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驾驶歼8-2战斗机拦截美军侦察机
“中美撞机”事件后中方令美方将EP-3飞机“大卸八块”后方放行出境
2001年4月01日，美军一架EP―3电子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8时36分，美机向三亚外海抵近侦察，中国海军某部派出两架歼八飞机，对美机进行跟踪监视。9时07分，中方飞机在离我领海基线104公里处正常飞行，中方战机航向110度，美机在右侧400米处同向平行飞行，美机突然大动作向大陆内侧中方战机方向转向，其机头和左翼撞击中方一架飞机尾部，致使中方战机失控坠海，飞行员王伟跳伞，中方另一架飞机安全返航，于9时23分着陆。美方飞机肇事后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
这篇文章，是美国机长、海军上尉沙恩・奥斯本(Shane Osborn)的自述，现转载该译文的一部分，主要谈及美军飞机擅自闯入陵水机场的经过。
“红灯在闪”，温迪突然宣布，声音沉重。我看到引擎仪表的3个过热红灯，警觉到已经将引擎开到最大功率太久，如果不慢下来，可能又会烧掉一台引擎，这架飞机绝对无法再飞。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划，准备迫降。”然后对旁边副驾驶帕特里克・杰弗里说：“杰弗里，把迫降程序表念给我听。”由于压力舱壁已经有个大洞，所以不需减压。两个空调控制显示器均已失灵，因此毁弃资料的速度需要多快只能凭猜测。杰井里从资料毁弃程序表上读出的项目大多数不适用，适用的项目只有几项，包括在适当时间设定状况五，以及让全体机员准备跳伞等。
EP-3全体机组人员
我可以想像后面的人乱成一团，操作员与技术员各自忙着收拾自己的机密资料，然后由约翰・科默福德中尉收集起来放进机密盒。约翰也负责消除所有的机密数字资讯，然后他会依照迫降程序，用消防斧砸毁所有电脑。程序表最后一项是把机密资料盒和砸毁的电脑从右方舱门丢出去。我们已经飞到外海，机密盒丢出去后会沉到海中，所有书写的机密资料都会很快溶解。
飞机在擦撞后急速下坠时，我们的飞行速度可能超过400节(740公里/小时)，所承受的重力一定超过这架飞机设计上的限制，很可能它的结构已经受到重大损害。也许前起落架鼻轮转向装置的液压线会断裂，导致所有液压液完全流失，从而使方向盘的液压助力器失灵。这一来，我势必无法控制左翼承受的强大拉力而导致失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最好趁早让机员脱身，然后自己撞毁飞机。
此时我还不能弃机，海军不曾教飞行员轻易放弃。我要设法稳住机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驾驶这架飞机。但我知道，唯一生还的希望是找个机场降落，不管在哪个机场。紧急摧毁计划已经启动，我们毕竟不是处在战争状态，如果能够拯救这架飞机与机员，何必白白送死。丢弃资料稳住机员.
我用播音系统呼叫：“雷吉娜，给我一个方位，我需要一个可以立即降落的方位。”雷吉娜回答：“大约在290。”我们在下坠回升后的方向大约是往西的270度，只要把机头转向约20度，就是朝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前进。
“陵水，陵水”，我用国际紧急频率呼叫：“KR-919紧急呼救，这是一架严重受损的飞机，大约在海南岛东南方70海里处，请允许紧急降落。”在引擎轰隆声及强烈气流形成的噪音中，我听不到回答。我再次呼叫，还是听不到回答。
照约翰事后描述，当我们这架飞机与中国的歼八军机擦撞时，飞机急速下坠，随后虽恢复稳定，但机头还是朝下，接着他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下令：“准备跳伞。”于是约翰往后舱走过去，监督降落伞的分配。降落伞伞具都已照个人的身材经过调整，因此每个人必须拿到自己的降落伞。过程很顺利，没有人惊慌失措。
约翰穿好自己的降落伞、头盔及手套，在主舱门旁的跳伞位就座，然后用头盔上的麦克风透过对讲系统跟我联络：“驾驶舱，我们准备要跳机。”但是听不到我回答。机员已经排成一列，抓住头上的拉环，个人检查自己的跳伞装备。
就在此时，约翰听到我透过播音系统呼叫：“启动紧急摧毁计划，准备迫降”。
