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民如何开启财富 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组图)

 

下午的暖阳透过落地窗落在臧健和的脸上，她的气色看上去很好，一件紫红色的中式罩衫衬得她精神奕奕。

这是3月20日的下午两点，在上海环球富豪亚洲酒店十三楼的商务房内，这位开创了湾仔码头品牌的水饺皇后与记者握手，柔软、有力。商务房陈设简单，喝的饮料也是酒店赠送的，看得出她并不追求奢侈。 

采访开始前，她递过来一个棉布靠垫让坐在沙发上的记者倚着，她笑着说“这样舒服点”。她的亲切似乎与生俱来。当年在香港的湾仔码头，她是最受宠的小贩——人们喊她“臧姑娘”，有的客人吃完饺子后，还会帮她收拾摊子，就像对待一个熟悉的朋友。 

臧健和曾经是青岛一家工厂的护士，为了与出国的丈夫团聚，她带着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女儿远奔泰国，但面对重男轻女的婆婆，纳妾生子的丈夫，她又断然离异滞留香港。她说带着两个幼女无助地走在香港的马路上，感觉前路漫漫，三个人的身影在马路上拉得老长。她们娘仨挤在一个四平方的狭小空间，洗厕所、洗夜车、护理老人，她一人兼做三份工，累到病倒。无奈彷徨之际，她选择摆饺子摊。 

面对辛酸，她自立自强，笑着奋斗。香港是一片倡导个人奋斗的沃土，勤奋加上聪明，她可以几夜不睡熬红双眼研究出香港人爱吃的饺子；她说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激励她“做下去，一切都会好的”。于是，靠着勤奋和聪明，昔日的湾仔小贩终成今日身家数亿的水饺皇后。 

她说话时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似乎随时准备把自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事实上，她早就表现出了这种独特的心态——她从来就不是自卑自闭的小贩。1978年，她在湾仔码头摆摊不久，香港《文汇报》的专栏作家就找到她采访。比起她的艰难与奋斗，她的落落大方与真诚坦率更让记者印象深刻，于是她一度成为香港各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 

一路讲来，她说她最佩服两位香港老人：一位是养和医院的老院长，在他100多岁时，仍然每天早上坚持去医院巡查病房，这种敬业和亲力亲为的精神让她感动；另外一位是邵逸夫老先生。“记得2006年外交部酒会上和他见面，我和他开玩笑说，您都九十多岁了还健步如飞，而我跟在您后面还一直喘气！邵老哈哈大笑，对我说他只差1年半就100岁了，当时真的吓我一跳。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管理他的公司。” 她说她最佩服也能够深刻体会两位老人把工作当成终生事业的心情。 

“现在你一定也把湾仔码头当成自己最大的乐趣来经营吧？” 

“是的。”六十多岁的她笑了笑说。 

两个半小时的专访中，比起个人经历，她更愿意与记者交流的是她对食品安全的关心以及她带领员工们开展的慈善活动，她一直说“施比受有福”。

对话臧健和  

“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

南都周刊：当年面临变故时，你选择留在香港独自打工照顾两个女儿，还要向留在青岛的母亲寄生活费，一般女性似乎很难做出这样的抉择。你当时的决定是深思过后的选择还是因为一种不服输的性格？ 

臧健和：这两者都有。在遇到那么重大的变迁、那么多抉择时都是需要深思的。到底是进还是退？我当时深思很久才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而我本身的性格也决定了我是不服输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独立，我一定要把两个女儿培养得有出息。虽然想到今后的生活会很苦，但我一定要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熟悉的青岛和陌生的香港之间，为何选择了香港？ 

臧健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应该回青岛，那里有亲人朋友，工作会很方便。但1977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整个社会还处在创伤之下，人们很彷徨很无助，看不到希望。思想也没有从“文革”中苏醒，还不能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如果回去，要为自己的未来付出很多。也有人觉得我可以选择再嫁，但我要为我的两个女儿多考虑，所以我要拿出我的决心克服困难，为自己的子女牺牲自己，也是值得的。 

我当时的护照是到香港的，因为中国和泰国还没建交，我必须先退回香港。滞留在香港后，当时举目无亲毫无根基，对环境也不适应，选择留下来生活一定是很艰难的。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香港一定有我落脚的地方。当时在香港有人选择依靠政府的公援金生活，但如果我一旦选择依靠公援金，我就无法送我的女儿去读大学，无法完成我的理想。 

