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6·30”特大醉驾案致5死4伤（其中一名孕妇），肇事司机——江苏某建筑工程承包人张明宝，被南京中院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被告方未上诉，检方拒绝受害者家属抗诉申请，1月3日判决生效，罪犯张明宝开始服刑。（综合南京官方媒体消息）
张明宝醉驾案，情节和后果极其恶劣，反响强烈，举国震惊愤慨。不判张明宝死刑，不仅受害者家属接受不了，而且网络愤怒潮涌。为了平息公众不满，南京中院、检察院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解释：张明宝案一审判决符合最高院精神，量刑慎重、适当。其理由有三。
一是张明宝认罪态度较好。能主动配合公安司法机构调查，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张的犯罪事实如“铁板钉钉”，“秃头虱子”，警方可轻而易举地侦破确定，本人供认与否、认罪态度如何都无关紧要，既“讳”不了，且“讳”亦无用？“认罪态度较好”之说，未免太牵强。
二是有悔罪表现，即对受害家属积极赔款。张明宝是个包工头、小老板，属于富人阶层，有钱来“表现”。如果肇事者是一个穷出租车师傅或是一个开机动三轮车的穷卖菜的，毫无赔偿能力，没有钱“表现”，是不是就是无“悔罪表现”，必须判死？如此，就充分显现我们的法律是优待富人的。
三是“在醉酒致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酿成惨祸，主观上并不希望和积极追求严重危害结果的发生，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较轻”。这一条理由几近荒唐，如果说“醉酒致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酿成惨祸”可以作为认定“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较轻”的依据，那岂不是在鼓励醉驾，喝酒越多越混越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越可以从宽处罚？其实，张明宝的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当突出，且不说喝酒驾车本身就存在主观恶性，更在于，他在肇事后，没有刹车没有减速，反而加速行驶，“一不做二休”地撞下去，以至撞死5人撞伤4人撞毁6辆轿车，事实证明他是“积极追求严重危害结果”的。
再者，张明宝的交通违章档案记录显示，他从2006年8月到2009年4月，有80次违法行为记录，其中超速39起，多次闯红灯，可见他原本就是一个十恶的“马路危险分子”。综上所述，足见南京中院和检察院关于“张明宝案”一审判决“量刑慎重、适当”的说词，于法不符，于理相悖，当然难以平息受害者家属的愤怒，也无法让公众信服。人们怀疑此案另有“玄机”或“猫腻”，不能说没有道理。
不过，日前听了一位官场智者的宏论之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说，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判死而不判死，是中国公检法传统的一以贯之的“潜理规则”和“潜理理由”使然——
一是主政者的意志。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架构下，公检法“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地独立办案，职能是奢望和口水，必须遵照公共的婆婆——政法委书记的意志行事。政法委书记何也？他就是党代表，行使党管案件的决定权。“听党话，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是中国官场人刻骨铭心的行政理念，无庸置疑。所以，我们有理由坚信，张明宝不判死，是主政者的旨意和需要。据南京官方媒体报道，一审判决后，受害者家属对抗情绪极其强烈，声言要一直申诉下去。为了安抚平息他们的对抗情绪，当地政法委官员亲自做他们的工作。其目的很浅明，就是要他们“听党话，服从党的安排”，不然，要你政法委做什么工作，轮不上呀。
说句题外话，这种党的政法委书记统辖公检法的体制，原本就是违宪的“人治”的模式。由公检法的“总婆婆”政法委书记一人负总责，颐指气使，独立办案、公正办案，永远不可能！
二是大局的需要。与全省全国经济发展、GDP增长的大局相比，一起醉酒驾车肇事案不过是个小局，不能因为小局的重判影响大局的发展。如果醉驾肇事死了几个人，司机就判死刑，那就会影响国民买车的积极性，大家买车的积极性下降了，轿车（包括各种机动车）的生产就要直接受影响，那经济发展、GDP就必然受挫。再说了，祸从酒起，多喝点酒醉驾了，难免肇事撞死人，这都要判死刑，哪谁还敢喝酒，大家都不喝酒了，酿酒产业就要受害，也要影响GDP增长。
面对这种高谈阔论，我还能说什么呢，惟有缄默，惟有心惊肉跳。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受害者家属仍可以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申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于是，笔者心存幻想，天意显现，“张明宝醉驾案”能够再审、重判。（文：石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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