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林集团的数据显示,在海外,中国的“富二代”人数已超过200万人,这些人的身家一般在千万以上,生于1985年前后,在中国读至高中,然后被父母送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归国。这些富二代们在国外常聚在一起,形成了各自小圈子。他们中有江浙地区的家族企业后代,有山西、陕西暴发户的子女,也包括留学在外的高干子弟。记者近期调查了几个真实的个案。
一
国内某部副部长的女儿晶晶(Crystal)在考上上海交大后,被新加坡教育部选中赴新公费留学,读的是国际排名前120位的南洋理工大学。在得知女儿被选中后,晶晶的父母落泪了,他们根本不希望女儿离开他们。然而,尽管十分不舍,但考虑到机会难得,而且新加坡教育部全额赞助学费和生活费,他们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出国门。
刚到新加坡的时候,Crystal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吃的海南鸡饭、炒面线都是北京没有的,白色的沙子,酷热的太阳让她觉得自己像在度假,身边有印度人、马来人,大家讲着奇怪的新加坡英文,还夹杂着闽南话。这些都让她雀跃不已。
但是没过几天,问题就来了。她发现一切并不是她想象的那么完美。几个月的英文课程让她头痛不已,而与本地学生的相处也成了很大的困扰。说英文说得不好怕被人笑话,可是说中文又不能锻炼自己。Crystal一开始就面临语言交流上的瓶颈。
等到正式入学之后,自律和自立又成了Crystal最大的问题。国外的大学制度全靠个人自觉,平时老师根本不管学生有没有到校。只是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成绩才是老师唯一给出的评价。而Crystal刚进大学的第一年,根本不用功读书。所有课程都是用英文教授,这让她很吃力。而她在离开父母看管后,也根本无心读书,上课逃课,下课吃喝玩乐。礼拜一、三各大夜店的Lady’s Night(女性免费),她是必去不可的。玩了几家Pub后,她发现几家中国富二代常聚集的场所。这些富二代有些还没有读大学,在读私立专科学校,也有一些是毕业了没找工作也没回国的待业青年。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然后相邀去东南亚各国旅游。有时候还到各自家里举办各种Party,认识更多朋友。
对他们来说,交际用的钱,以及打扮用的服饰衣物,根本不必在乎,父母的汇款想用就用。在他们看来,每月买一个Chanel或Prada的包包,买几条Anna Sui或Ferrogamo的围巾,纯属平常事。像SKII这样的高级化妆品更不在话下。Crystal因为抱怨吃不惯国外的食物,父母就从北京给她寄去零食。
Crystal大学4年读书没什么收获,但谈情说爱方面倒是充满波折。刚来的时候,跟国内的初恋每天煲电话粥,然而时间久了,她开始厌倦这种异地恋情甚至觉得One night stand(一夜情)也没什么不对。长时间的泡吧,艳遇自然不少,尤其身边的朋友都是富二代时。任何东西只要Crystal看一眼,她的重庆火锅店富二代男友都会帮她买下来。不过Crystal也说,其实她知道男友不光是帮她买东西,也帮其他几个夜店认识女生买礼物。她跟朋友开玩笑说,“砸钱砸地狠一点,上床上的快一点”。
到了大四的时候,临近毕业了,Crystal倒是和同年级的新加坡男孩有了一段准备结婚的姻缘。
新加坡男孩跟她是同学,家里不是很富裕,但很老实,很努力。Crystal担心以后变成高龄剩女,心想和他结婚后一定可以和和睦睦,过平淡夫妻百日恩的生活。然而,最后毕业的时候,她又回到了单身状态。因为Crystal的父母指望她以后回国,而男朋友又一定要留在新加坡,因此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像Crystal这样因志不同道不合分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海外,感情最后能否最后走进婚姻,很大程度上都被客观因素左右着。
当Crystal向父母报告自己的情感经历时,她妈妈觉得很难过,认为是因为他们不在身边,才让Crystal变得这么依赖爱情,这么浮躁。而Crystal则认为,这只是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而已。但是,Crystal的爸爸下定决心,不能再让女儿离开自己身边了,要女儿尽快回国。