南都周刊：在内地是白衣天使，在香港是洗厕所的工人，这种巨大反差，你当时犹豫过吗？ 

臧健和：没有，一点也没犹豫，我知道我身负着重任，要让两个女儿过上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我又当爸爸又当妈妈，身无分文，在这个陌生的社会里我要活，要让孩子们成长，所以我不允许自己犹豫。所以我只是说了一句，我没有任何条件去挑选工作，只是一份工作，人家能要我，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他们不经意的赞扬，救活了一家人”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年湾仔码头的景象吗? 

臧健和：当然记得呀，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码头没有这么多高楼，对面的两座大楼，新鸿基和中环大厦，我都是看着它们长高的。香港这三十年的变化很大，唯独码头还保持着原样。现在我住半山，开车到码头20分钟左右。每次一回到码头，看到曾经和自己有那么多不可分割的关系的地方，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脑子里也浮现出了当时的情景。我告诉你，现在有时我还会回到当年摆摊的地方，依靠着当年曾经依靠的柱子，心中感叹：老朋友，我回来了。 

南都周刊：码头现在已经成了你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了。能复述一下当时一天的生活吗？ 

臧健和：最初很辛苦，清晨五点就要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便洗菜做馅。一切准备妥当后，推车去码头。步行去码头也差不多20分钟，但是推着小车走，要走40分钟。到了码头后就立即生火，边包边煮，一直忙碌到最后一班轮渡过后才能收拾回家。每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管阴天还是下雨。 

南都周刊: 第一次出摊时，心里忐忑吗？ 

臧健和：是啊。当时有几个朋友说，香港有二十多万的北方人，卖饺子的、开饭馆的，甚至像我一样在街边卖的都有很多，但谁也没有办法让香港人或者广东人接受北方的饺子，你推个小车难道就能在香港卖出个饺子来？这句话对我的打击很沉重，因为那时我全部的希望和生路都在这个饺子上。所以对第一批客人，我非常渴望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我的饺子。 

南都周刊：还记得当时的第一帮客人吗？ 

臧健和：第一天的五个客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帮年轻人，看他们的打扮，应该是高中或者大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那天是一个休息天，我的两个女儿都不用上学，四岁和八岁的两个小姑娘就跟着我团团转。所以那五个客人就很好奇地走过来问我卖什么，我告诉他们卖饺子，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还是我的女儿翻译给他们，他们就“哎呀，饺子”，每人要了一碗。 

平时我心灵手巧，可是那天在那些孩子跟前，不知道为何我饺子皮也不会擀了，三下两下圆皮就擀成八角皮儿了，最后付出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五碗饺子包出来，当我战战兢兢地端着第一碗给一个年轻人时，我甚至忘记了礼貌。我心里只是充满了渴望和疑问，我把我的那份渴望投射到他们脸上：告诉我好不好，你们香港人爱不爱吃？所以这种想法透过我的渴望的脸传递给他的时候，他不能理解我的心情，反而吓了一跳，他一定在想“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看人！”哈哈，我把人家看羞了。 

这时我就突然听见一个“哇！好好吃啊！”这是一句广东话，我听懂了。他们一说，我心就踏实了。他们每人吃了两碗，第一单生意我做了十块钱。 

这几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他们不经意的赞扬，会救活了一家人，可以说是我的恩人。遗憾的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找到他们。 

南都周刊：几个年轻人的认可带给了你信心，但接下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要与警察周旋？ 

臧健和：是的，虽然有信心了，但当时我没有钱，更没有工厂，只是一个推着车子满街跑的无牌小贩，所以警察也要抓，小贩管理队也要抓，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一路做饺子、煮饺子，还要一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准备逃跑。 

后来，小女儿说“妈妈我帮你放哨”，每次她一叫“妈妈，走鬼呀（警察来了）！”，我们就会一下子跑掉。可是有一次，我们一起摆摊的一个卖报小贩不知从哪领了一条小狗，小女儿爱动物，一看小狗，她就把自己的活儿给忘了。结果就那么巧，警察来了，一把就按住我的摊子了。 