机员立刻放开拉环，每个人把自己的机密资料交给约翰，然后约翰把机密资料收集到机密盒，再用消防斧狠砸所有笔记本电脑的键盘，等确定没有遗漏之后，他走到右方舱门下方，准备打开舱门，完成紧急摧毁程序。
当后舱乱成一团时，我对杰井里大喊：“你来掌控”。然后我起身准备穿上跳伞装备，这时约翰突然出现我身后，帮我穿上降落伞。其实我知道等机员都跳伞后，我自己再到后舱跳伞已经来不及，但是我已经下令大家准备跳伞，如果我自己不穿降落伞，会影响机员的心理。约翰对我喊道：“我准备打开舱门”。我猛点头也大喊说：“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不管你什么时候开舱门，我们要飞往陵水。”
我跟杰井里换回位置，从左边窗户望出去，可以清楚看到一号引擎受损的情况：虽然叶片仍快速转动，但有两个叶片被削掉30多厘米，难怪飞机震动得这么厉害，好像要散掉一样。在叶片脱离引擎击穿机身之前，我们一定要设法迫降。
我戴上耳机，接手掌控操纵杆。帕特里克透过紧急频率直接呼叫陵水机场。我感受到机身的压力改变，知道约翰已经打开右方舱门丢弃机密资料。
飞机的高度表已经出故障，指针在8000英尺(2400米)上下大幅晃动，尽管地平线及其他仪表显示飞机已经稳定下来。我不是很担心，因为雷达高度表还在运作，在飞机到达5000英尺(1500米)高度时就会显示精确的读数。
雾中摸索闯入海南
海南岛中央有座山，在这个高度与距离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但是雾太浓，能见度不足。我大声问：“雷吉娜，机场在哪里？”雷吉娜回答，“保持290度，直到看见机场为止。”
这时我决定降低高度。飞机引擎仍保持在接近最大功率，我把3台引擎的动力杆抓在右手，用左手抓住主失灵的一号引擎的动力杆，然后减低大约100个轴马力。飞机水平猛然倾斜，左翼与机头急速下坠，高度突然大幅下降，令我大吃一惊。我把动力杆再次往前推，感觉到速度增加、下降停止。我必须以高速让飞机更为缓慢地下降，才能使飞机不至于失控。
约翰后来说明了他在机舱尾部遭遇的情况。他陷入呼啸不止的气流中，一手抓住机舱外框，另一手抓住已破碎的电脑。他想把电脑抛到风吹不到的地方，并将自己上半身推离已掀开的舱盖。不过，第三号引擎震耳欲聋的一阵爆炸，极可能将他吸到飞机外。
他对后面两个机员喊：“抓住我的降落伞。”他们随即紧抓他的系带，然后将他往后拉。接着，他将黑色扁平的电脑一个个丢到强风中，它们如枯叶般被吹走。
“紧急销毁”清单中的项目现在已全部处理完毕。约翰拿起舱盖锁定在舱架上。我通知帕特里克说：“进入状况五。我们准备降落。”
帕特里克按了按电钮传达命令：“状况五”。我微微将动力杆往后拉，直到将飞机速度减到降落速度。我的手臂酸痛无力，因此由帕特里克与我轮流驾驶。每个人三四分钟，一切还算控制得当。在我们降到大约5000英尺高空密度较厚及较潮的空气时，发觉已可小心翼翼地将操纵杆从垂直角度往左旋转到大的75度，让我们驾驶起来较容易，但由于机体持续震动，仍须费番力气才能控制往飞机。
最后，海南岛上青色山脊出现在前方一片浓雾中。当时，我负责驾驶机，帕特里克打开无线电。他以缓慢清楚声音说了两次：“陵水。KR-919要求紧急降落。我们是一架严重受损飞机，地点在海南南方约5英里(8公里)。我们必须紧急降落。”
对方没回答。在飞临海岸时，我们从前方云雾中可见岛上一座小型城市发出的灯光。照规定，海军飞行员不可将受损飞机飞到城市上空。我加了点动力将机身右倾飞离了该岛。在找到陵水机场的位置前，我们还须盘旋一阵。很不幸，我们未携带该机场详尽的进场图表，否则应可查出降落方向、跑道长度、塔台通讯频率及他们的航行辅助设备等资料。我们通常会携带这个区域内各大机场进场图表。不过，没人料到我们有一天会试图将一架受损飞机降落在一座中国军用机场。
在我们缓慢盘旋，下降到海平面2000英尺(600米)时，雷吉娜会用她的精准导航设备提供降落方向给我。我说：“雷吉娜，给我方向好吗？”她谨慎地说：“你该看到一座城市。然后是一条河流。机场就在左方。”
在完成360度回转后，我前倾看到了西面两座青色山岭，城的东西有处弯曲海滩。这幅景色很像夏威夷群岛的瓦胡岛上的卡尼欧黑海湾。褐色的水泥跑道在第一座山岭后方浮现。
我喊道：“陵水。我看到机场了。”在我们以1000英尺(300米)高度飞越海滩的白色半月湾时，我扳动升降舵，但它却动也不动。我一阵惊恐：机尾部分已受损，不能用力猛扳。
手册无用仅凭经验