然而,Crystal的公费留学是必须有6年服务期的,她需要暂时留在新加坡工作几年。由于Crystal无心读书,她的成绩也只刚刚够拿到毕业证书,很难找到好工作。于是她的高官父亲就联系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帮她找了一份驻新加坡中资银行的会计工作。父母告诉她,这不是长久之计,以后希望她能尽快回北京,并且也要让在新加坡的朋友管住她。
二
Crystal只是众多公费留学海外名校的富二代之一。还有很多富二代,仅仅选择了海外的二流私校。他们出国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国内没考上一类本科,父母觉得没面子,因此把他们送出海外拿个洋文凭,同时磨练一下独立自主能力就够了。Allen就是这样的例子。
送Allen出国的是他父母——杭州的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的想法是:让孩子学英文,拿个洋文凭回来,帮助企业开发国际市场。而由于他们太过富有,美国领事以移民倾向过重为由,拒签了Allen。他于是选择了加拿大,去温哥华读书。
送儿子出去之前,父母很担心,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英文很差,怕他到了加拿大很难适应。但Allen到温哥华之后,很快就爱上了那个地方。当步出机场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中文指示牌,坐上出租车时,竟发现司机说着一口台湾普通话。去饭店吃饭,发现:哇,都是台湾人、香港人、温州人和东北人,简直就是“两岸三地大聚合,南北一家亲”。
几年下来,Allen的英文还是很差,但学说了一口标准的广东话。他感慨说:“香港的明星来温哥华开演唱会比在上海北京还多。华人团体特有凝聚力,大家整天聚在一起开Party,听听解(聊天)。”只要是能想出来的,他们都能变成聚会主题:有睡衣派对,红色派对,手机派对,等等。
最让Allen印象深刻的,就是厕所派对了。他们包了一家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每个人只能穿内裤,一起去吃饭聊天;说的每句话必须以Shit开头。
通过一次次聚会,Allen认识了好多朋友,但都是华人,有移民加拿大的香港富商子弟,还有投资移民过去的内地富二代。
Allen终于学成回国了,父母亲满心希望他能和美国人谈谈生意,于是请美国一个建筑公司发了传真过来,Allen看了看,跟父母说有点太难了。于是让父母请了英文系的女秘书帮他翻译。等对方公司真正派人到杭州的时候,他跟对方的代表的第一句话就是“Yo,Man,Check it out.”美国人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说了“Yo,what ‘s up”。结果两人一来一往,反而凭这蹩脚的黑人英文,成了好朋友,生意也顺利谈成了。父母亲哭笑不得,说“孩子送出门,英文没学好,倒学会了怎么交际了”。
对一些本来就不爱读书的富二代来说,国外就是自由的天堂。周游欧美,出海钓鱼,逛街泡妹,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青春才没有枉费,而且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他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人脉。
其实绝大多数富二代都不像父母想象中的那么孤独,他们在国外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他们的父母,有些本来就是生意上的伙伴,有些反而是由这些富二代牵线搭桥才认识的。在国外,聚会众多,每天都可以认识新的中国人。而大陆去的富二代也很容易和香港人、台湾人混在一起,华人的凝聚力在海外就格外凸显。
在英国读书的南京人张媛媛就认识霍家三少霍启人。张媛媛说,这些香港的名门子弟平时不怎么和内地人玩,内地人举办的新春晚会、中秋晚会他们也不参加。
台湾人气女星刘品言所在的法国设计学校更是中国人的聚集地。最近,她在台湾综艺节目上刚露面,就有人认出了她,还爆料说她之前和浙江一个房地产小K在一起谈过恋爱。
这些富人圈子的人际交往,真正锻炼了富二代,而且他们也在人际关系的拓展中乐此不疲。如何交往,如何沟通,如何成为好朋友,这些宝贵经验对富二代来说非常受用。而父母们有时也能从中获益,比如拓展新的市场,认识更多合作对象等等。这样的好处是父母辈没有想到的,但无疑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三
当然,出国留学的富二代也有学到真本领的,比如去澳洲的季成诚。
他原本在杭州外国语学校的成绩就很优异,后来在父母支持下去墨尔本大学读精算。他到了澳大利亚后同样努力读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了当地一家瑞士银行,而且还拿到了澳洲绿卡,成为永久居民。
