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彭德怀因癌症转移，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文革”彭德怀遭揪斗（资料图）
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癌症已转移，他周身疼痛难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单；
对疾病，他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却时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见毛泽东！”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完全不能说话，布满着血丝的眼睛，却从早到晚一直睁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
“145号”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我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看不出他曾指挥千军万马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
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医院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英雄。
我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我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所以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对自己的病总是置之度外。
“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里，自行清洗大便，为假肛换熬料。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
他激愤难平地说：“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总头目，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庐山，我以私人名义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还有就是在上庐山之前，我出访了东欧一些国家，因此说我‘里通外国’，搞什么‘军事俱乐部’，这完全是强加于我，我绝不承认，因为本来就是子虚乌有嘛！”
他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 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每次查房，总听见他喃喃自语：“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怀一生最敬佩的人。我俩在一起三十多载，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坎坷磨难，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为什么竟惹出你这么大的火气？你是不是‘万岁’声听得多了，听不进一点儿逆耳忠言了？这样就太可悲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人们有时喊你一声‘万岁’，是出于对你的敬仰和热爱，如果张口闭口高唤‘万岁，万万岁！’这就让人怀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别有用心。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在最后的日子里，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医护人员虽然不便与他交谈，但这些话大部分都记录在病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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