哔叽夹袍的青年,面带微笑,在他的身后向其走来。青年态度很恭敬,拍了一下他的肩部,好似在问路。谁料,巡警即刻横卧地上,气息仅存。由于当时旁边还有许多路人,这名青年大为惊骇,抽身而逃。路人见到警察突然倒地人事不省,赶紧进行急救。他们根据一位老人的指导,用土法对警察进行急救。先到附近的店面找来许多鸡血,将它们涂抹在警察的脸上,然后拿来破的碗片,用锋利的一面在他的脸上划,一直到出了血为止,据说这样可以打破妖法。但是,很遗憾,这种急救法并没有救这位巡警一命,等医生赶来时,他们也回天乏术了。
该名警察突然死亡使新都公安局局长孙伯文陷入沉思,这回被怀疑的对象是一名青年男子,这又和前期流传的“妖妇”摄人魂魄事件有所不同,看来,不破除“妖术”会伤人的说法,民心将再次陷入混乱。
正当孙伯文愁眉不展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先前被要求调查近期城内孩童不明死因的法医的报告递交上来了。法医证实,那些据说被“妖妇”摄取了魂魄的孩子,都是因为得了一种新的病症――拉麻疫症。这种病的侵害对象是十岁以下的小孩,而且传染极速,后果严重,一般三四天内就会使孩童夭亡。实在不关“妖妇”的事情。
那么,拉麻疫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为何如此厉害?
真相大白
原来是流脑作怪
为了搞清当年这种怪病,记者向有关传染病医院的专家进行询问,但专家告诉记者,这种病症的名字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可能是某种急性传染病的别名。记者转而向长沙传染病医院的专家胡医生求教,胡医生也是这种观点。他告诉记者,民国时期的法定传染病病种在1916年定为8种,即霍乱、痢疾、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由此可见,拉麻疫症,并不属于这8种之内。而资料显示,1928年时,又新增了一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从当年那些孩童的死前症状来看,十分相似。
据介绍,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流脑。临床表现为发热、头痛、呕吐、皮肤粘膜瘀点,瘀斑及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征。我国早在1896年时就有了这方面的报告,但由于医疗研究水平的限制,再加上这种病症的爆发并不频繁,因此并不为人广泛所知。
据胡医生介绍,这种病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但关键的是儿童。从2~3个月开始,6个月至2岁发病率最高,以后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中小城市以2~4岁或5~9岁发病率最高,男女发病率大致相等。而发病的时间从前一年的11月份开始,到次年三四月份达高峰,5月份开始下降。它的出现和空气不流通,阳光缺少,居住拥挤及环境卫生差有关。
胡医生说,就现在的医疗条件而言,这种病一旦爆发起来,少数病人起病急骤,病情凶险,如不及时抢救,常于24小时内甚至6小时之内危及生命,此型病死率达50%,婴幼儿可达80%。“更别说八十多年前的民国时期,突然爆发这种病了。就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认知,市民出现恐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妖妇”摄人魂魄事件因法医的报告终于告一段落。为了尽快将这一消息告知大众,新都公安局召集了农工商妇女各团体,及新闻界同仁,以及该局各区署官佐,在该局会议。决定根据医士报告,大力宣传,以消除“妖妇”作祟的谣言。因为这种谣言的产生和封建迷信观念有关,因此,公安局决定要破除迷信,由各界自动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广为宣传。同时,一面请公安局卫生科方面,积极讲求市政卫生,期于最短时间,将此类病症完全扑灭。
至于那位街头暴毙的警察死因,胡医生认为,流脑也会袭击成年人,所以,不能排除他也是因此而亡。那位警察当时可能是“抱病”工作,在问路青年的突“击”之下,惊厥倒地,病发身亡。“当然,”胡医生说:“也不能排除,他是因为工作原因遭到报复,被人用很隐蔽的利器刺穿胸部而暴亡。但这只是推测而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