这时小女儿才反应过来，“哇，妈妈被抓了！”吓得放下小狗就往这边跑，跑过来看着警察，扯着警察的衣服边说：“叔叔，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我妈妈的错，是蓬蓬（小女儿名）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那一刹那，我眼泪突然就像决堤了一样，我在遭遇人生变故那么苦的时候，都没掉过眼泪，但这时我却收不住了，眼泪哗的就下来了…… 

我以为我在为女儿付出一切，可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把我不能承受的压力不知不觉间也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看着大女儿在那儿哭，小女儿在那儿求情，我突然觉得太对不起她们，我几乎想抱着两个女儿告诉她们一声妈妈对不住你们……后来警察看到这一家三口哭成一团，就轻轻地说了一声，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南都周刊：警察也成了你的恩人。 

臧健和：是的。在香港，法律高于一切。警察这样执法，是冒着失去职位危险的。还好后来听说这个警察没有被开除，只是挨了一顿狠批，这大概是法律富于人情味的一面。 

“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南都周刊:从街边的小摊到如今的身家过亿，现在回首时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是心里早就描绘了这样的蓝图？ 

臧健和: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其实我一直没想过不可思议，很多事情其实当你在努力做的时候蓝图也就开始一点点构建了。当然，如果我在做小贩的时候就能想到今天，那肯定是不现实的骗人话。当我还是小贩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如何能多赚一些钱开个小铺子，当有了小铺子时我会想什么时候能开一家工厂，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考虑着、努力着。 

南都周刊: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 

臧健和:转折点发生在1982年。当时，在一家日本公司的一个聚会上，我的朋友带了我的水饺去参加。那个日本大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小姑娘，从小生活富裕，所以她吃东西非常挑剔，但那天她竟然吃了20多个我做的饺子，把她的爸爸吓了一跳。这个老板用生意人的眼光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出色的商品，也是一个商机。后来他联络到我，经过艰苦谈判后，湾仔码头的产品进入了日本的超市渠道。1984 年之后，我们就开始扩大经营了。 

南都周刊:在迈出关键一步后，随着水饺生意的日益壮大，吸引了不少公司前来洽谈，为何只有美国通用磨坊打动了你？ 

臧健和:在规模慢慢的一路发展起来后，我发现企业做得越大自己的能力反而越小，因此我需要找老师了。在这样的阶段上，我开始考虑那些来邀请我合作的人和企业中，哪些适合做我老师。这些人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等等。在我而言，我只是个手工作坊，要想做大，一定需要有个强力的企业来合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对方的态度愿不愿意教，我就一直这样等待一个有缘人，一直等到美国通用磨坊的到来。 

南都周刊:听说当时通用磨坊是“三顾茅庐”？ 

臧健和:他们当时就像找诸葛亮一样三次找到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应该是1996年，第一次是找到我的女儿，后来女儿回来和我谈，我还是比较不屑的，认为美国人不懂饺子的文化。我女儿也这样认为，第一次就这样淡了下来。但当时负责谈判的美方总裁还是很耐心地等了我们三个月，三个月后又再次找到了我女儿，我就在香港与他们吃了顿饭。席间，美方说他们非常有诚意想和湾仔码头合资，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们美国人怎么可能懂得饺子的文化，怎么会包饺子？”我非常感激他们这样的大公司的诚意，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合适，于是第二次也拒绝了。 

没想到，最后他们又第三次邀请我，订了机票与酒店，请我们一家人去美国参观工厂。他们对我说，无论合资与否，都希望我能去看看他们现代化的工厂和管理，如果当中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他们愿意无条件帮助我。他们这一招的确管用了。 

我去了美国总公司，去到他们的工厂，感受到他们现代化的管理和机械化的生产，操作工人严谨用心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卫生品质的严格要求。最后到研发部参观时，研发部门之大，着实让我感叹，一个工厂的研发部门竟然比一些香港企业的工厂都要大，而且每年研发部门的研发基金就有一亿美金。我发现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也觉得自己找对老师了。 

我有如今的成绩，是因为遇到了这个好伯乐，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如今，在大中国区、北美、欧洲都有我们的系列产品。今年，我们计划在澳大利亚推广我们的产品，让这个品牌从香港走向全世界。 

