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模式，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Ｐ６８）
但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还有什么用？
四 整风的压力
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崛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Ｐ１９９）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Ｐ２３２）──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本来一九四一年九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所以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重新成立中央总学委，就由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有力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一九四二年六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八月八日，又说中央党校已挖出二百五十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参见杨奎松《恩恩怨怨》Ｐ１５３，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遍及延安的恐怖是整风的强大的威慑力。绥德抗大分校的副校长就说过：“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思痛录》Ｐ１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都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在这种气氛下，哪个高级干部敢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因此可以在一九四三年的九月再来和王明等人算帐。
九月七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九月十三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四一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Ｐ２９０）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Ｐ２８８）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Ｐ２７７）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十月十四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Ｐ２９７）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五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一九四○年三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四一年九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三年三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Ｐ７０）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是二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但他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在苏区肃反中是支持毛的。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紧密聚合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革命时代当然不会庸俗到“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女性）的程度，但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所以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为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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