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穷不能“穷”领导 再苦只好“苦”老师

　　“工作20多年的一线教师待遇，还不如20多岁的学校团委书记。”广东省自实行教师绩效工资以来，一些地区和学校分配方案出现“偏行政、轻教学”的现象———各学校在制定绩效分配方案时，明显向行政管理人员倾斜，行政人员最高工资可达一线教师的3.5倍。

　　绩效工资变成了官效工资，引起强烈反响。（2月22日《人民日报》）

　　绩效工资，听起来赏心，看起来悦目。所以，绩效工资在实施之时，赢得了许多叫好之声，众多一线教师欣喜若狂。可是，再多的叫好之声，也解决不了教师之于权力的不对称地位：属于权力的，老师们只有望眼欲穿的份儿；属于教师的，权力却可以随意拿走。“教的再好不如当个好领导”，形象地揭露出了绩效工资的实施现状——只与权力有关，而与绩效无关。

　　笔者所在县区教育局领导在开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地方实施绩效工资，就像猴子捞月亮”。联系到前些日子，某些省份在实施绩效工资时“考核量化师德”的现象，我们必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了：为什么待遇的提高一定要伴有道德的量化？且量化是由领导说了算，仿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般？真正的绩效工资又该以怎样的绩效来考核？什么样的方式最为公平？财政有困难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落实此政策？所有的问题都在倒逼着绩效工资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更直接点出了教育之于行政的附庸地位——教育行政化、学校官僚化。

　　有行政和官僚，就难免一颗权力自肥之心；有权力的自肥，就必须有人出让神圣的权利。任《教师法》在法律上多么庄严，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名誉上多么神圣，一个教育局、一个校长、一个主任就能够让这所有的神圣变成“永远的传说”。这不是危言耸听，看看一个周围的教育之怪现象吧：校长为了完成教育局制定的政绩，可以不惜一切地去贯彻应试教育，那些披上奴隶主的恶名也在所不惜。而一旦为教育局长争了光、添了彩，还当然会让学校门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这样的语境下，再谈见到一点利益，就被领导们层层分刮的现象，又算得了什么？

　　近日“教育经费要达到GDP4%”的新闻又被炒了出来。其实，之所以出现教育经费只喊不涨的现象，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时下被权力控制的教育体制。权力要的是政绩，教育要的资金，当教育的奖金不能像养鸡场那样产生鸡蛋制造GDP时，权力当然不喜欢让白花花的银子如流水般淌走。于是，十几年过去了，4%的标准一直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更高的5%、6%或是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

　　虽说对于有能力实施绩效工资的地区来说，教师们在领导的夹缝中还能分到一块蛋糕，可这样的蛋糕作为一种权利来说，未免也太过可怜了吧。这样的权利很像来自于权力的施舍，而不像真正的赋予与实现。所以绩效工资只激励了领导，对于教师们说，更像“九儒十丐”时代的乞讨：权力的大爷大妈们，给点吃的吧……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是个美好的社会愿望，可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只能变异成个“再穷不能穷领导”的怪异基因了。（红网 王传涛）

　　绩效工资不能沦为“官效工资”

　　“教得再好，不如当个领导”———这是大学校园里普遍上演的官本位闹剧，数十名博导挤破头争当处长就是生动的注脚。

　　没想到，这股歪风竟然刮向中小学，而下出如此怪蛋所借的“壳”，竟是旨在教育公平的绩效工资改革，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而据笔者对国内教育界朋友的咨询所知，这种倾斜与扭曲并非个别现象：政策要求，绩效工资应向一线老师倾斜，但到了具体层面，很多教师感受不到这种倾斜，反倒眼见着领导层的工资涨了起来。

　　改来改去，甜点都改到人家盘子里，也就难怪会有“干活不如干部”的感慨了。

　　有教育管理者回应说：这很正常，绩效改革必然是有高有低，个体不能代表整体。这话倒也不算全错。所谓绩效工资，便是要打破大锅饭，奖勤罚懒，有多有少，本是题中之意，哪里能人人都皆大欢喜？