南都周刊: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你离开内地来到香港也差不多是30个年头，你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受？这之中想过回来发展吗？ 

臧健和:那肯定是震撼啊。当我离开的时候，人们还没有从“文革”中苏醒，人们的眼神是彷徨无助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有了太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充满了希望。从青岛家乡到内地其他地方，无论在哪里，你都能看到和感受到。就像年轻时唱的歌曲那样：快马一鞭三千里，一天赛过二十年。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好，对比过去，百感交集，毕竟我经历过那段没有改变的时期。 

其实我在1992年就在山东投资了其他生意，但对于水饺产品我还是非常谨慎，寻求合资的机会我更是谨慎看待。一直到1997年，我和美国方面合作后才回到中国做水饺生意。事实也证明，我们的合作还是非常成功的。

如此倒霉蛋，照样成富翁

林A的经历，像一个水滴，几乎浓缩了那个时代创业者所有的机遇和艰辛。他平凡得很难找到一个去展开的切面，却又复杂得让你哭笑不得。他眼光极好，多次抓住时代之潮积累财富，他又霉运当头，时代的几次调整又把他几次打翻。他是时代造就的一个草莽英雄，当然，他现在还是个富翁。

 

林Ａ身价超千万，早已从原先的物质的贫民，变身为精神的富翁。

林A，不是化名，是真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林B，一个妹妹叫林C。 

这个独特的名字曾给他带来许多好处，比如简单易记，参加班干部竞选得票极多，接触过的朋友都对他过目不忘等等；这个名字也给他带来过很多烦恼，比如实行学籍制度时，林A就被迫变成了林诶。现在，这个名字又给他惹来了新麻烦。 

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刚刚因为林A拒绝将自己的署名更改为“林诶”，而放弃出版他的新书，出版社的说法是“林A”这样的署名“不符合出版规范”。 

3月1日，林A在天涯发帖解密，并发布了自己新书的部分章节，此举引起了多家媒体的风吹草动。而我们找到林A，不是因为他的名字是非，而是他在帖子中自称是中国版“贫民富翁”。 

林A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贫民富翁”？ 

还是从他被拘留的那一晚开始说吧。 

回到海南的中专生 

晚上11点多，林A被带到了一个拘留所，这是1996年的一个夏天，海南东方市八所镇热得出奇。林A还没有从几个小时前的惊愕中清醒过来，他本是当地一家迪斯科溜冰城的老板，现在却因莫须有的罪名，不得不面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穿过一层层铁门，进入那个黑咕隆咚的房子时，林A的心就沉了下去。他从小就怕黑。小时候，家里住的是烂泥糊成的房子，他说如果有猪撞墙，墙肯定都会塌。那时，林A的家人每晚上都要去生产队里记工分，队长每次又会讲几句话，时间就拖得久，林A就被一个人反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泥房子里。好多次他从睡梦中醒来，哭叫都没人理。于是从那时起，对黑暗封闭空间的恐惧，就在他心里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如果当初中专毕业时留在广州，这场牢狱之灾根本就不会发生。 

1989年，20岁的林A从广州轻工业学校中专毕业，但他却选择回到海南。在他毕业的前一年，中央刚决定把海南建成全国最大的特区。骤然间，海南成为19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的热土，火热得连上岛都要办通行证。20岁的林A自然不愿意错过。 

然而闯天下谈何容易，多少年轻人失望离去，或者不甘心地去偷去抢，多少女大学生不得不卖笑卖春，当时海口宾馆和望海楼中间的机场路硬被生生地叫成了“鸡场路”。当时有个流行语，或许你不会陌生——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小，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 

虽然这是林A第一次进到拘留所，但他对这个环境并不陌生。尤其是当看守员一走，狱友原形毕露——老大是老大，孙子是孙子，挨打的缩进角落被围殴，这都是80年代香港黑帮电影的招牌，曾经营过录像带出租店的林A对此早就“耳濡目染”。 

其实林A回到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国企打工，录像带出租只是他的副业。但这个副业的实际收入却数倍于他的主业,这其中有林A的聪明，也有时代的脉动。 