与国内教育不同的是,国外大学培养的不只是读书人才,更是锻炼个人的全方位能力,如组织能力、沟通能力、领导能力等。
以在英国剑桥读书的余晓立为例,他是剑桥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曾为学校的华人筹办春节晚会、留学生派对、新生夏令营和大型戏剧演出等。余晓立在竞选留学生会主席的时候,为了让全校学生认识自己,他在每个学院都准备了自己打印的海报,旁边附上小袋子,装满免费糖果,然后贴在各大学院的宿舍里。
在用英文演讲时,为了在全院同学面前避免怯场,他还贴心地准备了一些哑剧,让同学们对他印象深刻。像他这样的中国学生其实很多。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学生报名参选各个社团的主席,有些还因此出名,登上了学校的校刊。
在举办春节晚会或中秋晚会时,余晓立和他的团队想尽办法准备新节目吸引观众。他们会开会讨论,商讨决定节目、演员和流程等等。而在组织活动时,他们还需要不断地沟通场地、人手、赞助机构、资金、学校的批准、海报宣传,甚至是到场支持的观众等等。团队中,有人专门负责拉赞助,比如去找当地的华人餐厅、学生家长、中华商业团体等,向他们提交计划书、准备发言稿等等。有人负责公关交流,四处联络场地、服装、餐饮等等。还有人负责训练排演、舞台设计等等,工作井然有序,非常专业。每当资金不够的时候,他们就义卖自己做的小饼干。余晓立说:“我相信我的队伍,我相信我自己,不到最后的关头都不要放弃。”
让人惊喜的是,海外富二代普遍都看重亲情。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长年孤身在外、不在父母身边的原因。回国的时候,他们都会格外孝顺懂事。
据无锡某国企的老板说,他的儿子付强每次回家都会为他们做蛋糕筹办生日聚会,这是他们以前从没想过的事。而且,付强每次在国外除打电话回家之外,都会写日记定期寄给父母,里面一些感人、温馨的话语,让父亲很欣慰。
付强为了体验社会,决定出去打工。他做了很多工作:去餐厅做服务生,去酒吧洗杯子,去超市做收银员,担任补习老师等等。尽管他不缺钱,但还是喜欢锻炼自己。他在日记里写道:“当自己赚钱的时候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在受别人欺负的时候,他也暗暗发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然而,海外的富二代能否顺利继承家业,才是他们父辈最关心的问题。父母选择把子女送到国外受教育,希望他们可以学习外国的先进知识,了解西方的管理模式,镀金后回来顺利交接。这样的理想状态是富一代们普遍期望的,尽管结局未必美好。
在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中,在英国买假文凭的霹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个案。像霹雳那样有家族企业的富二代,在国外每天high high,准备玩得尽兴再回国,父母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希望孩子不要闹事就好。然而,在一些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群架斗殴、吸毒赌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孩子可能走上歧途,父母的钱财也像打水漂一样有去无回。有些在国外的富二代还加入了当地的华人帮派,比如英国、加拿大一些黑社会性质的Gangs,父母在国内全然不知。
在英国,据诗婷说,她的富二代男友就曾因打架斗殴上过法庭,并且英文不好还需她来翻译。而父母的钱,也被他用来参与帮派的贩毒和一些洗钱活动。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富二代都希望和朋友一起创业,开始自己的生意,而父母一般都表示反对。
拿无锡的沈某为例,他向父母要了一笔钱准备在澳大利亚开酒吧,父母极力反对。后来他又希望回国投资桌球游戏,父母又反对。值得深思的是,当富二代积极要求自己创业的时候,富一代们并不希望孩子重新创业,而是希望把已有的产业交给孩子继承,让孩子走得更稳妥,让家族企业传承下去。
很多富一代家长都认为:如果再有机会送孩子出国,不会选择大学,而是让他们读硕士或博士。把已经懂事的孩子送出国,才能学到真正的才识。(作者: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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