以此之前，军士长麦洛斯一直注意看我及帕特驾驶，并监视每个仪器，以确保还完好的引擎仍在顺利运转。驾驶舱内，我们3人都全神贯注在降落动作上。
在我们接近海南时，军士长一直忙着翻阅紧急手册，为我们面临的降落难题寻找解决办法。不过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航速显示器丧失功能、撞掉的机首及不能转动的襟翼这些难题，无法在手册上找到答案。
我们以1000英尺高度飞越地面上的棕榈林及一片片只褐色的干稻田时，仪表上显示地面速度为220节(407公里/小时)。我们只能将这个数目拿来参与。军士长喊说：“143节(265公里/小时)是我们不用襟翼的降落速度。”不过，既然我无从判断我们的正确航速，我们只能在进场最后阶段加快速度。我说：“照这个速度加30节。”
我将动力杆向前推了1英寸加快速度。闪闪发亮的跑道就摊开在前面，与我们的航向成垂直角度。我准备以这个角度飞越机场。在800英尺(240米)高度，我可以检视机场。不过，在飞越机场后我必须左倾30度以免撞上山坡。在正常情况下我想都不必想即可完成这个动作。今天以这根操纵杆要拉到适当角度却又不能超过，让我倍感吃力。
我们以大约700英尺(210米)高度飞越机场。跑道上没有飞机或车辆。我看见右方一排露天式机窝，每个机窝内都停有一架歼八战机。不过，现在可不是观光的时候。
我屏住呼吸，将飞机左倾以免撞上山坡。我告知帕特：“起落架放下。查验降落步骤。”帕特的双手在座椅两旁摸索。他着急地问道：“查验单呢？”结果，查验单已经跟机密资料一起丢了。我说：“帕特，起落架放下。”帕特伸手抓住轮胎形的起落架把手，并往下扳。
我们3个人屏住呼吸看着仪表板右方的起落架位置显示器从“上”转变成“下”。由于机首破损，起落架放下的声音比平常要大。看来，起落架并未受损。
从撞机那刻开始，一直存在我心中的那股恐惧感终于解脱了。我了解到，我们可以存活了。我喊道：“现在，我们有3个起落架放下并锁定。”“没错，”他说，即使在一片气流嘈杂声中，他的声音也明显含有一股解脱感觉。
我在约500英尺(150米)高度转弯，并朝北准备再转弯飞回降落。因为无法与塔台通话，我无从得知风速。跑道两旁也没有指示牌显示跑道长度。不过，既然是歼八基地，应该长得够我们下降。反正，不够长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得降落了。
我向帕特说：“报告地面速度，一直到我们降落为止。”由于飞机受损，我不能照正常的机首朝上方式降落，即后起落架先着地，前起落架后着地的方式。今天，我准备以类似雄猫式战机降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方式降落。至少，我不必像雄猫飞行员一样试图去钩缆线。
另外，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着地不顺，我没有拉起再降落一次的机会。机身的受损状况，再加上机身重量，不允许我们有另一次机会。我必须在第一次降落时就让飞机安全着地。
宽广的混凝土跑道就在我们下方，我把操纵杆慢慢往后拉，速度降低。这架大飞机轻轻地落地，我们几乎感觉不到起落架碰触到地面。
EP-3滑过跑道，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只有15秒钟可以停下飞机，但是3台发动机正以130节(240公里/小时)的速度拉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跑。在这样高的速度下，发动机很难反转，我也无法正确判断转速，只能等候仪表板上的信号指示。
绿灯一亮，我立刻拉住3台发动机的动力杆，让螺旋桨开始反转，同时控制方向舵，尽量让飞机维持直线行进。这时飞机不停抖动，但是速度立刻慢了下来。我对自己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突然间，我听到后方组员发出尖叫声与欢呼声，我深深呼了一口气，转庆看着帕特里克和麦洛斯，一切尽在不言中：真不恨相信我们还活着。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让我悚然一惊：我们虽然还活着，但如今人在中国。
我轻踩制动器，放缓飞机速度。跑道很颠簸，方形水泥块的隙缝中冒出小草，左前方，两辆满戴士兵的绿色军用卡车，驶过塔台。
