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时，胡萍和儿子便决定放弃国内高考，直接去国外读大学。她也成为中国教育的尖锐批判者，她说：“中国的老师认为考第一才是有价值的，而且要永远考第一。但学业和幸福有直接关系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培养能健康生活的人。他们要有自己的梦想，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如何追求幸福，而不是只会考试。”
当时她正好有一个去深圳的工作机会，经过一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所深圳的私立国际中学。打动她的，是这所学校的一份毕业生名单，有的学生进入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我们以前觉能去香港上大学就很知足了，儿子突然发现他通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去剑桥读书的。”胡萍说。另一个吸引小孟的因素是，在这所学校不用上政治课。
于是，胡萍和儿子又从成都去了深圳，进入了这所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小孟在这里完成了英国高中课程（GCSE）以及A-level课程的学习。凭借优秀的成绩，他成功申请了剑桥大学，而且独自一人去英国完成了面试。在校园里散步时他还遇见了霍金，看到霍金用电脑打字说话感觉很新奇。他回来有些得意的告诉母亲胡萍：“据说能遇见霍金的人，最后都能面试成功。”
经常有家长问胡萍：如果你的儿子学业上不优秀，你怎么想？还是这么宽松的教育理念吗？胡萍说，儿子喜欢烹饪，爱好做西餐，将来当厨师开个餐厅，也觉得很好。“实际上，他现在虽然在剑桥念生物，但是心里还有一个开餐馆的梦想。他还想着将来自己种菜、养牛，开一个米其林餐厅，各国总统都要排队去吃饭。”胡萍说。
低龄留学潮
北京四中校长助理安迎过去把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叫“捣乱分子”。六七年前，这一群体还多是年级里一些中等或者中等偏下的学生。他们不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于是选择直接出国读大学。“因为高考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上课的时候就自己抱着本托福单词书看，中间还要请假，去香港考SAT。到了高三第二学期，他们的offer都拿到了，只是上学拿最后一学期的考试成绩，可普通学生都在高三冲刺。”安迎说。
起初，“捣乱”的群体只有零星几个人。到了2009年，北京四中出国读大学的人数开始一下子增多，达到了20～30人，而且这部分学生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好学生越来越多。“在四中。成绩在前100名的学生是一定能考上清华、北大的，这里面有人开始选择出国，就意味着能去清华、北大的孩子，不去了。”不得已，北京四中在高三原来12个班级之外，把这群孩子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13班。自2009年以来，这个班的阵容一直在滚雪球，从20人、50人到70人不断扩大。到了2012年，四中约450人的普通高三年级里，放弃高考的有78人，还有许多未被统计的孩子在高考之后选择了出国。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2》中谈到，近年来国内高考弃考人数的不断升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留学。2009年我国高考弃考人数达到84万，2010年接近100万，其中因出国留学而选择弃考者达21.1%。
根据2012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1年，在美读本科的新注册留学生为84543人，增长6.5%，2012年为90903人，增长7.52%，虽然读研究生的新注册留学生人数多于本科生，但增长率却低于本科留学生。
还有越来越多的孩子直接去国外读中学。2005至2006年度，中国赴美读高中的学生人数只有65人。而2010至2011年度，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25人，5年激增了100倍。2010年，中国出国留学生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学生占19.8%，而2011年中国仅高中生出境学习人数就占中国总留学人数的22.6%。过去，中国的年轻人习惯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现在，更多的人开始从高中甚至初中就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低龄化成为这波留学潮的新特点。
于欣欣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加入留学中介市场的。在洛杉矶做了十几年物流业后，最近几年她发现街头年轻的中国面孔迅速增多，而她的侄子也是其中之一。3年前，因为侄子成绩不好，于欣欣与家人只用了十几天，就“连推带搡”地把这个刚读高一的男孩从大连弄来了美国。本来以为自己很有先见之明，等孩子到美国她才发现，从高一开始留学，学生无论适应性、考试能力，甚至大学申请上，都已经慢了一步。她意识到中学留学是一片“蓝海”，整个流程“也没那么难”，于是干脆自己转行做起了中介。
如果想绕过高考，直接在美国读本科，目前国内中学生最常选择的有两条路线：出国班与高中留学。于欣欣所在的博洋国际教育机构目标群体是后者。他们在国内设置代理人，招录中学生源进入美国中学。于欣欣负责为他们寻找寄宿家庭或寄宿学校，并作为驻美的管理者，负责照顾这些孩子9～12年级的生活起居。
由于美国的公立中学不接收长期留学生，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出国的孩子，所持有的F-1留学签证必须在美国的私立高中就读。于欣欣告诉我们，私立学校中走读学校的学费每年1.5万～4万美元不等，寄宿学校则要在4万～5万美元。由于学校床位有限，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涌入让寄宿学校的学费还在飞快上涨。算上孩子们每月1500美元上下的生活费，一年下来，每名高中留学生要用掉20万～40万元人民币。完成美国的四年高中，需要100万～160万元人民币，这基本与在美接受本科教育的花销持平。
