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子女91%富豪:政府声明为什么这样吞吞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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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中午，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郑重其事地“受权发布”《国务院研究室严正声明》，声明说：“我室从未与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开展过任何联合研究，更没有发布过任何联合研究报告，任何关于我室与上述单位联合发布研究报告的引文和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又是国务院所属机构、又是严正声明的，由新华社“受权发布”，看起来“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是，短短数行字的声明，却含糊不清、目标不明。从字面上看，是国务院研究室否认与其他几个中央级机构有过联合研究，更没有联合发布过研究报告。显然，是所谓的“联合发布研究报告”出了问题。

　　但是问题在哪里？是报告内容失实？造假？那是什么样的内容？讲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内行的可以看出门道，外行的却看不了热闹。

　　密切留心新闻事件的人，大概可以猜到声明针对的是这几天被大量媒体转载的一则新闻“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

　　广东《时代周报》一篇名为《贫富分化急遽加大的危险》的文章，在被网络媒体以眼球效应的原则，改成标题《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后，果然耸动、引人瞩目，其他的印刷传统媒体再次跟进炒作，陆续推出以此数据为新闻由头的时评、专论，掀起波澜。民众因为这类数据背后的巨大贫富悬殊而产生对当政者的不满，可想而知。

　　报道中提到如此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源自中央几个重要部门的联合调查，言之凿凿，似模似样。在人民网查证、《时代周刊》辩解的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等被最初报道引述对象的语境得以公开，他们要么否认曾经提供类似数据，要么表示数据是从网络而来，而且当时“非常流行”，让人感觉扑朔迷离，到底数据是真是假？

　　事情显然因为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交相出手、互涨声势而益发严重。人民网的报道当中，为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务院、中国社科院这些部门提供了“辟谣”的空间，理应偃旗息鼓，有所平息。新华社前天发出的国务院研究室的严正声明，更出人意料地拔高声调。

　　这样含糊其辞的声明，对于受众而言，其实并未达到最有效的传播效果，让人们可以直接地与澄清对象联系起来，换言之，澄清的效果没有达致最大化。由此看来，这样的澄清针对的对象并非公众，而是该部门自身和它需要面对的上司。一方面，舆论的压力迫使该部门出面表态、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表态的目的不在于说明，而只是树立清白的姿态，利害相关人明白就好，不然再次直接明确牵涉“高干子女与亿万富豪”的话题，说不定又烧出什么火苗来。

　　从公关的角度看，心态情有可原，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仍显僵硬、粗糙，由于话语不明，更引起诸多揣测。如何对待网络时代的“危机事件”，确实要有更多学习的地方。

　　而这一事件再次提醒传统媒体，在与网络媒体联动发挥舆论监督时，应该如何处理和应对网络发酵的议题，避免滥用而近乎肆意，否则最终将导致缩小自己的舆论监督空间。

　　前天在新加坡开幕的“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旦发表的主题演讲是“权力、权利与舆论监督”，谈到网络监督时，他认为目前中国所谓的网络监督经常出现循环往复的行动，但没有形成制度，其影响需要传统媒体的参与和放大。

　　这次“高干子女与富豪”事件，最集中体现的是互联网的传播能量和放大器的功能，但也再次显示出一些传统媒体其实被网络课题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判断、求证、核实或专业处理的准则，转而成为网络议题的放大器。网络信息中，有些属于新闻通过网络形式的传播，有些则属于臆造信息的以讹传讹，混乱现象一直存在。网络是没有门槛的平台，权威媒体和杂牌、野战军的信息发布混战一团，网络间随意转贴、转载、甚至篡改都十分容易，传统媒体对网络内容的一些跟进和评论，若属于第二种，无疑愈演愈烈，伤害自身公信力。

　　然而最让当政者尴尬的是，即便这些类似“高干子女与富豪”的信息来源不实，进行高调声明后，很多公众还是会选择相信。最终被伤害的，不仅仅是媒体的公信力，也包括自己的。

（周兆呈 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