我跟帕特里克与麦洛斯说：“看来他们已在等我们。”帕特里克说：“他们大概侦测到我们飞机的信号。”
显然对方知道我们要来。杰弗里曾看见没有失事的另外那架歼八跟我们平行飞了几分钟，后来便向海南岛飞去。
我们快到跑道尽头时，一名穿短袖的地勤人员，走过来挥手示意要我们滑行。他挥动右臂，要我们向左滑行到停机坪，卡车这时已开到前方，士兵纷纷跳下来。大约三分之一携带AK47冲锋枪。我听从了命令。
虽然引擎仍从损毁的压力舱传出转动声，现在已没有高速气流扑面而来，对讲的通讯清楚多了。我问约翰：“舱内一切没问题了吗？”
他立即回答：“还没有；给我一分钟，好不好？”
在执行紧急摧毁计划时，无线电联系必须在“零”状态，后舱的人需要几分钟启动这个设备。我完成转向动作。中国军官举手示意，要我们停在卡车旁边。我不断点头表示我懂并愿意合作，并启动制动装置停机。军官要我们关掉引擎，军队也包围了飞机。从停机坪望过去，有几栋橘色屋顶的水泥建筑，有几株棕榈在风中摇弋，我也看到稻田和远处的茅屋，我们已身在中国的军用机场，是错不了的。除了武装军人和我们之外，没有其他的人。
约翰知道此刻时间分秒必争，而我却需要尽量在不惹怒对方的情况下拖延时间。我使用遇除频率对着无线电话筒说：“陵水，陵水，这是KR-919。我们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让引擎冷却。”
那当然只是拖延时间的借口，我希望他们会相信。我的确需要时间来处理紧急事项。
尽量拖，我跟自己说。我们必须向太平洋美军司令部报告我们的遭遇，让指挥部得到第一手信息。
此时，中国军官变得异常坚持，他指着引擎，手划过脖子。我已不能拿手下机组人员的生命跟我这些拿AK47的人开玩笑。
麦洛斯把引擎动力杆拉下，关掉油门。四号螺旋桨停止转动后，中国军官似乎松了一口气。他们大概不敢在二、三号引擎还在转动的情形下，贸然把梯子架上机翼，太危险了。
“麦洛斯，情报送好了没有？”
“好了。”口气有些无可奈何，“可是指挥部他们要我们再拖个几分钟。”
“麦洛斯，关掉三号跟二号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开着。”
我可以想像指挥部那边的情形，我们的报告肯定已经引起一片紧张气氛，无线电通讯的操作员一定接到尽可能保持通讯管道畅通的命令。然而我们的无线电需要电力，而电力要靠引擎或驾驶舱下方的辅助动力装置来供应。
关掉最后两个引擎，可能拖了两分钟，但我不能再冒险拖下去。约翰一定已把简要的事情经过传回美国军方：一架中国歼八军机与我机在南海上空擦撞，我机严重损坏，机员平安。紧急破坏计划执行完毕，我们迫降在最近的陵水机场。
一架机身漆成蓝灰保护色的双螺旋桨中国军用运输机滑到跑道尽头，跑道上的热气上腾，引擎加速，朝我们进场的方向迅速起飞，向东南方飞去。我说：他们是搜寻失踪的歼八飞行员去了。我希望他们找得到他。
引擎关掉后，辅助动力装置的声音显得特别大，那名中国军官又开始比划起来，要我们把辅助动力装置也关掉。
我对麦洛斯说：“关掉吧！”
我解开安全带，走向机尾。舱内到处都是碎玻璃与毁掉的电信器材。辅助动力关掉后，空调也关了，舱内燥热不堪，我的衣领已湿透。我扯掉降落伞和救生衣，扔在通讯设备上面。这时对方已将我机包围。我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跟对方打交道的人。
下面一群穿军便服的军人看着我，其中一人是译员，英语不甚流利。他说：“不要在飞机内走动。”一面说，一面看着我身后的机员，“有没有人需要就医？”
我摇摇头：“我们没事。”
我方的机员仍在舱内通讯设备前忙着。译员又说：“不要再动设备。”另一名机员跑过门口，他又命令：“不准在舱内跑动。”这次声音严厉许多。
中国军官说了一些话，译员说：“你们有没有带武器？武器要交出来。”
我不断摇头说我们没有武器。
“果真？”
“是的。”
骄阳在机场上空发威，我紧张得口干舌燥，但我们现在在中国境内，我是任务指挥官，我必须冷静处理一切状况。
军官用手持电话与上级联系。这时又有一名机员跑过我身后。他喝道：“不准活动！”拿AK47的年轻士兵看起来神情紧张而随时戒备。
我回头向舱内喊：“不要再从门这里跑来跑去。”
军官命令说：“你下来。”
我摇头说：“我们不希望下飞机。可以借用电话吗？”
我又说：“如果我跟你们去，你们可以让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得向指挥部报告我们平安。”