林A的商业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小学三年级，他就敢上街叫卖父亲书写的春联，顾客都啧啧称奇。在广州读中专时，林A发现毕业册的商机，虽然没有本金，但他却能七拐八绕地搞到校团委的公章，以学校的名义去赊货。因为定制的毕业册有学校的名字，顿时热销。 

而在当时大特区的海南，到处都是淘金者。在海口随便一间民房里都有注册的几间公司，这些公司的最重要家当就是营业执照和公章，装在皮包中就可以带走，“皮包公司”由此而来。当时有个著名的玩笑——“海口一个椰子掉下来，就可以砸死3个经理”，公司之多由此可见。 

在这里创业，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而林A显然属于会撑死的那种。他是第一批觉察到录像带商机的大陆人，并创造了多元化的经营思路。比如登记顾客电话，通告新带消息，推出会员制，兼营图书租售，还安装了公用电话等。他的生意秘诀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快，人快我绝。 

几年下来，林A有了一定的积累，同时计划经济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不温不火的单位让林A逐渐感到窒息，他渴望更大的发展。林A联系上了张丽莉，在她的介绍下，林A被广东新型溜冰城的火热给深深吸引住了，他决定引进。

三个溜冰城 

在拘留所的第一个晚上，林A彻夜难眠。他说不清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就进来了：八所镇派出所所长为何抓了狂似的要跟我作对？我先后开过三家溜冰城，为何就八所镇的这一家这么倒霉？ 

林A第一家溜冰城开在海口。林A尽情地施展了自己的营销才能：在报纸上打出健康娱乐新潮流的名头，以溜冰票为奖品赞助电台有奖节目，以“溜林英雄帖”的形式制作传单……一番策划之后，溜冰城开业那天，从早到晚只见一个漂亮服务员在门口高举“客满 ”招牌。三个月后，林A收回所有投资，并收获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那时的林A从里到外都像一个暴发户——头发梳得光亮，有车有房，出入时总带一两个保安，吃饭的时候，大哥大从不躺着摆，一定要竖着放。 

不过共苦容易，同甘太难，由于合伙人的一些分歧，1995年溜冰城被转让。拆伙后的林A，马不停蹄地物色新的落脚点。当时在海南西部，日本财团正计划与政府签约租赁儋州洋浦港，准备建设“第二个香港”。林A的第二个溜冰城自然就开在了这里。 

不过彼时，生意已经不再好做。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分流了顾客，还打起了价格战，恶性竞争带来了整个行业的萎靡。加上洋浦港计划告吹，这个溜冰城项目彻底失去了盼头。 

最终的希望落在了东方市八所镇的溜冰城上，可是东方八所又有自己的症结。试营业当天，竟有人来打架，派出所的人来调查，让每月交1万元的“赞助费”。林A对于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不过现场经理阿文劝他忍下：“不交钱，就搞不定当地的烂仔，搞不定烂仔，怎么赚钱。”阿文建言不如给所长个人3000元，给所里5000元，这样还能省2000，林A批了。 

不过，派出所的走了，工商局的来催办证了；工商局的走了，税务局的又来了……这些林A都如法炮制，靠钱打点。 

不过，没几天，又有人来闹场了，林A赶忙报警。等到民警慢悠悠地来到，现场早已狼藉一片。林 A去求派出所所长，因为打点了8000块钱，他以为会好说话。谁知所长反而怒斥林A这个外地人来此地尽捣乱，勒令溜冰城停业整顿。林A提醒所长自己是交了 “管理费”的，此言一出，所长火气更盛，令手下将林A铐了送拘留所。 

想到这，林A差不多明白了：原来，是阿文把给各类衙门的钱都黑了。 

命运的玩笑 

东方八所溜冰城就此谢幕了。不仅80万投资血本无归，身上还背负了50万的债务。林A说他从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就再大，也大不过一个人的成长。 

接下来的一年，林A北上，一边帮助朋友策划溜冰场，一边也为了躲债。等他再次南下广东时，他有幸地听到了一堂倍增式营销课——这是一个在美国很流行的生意，它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只需要时间，去找一些适合的客户，再教那些客户找到更多的客户，从而就能得到倍增的收入。 

这个生意就是传销。林A深信这个新玩意可以致富。他加入了一家在香港成长很快的公司，在香港总部林A第一次听激励演讲时，曾激动得泪流满面。1997年，林A再次回到海南，做起了传销生意。也是从这里开始，林A的演讲和教授的才能，慢慢地得以展现，很快成为国内首批传销普通话讲师之一，林A说他当时的月收入一度达到5万元。 