“前途出国”美国本科部副总监闫晓哲经常在全国各地出差做讲座，她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全国高中留学的热度在持续升温。其中一线城市发展较早，近年开始减速增长，持续膨胀的是顶尖优秀学生的数量；二线城市中各大省会城市开始了“狂热增长”，成都、重庆是新热，东部沿海、南部沿海最热，东北三省刚刚起步，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只要信息到了，反应就非常热烈”。
这名哈佛教育学硕士回国之后就加入了留学顾问这一行当，反复为“名校背景做中介是不是浪费”的问题说No。她很满意于现在的工作状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不再是因为“混不出头”，越来越多的学生是为了追求更优质的教育。在她的微博上经常会提到，又有某学生、某某学生拿到了哥伦比亚、耶鲁、斯坦福的offer。
闫晓哲告诉我们，传统的申请服务中介市场也在不断细化，从最开始的文书撰写、申请投递之外，还加入了教育规划、留学导师、兴趣活动策划等等方面。
在传统申请服务之外，跟随着留学热潮不断发酵的还有短期游学团、一年交换项目等。STS国际交换教育基金会的王英凯告诉我们，许多不确定是否要出国的孩子会选择寒暑假的短期游学团，用夏令营的形式去国外度过三四周时间，参与短期英语培训课程、国际学生互动活动和旅行。
欧洲的夏令营收费2.8万元上下，美国则要3.5万～4.2万元。许多参与过夏令营的孩子会确定自己的目标，继续选择申请J-1签证，去美国公立学校参与8.5万～12万元一年的交换生项目，或者直接去美国读高中。王英凯总结，从夏令营、到一年交换、再到四年高中项目，目标国家的范围在不断地收缩，有些中国孩子甚至会选择去马耳他这样的小国家参与夏令营。但到真正读高中，最常选择的还是教育资源最优质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四个国家。
政治因素也在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近年来中国孩子的教育签证通过率正在逐步提高。奥巴马一改布什政府的保守政策，持放宽性的留学政策。“美国鼓励签证官多给中国学生发签证，而且年龄越小签证越容易。”于欣欣说，她经手的学生里，除了由于家庭的历史问题，很少有学生被拒签。
2012年2月，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宽签证策略，试行免面谈审理策略。2012年3月，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了简化学生签证的细则。这项新政降低了签证风险等级，免除了学生签证的担保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学生签证申请人，只需提供一份经济担保声明书。声明自己或经济担保人有足够资金来支付申请人在澳期间的学费、生活费和旅行费用等即可，申请人无需提供任何经济担保证明材料。
于欣欣感觉，身边的中国留学中介公司越来越多，如今这波中国潮正在重复之前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的留学热潮。“都是先来大学生，再来中学生。中学生里先做夏令营项目，又渐渐扩展到整个高中留学。”她总结，“日本经济衰败后，留学潮开始减退，现在韩国已经进入了广泛的高中留学阶段。而中国正从夏令营、交换生、高中留学开始重新再走韩国几年前的路径。”
“甘蔗没有两头甜”
安迎把出国班称为“不归路”，从高一入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只能向着国外大学出发，而无可能再参加高考。学习的内容和准备方式都不一样。
申请美国大学需要的五大硬件资格：一是托福、SAT标准化考试成绩；二是学生高中阶段的各学期成绩（GPA）；三是社会活动记录，包括参加竞赛、公益活动、社区服务等等；四是学生的个人自述；五是至少三封推荐信，一封来自升学指导顾问，或者班主任、校长，还有两封来自学术老师。虽然不再一条路走到黑地挤高考的独木桥，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五大指标，其压力决不比高考小。
随着申请人数逐年递增，五个硬件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五六年前申请学校只需要托福成绩，但近年考取110分以上的高分学生比比皆是，美国高校又添加了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一些有条件的国内出国班在这二者之外，还开设了AP课程，即美国大学先修课程。学生在高中选修部分大学课程，用考试的分数为申请增添筹码。
在北京四中国际部5月份的家长会上，有家长忧心忡忡地提问：大家都开始选修AP课的数理化时，自己孩子还有优势吗？选一个冷门的美国历史会不会更好些？安迎安慰这位家长说，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学到AP课程。另外，虽然跟美国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实际上中国孩子学起美国历史这样深入的文科课程，无论是学习还是最后的考试，其实都十分艰涩。
“选修AP的课程数量不起决定作用，不是越多越好，美国大学更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场暑假前的家长会上，安迎的语气跟高考班的老师并没有多大区别，“假期要好好学习英语和数学，回来我们要进行分班考试，英语也要坚持阅读训练，”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千万不要把假期变成单纯备考，职业实习、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每人至少要完成10天的志愿者活动……”提起一位孩子“反倒羡慕国内高考班的同学”的抱怨，安迎的评价是：“大家对高二的艰巨程度还是认识不足。”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有6年主持经历。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summerschool，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孩子。
即使是推荐信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外真正过硬的案例。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闫晓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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