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大反黑背后，是中国政府于今年7月启动的新一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2009年7月7日，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将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殊重要性，提升到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
大反黑 针对“土壤和条件”
所谓“深入推进”，背景是2006年2月启动的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与3年多前相比，孟建柱着重强调，各地公安机关要运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方法、手段，“对黑恶势力犯罪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被解读为新一轮反黑风暴的最大特色，同时也说明中国黑恶势力组织更为成熟，黑社会性质犯罪更为复杂。
新一轮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2000年首次启动全国性反黑行动以来的第三轮反黑风暴。显然，本轮反黑任务艰巨。在打击日益壮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中国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还需应对来自内部的涉黑官员。
在过去3年中，多名地方公安系统负责人涉案并被严罚。重庆厅级官员文强的落马，也许预示着新一轮反黑风暴的矛头所向。
针对反黑斗争出现反复的情况，孟建柱强调，本轮大反黑将“最大限度地铲除黑恶势力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城市近郊成涉黑犯罪新重点
河南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在组织结构上，团伙头目“幕后化”特点明显，团伙成员从以前的“豢养打手、前呼后拥”，向“单线联系、雇佣打手”的方向发展;在组织形式上，千方百计“合法化”，以商养黑，以政护黑，以“善”遮黑，竭力“漂白”，具有很强的欺骗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的扩张，一些城乡结合部及城市近郊农村潜在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受到关注。孟建柱曾着重提出此轮反黑风暴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坚决防止黑恶分子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操纵选举、把持政权”。
据河南省公安厅负责人介绍，在一些近郊农村，城市扩张为其带来了房地产等方面的拉动效应，刺激了涉黑犯罪的产生。
郑州市公安局打黑队队长告诉记者，在河南，像郑州这样经济较为发达、扩张速度较快的城市，周边农村出现类似情况较多。“村委会主任注册一个公司，利用职权以低价强行买村里的地皮，再高价卖出去，此后对经济链条产生一系列的把持行为，控制地产商、建筑商、材料供应等。”
涉黑腐败最早缘自“保护伞”
入侵农村基层政权，是近年来黑恶势力向政治渗透的突出代表。涉黑腐败最早缘自“保护伞”，黑恶势力以贿赂拉拢利用官员。比如绍兴周志民案中，绍兴公安局原副局长刘越敏受黑恶势力头目周志民拉拢，但周从未将刘当朋友看。在该团伙里，没有人叫刘越敏的名字，都代之以“傻子”;在周志民的电话本上，就以“傻子”代指刘越敏。
而在90年代查获的河南虞县何长利案件中，何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势力将其推举为副镇长，然后将亲信安插在下级基层单位作负责人。这个镇47名人大代表中，22人是何团伙成员。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负责人利用向上级领导行贿，控制下级政权。同时，已经出现官员利用黑社会性质组织打击同僚，帮助自己晋升的情况。
接受采访的人士大多认为，新一轮反黑势必继续触及高层官员。如一位地方政法官员所说：“一般腐败，都是以经济犯罪为主，危害经济秩序。但是黑恶势力如果与腐败结合，势必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对社会生活进行控制。这也是多年来中央不断强调防止黑恶势力向政权渗透的原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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