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贪官:中国老百姓无奈的寄托

　　1月25日，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应收受贿赂受910万余元被起诉。但在各大新闻网站的回帖和洛阳当地论坛中，却赋予了孙善武另外一个称号——“好贪官”。甚至有人留下”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是非曲直留给老百姓去说”这样的文字。“好贪官”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特殊产物，那么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

　　贪官的另一面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

　　铁腕行政，酷爱现场办公 

　　三门峡市记者黎明说，三门峡建立交桥时，孙善武每天早上6点就来到桥梁工地上。三门峡全市67个乡镇，孙善武当书记时跑了个遍。担任洛阳市委书记的孙善武作风强悍，酷爱现场办公，人称“自从来了孙善武，洛阳没有市政府”。

　　担任洛阳市委书记后，孙善武跟各区委书记、区长说的一句话是：“这条路你们能不能打开？能打开你们就打，不能打开就集体辞职，我找人来打！”由此得名为“孙善扒”。孙善武还提出“高楼要快建快批，矮楼旧楼要快拆快规划，要早日实现洛河新区耸立一百幢高层建筑的目标”。2007年，洛阳在“创卫活动”中，法官上街捡烟头、街道办出钱收购苍蝇、关闭沿街商业门店，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呢，但“好贪官“之名还是毫不留情落在了孙善武的身上。

　　与百姓密切相关的市政改造成绩斐然

　　孙善武到任洛阳后即大拆违章建筑，半年大拆违章建筑，改善了洛阳市区陈旧、拥堵的面貌，打通了凯旋西路、王城大道，新建了森林公园，发展了洛浦公园，对于洛阳市民来说，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孙善武还主导了70多平方公里洛南新区的建设，由于洛阳是北方少有的丰水城市，这片新区不仅现代化，而且生态很好，成为了洛阳人的骄傲，也帮孙善武收获了市民的“拥戴”。

　　除了老百姓的观感之外，孙善武当政的十五期间，洛阳经济也确实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在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居第43位，是近三年来全国50强城市中唯一的公开年位次均有提升的城市。由此，洛阳郑州谁更强的话题尘封已久，如今再度为人所津津乐道，洛阳人的自豪感也再度涌现。

　　好贪官的三个标准

　　贪官而能够获得一定的民众口碑，其实并不始于孙善武。最早如沈阳市委书记慕绥新以及市长马向东，其贪腐行为固然为人唾弃，但谈及其主政期间的市政建设等政绩，民众也有所肯定。褒贬之中，既隐含在腐败日趋严重的大背景下民众的某种无奈，也折射出民众对官员期待的重心所在。而这种民众期待的形成，大致有三个因素： 
 

洛阳市市容市貌 

　　城市竞争力是好贪官的重要使命

　　中国地方政府既是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又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本身就被民众寄予厚望。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之间更处在相对竞争的态势之中，在这种竞争态势下，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兴办项目，无一不处在与其他地方的竞争当中，地方主政者的作为和效率，往往决定了一方经济发展的走向。不仅官员要面对地方竞争的压力，民众也无时不在与其他地方相比较，这种官员和民众之间的期待相耦合，既塑造了民众对主政者的期待与评价，地区竞争也由此被部分经济学家看作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在这一背景下，主政者是否实干，是否大刀阔斧，是否具有效率，成为民众衡量当地主政者的首要标准。

　　基础设施建设是好贪官的重要指标 

　　进入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到了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门槛。在这一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道路、桥梁、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配套、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直接决定了该地区是否具备招商引资、兴建项目的基础条件，也直接决定了该地区民众能否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顺风车。于上，是主政者的政绩考量以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自我期许，于下，则是受到发展前景感召的民众，越来越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希望寄托到了主政者身上，并以此形成对主政者的评价。在这一阶段中，当政者能否具有清晰的发展思路，抓住基础设施这一核心命题推动经济发展，不仅是上级考核的核心，也是民众口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贪官还必须是政治强人 

　　既要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又要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还要有效地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很难实现的任务，然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敏锐的主政者即发现，通过对城市的整体改造，可以最大限度地同时满足以上需求：迅猛的基础建设和市政建设，本身就是塑造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给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带来立杆见影的改变。如果能够抓住城市整体改造这一主线，雷厉风行，那么，不仅能够满足上级的GDP考核要求，也能满足民众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望，以及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综观这10多年来的改革风云人物，几乎如出一辙地以城市整体改造为主轴，其手笔之大，手段之强，也有如一人。

　　好贪官的产出机制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其他矛盾

现实政治模式下民众迷信父式权利

　　市政建设是民众唯一能感知的标准

　　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只能收入三成左右的税收，却要负担七成左右的财政支出，在这种分税制和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地方官员很难在与百姓切实相关的社保、医疗和教育等领域有切实的动作。而多年来，他们又总结出卖地经济、经营城市等驾轻就熟的手段，所以，市政建设也成了中国百姓几乎唯一可直接感知的亮点。而在官员贪腐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个贪官只要能被感知到亮点，就会被百姓所怀念，这只能说是标准其实很低。

　　现实政治模式下民众迷信父式权利

　　民众将改善自身经济状态和生活质量的希望寄托给了雷厉风行的城市改造者，同时也就默认了主政者拥有巨大权力的合理性。上级出于GDP增速的考量与民众对效率和实干的追求，也同时默认了主政者独断专行的部分合理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中牵涉利益众多，矛盾纷纭，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几乎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都以铁腕著称，表现为决策群体的小圈子，决策程序的简单封闭，以及决策执行更多地依赖于强制手段，从好的方面说，这造就了令人瞩目的各种“速度”和“奇迹”，而从另一个方面，除了制造出相当的社会矛盾之外，也在无形中放大了主政者不守约束的权力，“绝对的权力绝对地造就腐败”，一些主政者因此而落马，并不出人意料。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其他矛盾

　　只要主政者能够带来足够高的发展速度，以及相应而产生的各种经济机会，民众就会基本满意。至于在这一过程中有部分收益被侵占，由于对民众利益的损害相对间接，且被生活质量的实际改善所冲抵，这就造成了民众对带来城市面貌迅速改善的主政者的某种“宽容”，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民众就此丧失了正义感和是非判断，但确实反映出在举国若狂的经济追求中，民众将经济发展放在了更优先的位置。

　　好贪官给了民众一种五味杂陈的心理寄托：他们尽管贪了点，但还是干事的。这是一种失落、痛苦而又故作安慰的心理。这种心态甚至发展为：“宁肯要一个能干的贪官，也不要一个不作为的清官。”事实上，好贪官论的出现，其实是民众心里底线一低再低的结果。 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是中国吏治的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