　　但于教育行业而言，一线教师的付出与积极性，直接关系着教学质量的高低，所以国家才在制定政策时明确规定应向一线教师倾斜。如果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教师收入增长普遍不如领导，岂不是公然与国家唱反调？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倾斜一线公然搞成倾斜领导，他们的胆量从何而来？要说起来，无外乎是利益壮人胆、改革“偏爱”改革者的新版本罢了。当前各地绩效改革虽然操作方法不同，但基本都是给个原则后，把权限下放，由地方教育局甚至学校自行制定改革方案，并具体实施。在道德底线一再滑落的今天，号召“倾斜”注定只能是约束君子约束不了“小人”，让学校领导与行政团队自己制定政策，自己给自己分蛋糕，又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分配公平自然成为奢望。更令人忧心的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教师的话语权极其微弱，根本没有政策参与权。据笔者调研，大多数地方的教师都是在政策铺开后才明白事关自己利益的改革已经尘埃落定，纵然满腹不平，也只能喟然长叹，或者得出“还是当领导好”这等灰色的心得。

　　改革必须遵从的逻辑，是有权力的人不能给自己分蛋糕，也不能自己优先选择蛋糕，否则私利就一定会催生腐败。前一阵子炒得沸沸扬扬的国企老总给自己定天价薪酬的事件就是铁证。教师绩效的“蛋糕”分配，貌似不大，但因波及面太广，影响更为深远。国家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教师，教师待遇的小问题不解决好，就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大问题。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搞绩效工资是国家一项重大的教育改革措施，当好花没结出好果、绩效变成“官效”与“官笑”的时候，应该毫不回避、勇敢地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修补好这个“有缝的鸡蛋”。

　　一是在政策程序上引入教师职代会程序，让教师全面、深入地参与，避免政策本身的变形走样，并赋予教师职代会政策修订权，及时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

　　二是应该在政策内容上，考虑把学校领导层的绩效考核与普通教师的绩效评定分开，改由学校领导来评定教师的工作表现，由教育局领导来评定学校领导的工作业绩，车行车道，马行马道，避免一线教师和管理层一个锅里搅马勺却由管理层分配主动权。

　　总之，教育过度行政化的恶风不能借着“绩效改革”的幌子再吹到中小学里，及时搞好制度防火墙，才能杜绝权力扭曲改革、权利遭到漠视的恶性循环。（华商晨报 毕诗成）

　　“不如当个领导”是“官本位”的直白

　　“不如当个领导”只是“官本位”的直白。“官本位”在我国究竟是属于潜规则，还是属于公开的阳谋，早已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官本位”恐怕不仅是广东省“一些地区和学校”的现象，而是所有地区和学校的现象；不仅是广东省的现象，而是全国性的现象；不仅是教育行业的现象，而是所有社会组织中的普遍现象。

　　这样的立论，当然有些武断，而缺乏广泛的社会调查作为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官本位”现象的存在范围和社会影响，从定性研究过度到定量研究，是一个需要重大付出的课题。就定性层面来讲，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几千年的大一统封建集权机制，必然导致“官本位”意识流动在社会肌体的每一根血管，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官僚体制有上而下决定格局的性质不变，“官本位”的意识就会“合理”地存在。“偏行政、轻教学”，不过是“官本位”的冰山一角。当利益的天平无一例外地严重倾斜向“官”的戥盘时，生存的本能和逐利的本性，迫使人们削尖脑袋甚至不择手段地钻营官场，就没有什么好谴责的。谴责也没有用。

　　因为即使“官本位”闻起来臭，却吃起来香，就像臭豆腐一样。然而作为社会有识之士的学者专家们，就不能止于我等草根百姓的认识。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养兵千日，也希望用兵一时为自己指点迷津。所以“官本位”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对于改革开放的纵深进发，对于当今民族复兴国家昌盛，利弊关系如何，真该有一番分析。（荆楚网 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