可是中国的市场随时变天，由于非法“异地传销”的兴起，1998年4月国家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形式的传销活动。这时，林A才知道，所谓的倍增式营销模式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把它当作营销工具，它就可以赚钱，如果把当作诈骗，那它就是凶器。 

虽然林A再次失败了，但是他收获了成长。这段时间的培训，使他渐渐明确了自己要做激励型心灵工程师的目标。所以这次失败，他并没有消沉太久，马上就在一家名为“亚加达”的教育机构找了份工作。他自动请缨，给全校老师做创新培训，还创设了主动式招生模式解决了学校招生的难题。林A理所当然得到了老板的认可，一年之内就连升了三级当上了总经理。 

但命运似乎非常喜欢跟林A开玩笑，1999年底，一间民营私立学校的老板用收取“教育储备金 ”方式招生后，卷款潜逃。国家通过调查，把这种学校发展模式定性为非法集资，勒令禁止。当时的亚加达与碧桂园都是通过储备金方式发展起来的私立学校，面对这场生死考验，要么转制，要么破产。当时的碧桂园因为有房地产的支撑，加上积极宣传，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学校转制成功；而亚加达则因为资金链的破裂，陷入了深渊。 

千禧之年，林A生命中在经历了国企打工、溜冰城、传销、亚加达之后，第五次重头开始。此时的他也只不过刚刚31岁。 

别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 

那是国企普遍开始改制的年代，林A说服妻子张丽莉买断工龄，拿了10万元的经济补偿。为了再次翻身，他赌上了爱人的未来。 

由于资金有限，林A这次瞄准的是清洁公司，因为进入门槛低，竞争少，利润很可观。林A加盟了一个叫“特丽洁”的连锁项目，在广东顺德成立了公司，生意就从清洗高楼外墙这样的小业务开始做。大机会公司成立后一个月就出现了。东芝顺德公司有一单价值 30万的楼面清洁业务，当时共有5家公司参与竞标。 

林A志在必得，他看过竞争对手的方案，都只是一张纸，而他给出的却是一个完整的计划书。至于现场演说，那更是林A的强项。东芝这个项目不仅让林A的公司从最初的3个海南老乡发展到30个人员的规模，更为他赢得了好口碑，此后上门业务不断。 

2002年底，林A又做了一件大事。不仅不收钱，还给出66244．28元/年的报价，中标了顺德容桂镇的一家最有利润的公园。当时开出“0”承包费的对手只有傻眼的份。 

不过势头红火的公司，也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很多鸡蛋里挑刺的恶意投诉后，“特丽洁”收到了政府的整改通知，林A有口难辩。他个人第一次真正的飞跃就发生在此时。 

既然我的关系不够硬，那么我让贤给硬的人。林A找来了他称为强哥的一个生意伙伴，自愿地将董事长的位置和公司50%的股份送给他，如果赚钱就对半分，如果亏本则亏我一个。为了最后的“得”，林A做到了眼前的“舍”。从此，公司顺风顺水，现在的员工2000人，年营业额达到数千万。 

放下清洁公司不管，林A又另起炉灶地搞起了德才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目前的学员已经超过了两万人。他喜欢做演讲做培训，一直都是。到现在，他还忘不了在贵州黄果树瀑布的第一次讲课，激动的学员将他抛上了天。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林A说：“我做一辈子企业，员工也不会因为老板给他发工资，而把老板抛起来。” 

现在，林A身家过千万，豪车数辆。在林A四层楼的别墅里，他一边不厌其烦地翻出自己小时候的奖状、证件等“历史档案”，一边对记者讲述着陈年往事。在林A的房间里，还有他的奔驰座驾上，都贴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他今年的目标：新书热销200万，海景别墅…… 

摄影师给林A拍照时，他先是一本正经地假装正在授课，同时又职业性地出口成章：“别对自己说不可能，要想怎样才可能！”继而又做着任何摄影师要求他做的滑稽动作。张丽莉对我说：“你看林A玩得多开心。” 

显然，林A已经从一个物质的贫民，变身为精神的富翁。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