军官回答：“办不到。那个由我们来管，你不用担心。”译员要我们下飞机。
我听见命令，看见更多的武装士兵在机翼与机尾之间整队。我们已经完成紧急破坏计划，可以离开了。跑道上的人个个都有武器，我们没有，如果他们要向我们动武或无礼，他们完全办得到。他们可能饿死我们或枪毙我们，既然要被迫留下来，没有必要把事情再进一步弄糟。
我跟约翰说：“该下机了。”
他摇下折梯，我第一个下来。
机员鱼贯下来，他们下来时，我一一点头，有的人显然被这样的阵势吓坏了，有的人则力持镇定。麦洛斯是最后一个下机的。
中国军官要上飞机。
我对他说：“你不能上去，它是美国财产。”
译员点头说：“好，我们暂时不会上去，会替你们看守。”
我问：“我可不可以把飞机门锁起来？”
“不可以。”
我们谈话之际，一辆中型褐色巴士驶来，对方要我们上车。译员指示把两箱瓶装矿泉水和宝岛牌香烟分发给我们。机组人员中有半数是老烟枪，一上车就点起烟来，车子里的空气变坏。我可以要他们不要抽，可是我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什么话也没说，忍着。
我问：“我们要到哪儿去？”
“休息。”
我们坐着，不断灌水，同时吸着刺鼻的烟味。他们后来用小型的厢型车，让我们4个人一组去方便。我坚持我方人员分组如厕时要受到保护。从厕所看来，我们在陵水下榻的设施不会高明。
我往窗外望去，看见棕榈叶在微风中摇动，有些农民从庄稼地里伸头好奇地看我们。前面有歼八战斗机的尾翼从隆起的机窝掩体中伸出，我知这便是拦截我机的两架歼八战斗机的基地。
译员上了巴士说：“我们要带你们去吃饭。”
我们前往的餐厅设在水泥建筑中，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里面居然有冷气。我们有点害怕地鱼贯走入，看到一个大型投影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节目，更是大吃一惊。餐厅服务员半张着嘴盯着我们看，我明白我们大概是他们这辈子仅见的西方人。
我们每人都分到一个餐盘，并可选择叉子或筷子。午餐份量只能充饥：米饭、青菜、一些煮鱼。不过，麦洛斯却把剩菜吃得津津有味。像他这种老水兵，知道吃总比不吃好。我也是吃得点滴不剩――对自己的饥饿感到有些惊讶。然后，那位军官及译员把我感到餐厅外头。
译员说：“把机上所有人名字写下。”接着，他把一张纸及一支原子笔交给我。餐厅外除了树干无处可写字，因此他们让我返回餐厅在餐桌上写。有些机员由于历经折腾已经在打盹。我也累了，所以写得很慢。
在此同时，两位尉级军官走进来，并自我介绍是我们新的“正式”译员。其中一位年轻军官说：“我是董林(音)少尉。”
另一位说：“要带你们去午睡。”
我们鱼贯走出餐厅。我又是最后离开，因为要清点经过我的每个人。军官营房就在不远处，是栋两层楼建筑。我们被带到二楼。
阿甘少尉说：“你分配房间吧。”我等到每个人都挑好房间后，再把帕特及约翰拉到一旁，与他们共用一房。房间陈设都差不多。功能甚佳的壁挂冷气以及灰色床单。一切还算不错。至少机员都还在一起，且可自由在走廊上走动。
大伙儿挑好房间后，我叫他们到外头集合，一方面避免被窃听，一方面也方便讲话。我指指耳朵说：“在里头讲话要小心。可能有人窃听。大家保持冷静。我们会一起渡过难关。”
我转向麦洛斯说：“军士长，今晚派个轮哨卫兵，以保一切平安。”他回答说：“知道了。”我知道自己不必多说，他们会去处理细节。
半小时后，一等兵库尔森列出了一张卫兵排班表。每小时一班，每班两人，分别守卫走廊两边。如此，哨兵夜里即可看到机员从房间走到走廊尽头如厕的动态。
稍后，我跟几位机员在走廊上讨论对方可能的下一动作。麦洛斯抽了口中国香烟后说：“我们可能遭审问。”我答说：“我们受到这方面训练，知道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大家沉重地点了点头。我说：“听着，我们飞机在这里迫降，他们一定会很好奇。我们不必主动告诉他们太多，但他们需要知道事实真相。这点我们得告诉他们。”
晚间就寝时，我浑身疲累但无法入睡，脑海里尽是胡思乱想。撞机过程的惊悚画历历在目。等到我驱走这些景象时，我又为不能预知下一步可能发生之事而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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