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新月也一直闹着要回上海。终于，母亲决定把她接回上海。王新月如愿以偿。
在张轶超看来，那时的王新月就已经很有主见。“别人不习惯也就算了，可能就随波逐流到中考。但是她整天和老师闹，最后迫使她妈妈把她又接回上海。”他说，“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她若没有这么顽固，后来就不可能去UWC了。”
回到上海，王新月面临读初中的问题，糟糕的现实环境又一次摆在了面前：农民工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公立学校相差甚远，但进入公立学校却很难。
张轶超一直在为这些小孩的义务教育想办法。2004年秋天，听说上海宝山区高境三中只要通过考试，并交纳一学期880元借读费，农民工子弟就有机会入学，他立即带了七个学生去申请。尽管考试成绩普遍很差，但在张轶超的说服之下，高境三中仍接收了三个学生。
2005年，王新月回到上海后，也参加了高境三中的考试，却因英语只得了30分而被拒绝。她找到了张轶超，托他去帮忙说情，学校给出一个条件：两个月后再来考一次英语。
那两个月成了王新月记忆中最踏实学习的两个月。在大学生志愿者的辅导下，她每天8点起床开始学英语，一直学到晚上八九点。两个月后，她的考试成绩变成了80多分，成功进入高境三中。
班里只有两个外地孩子，可因为王新月成绩好，她被班主任任命为班长。一度，王新月乐观地认为可以在上海升高中。
“当时她还相信有办法在上海考高中。可能是老师跟她有过口头上的暗示，也有她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的一些保证。”张轶超说。
幻想最终在初三下学期破灭，政策没有放开，她这才真正意识到现实与前路的灰暗。
“信心挺受挫的，觉得很不公平。”她回忆起当时的状态，“成绩很好却不能参加中考，也不想回老家，觉得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初中毕业后的暑假，王新月发过传单、经常和卖水果的小伙伴腻在一起，一度想要不再念书，直接去做生意。
她的妈妈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仍觉得好气又好笑：“成天吵着，妈妈给我三百块钱，给我五百块钱，我去进点水果来卖。”
在张轶超看来，这只是王新月受打击的表现。本来是全班第一名，却不能参加中考，所以需要找个宣泄口。
但无论是她的父母还是张轶超，都不希望看到她中止求学之路。
“虽然我们不能中考高考，但我爸说我们该读中专读中专，该读大专读大专，然后专升本。”王新月说。
于是，她去了上海一所中专继续读书。
还有一条路，是张轶超指明的：在国内考大学难，可以申请奖学金出国留学。
图片说明：复旦哲学系毕业生张轶超在大学时成立了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毕业后一边在国际学校教书，一边投入大量精力在“久牵”，十年来帮助许多农民工子弟得到更好的教育。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推开的大门
进入中专后，王新月感觉非常不好，混日子的氛围让她无法接受。
“我不想一个人在广阔的大海上漂流。又或许是我很胆小我不想一个人去冒这个险。我想和身边的人一起去，想有人给我做伴，想看到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向或者正在找寻自己的航向。”她曾用文字记录下那段时间的心情。
2010年夏天，她拉上了“久牵”的同学去上英语补习班准备考托福，试着迈出出国留学的第一步。
托福的成绩并不理想，另一道曙光却出现在她的面前。
2010年的冬天，张轶超了解到UWC正在中国招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
UWC，中文名字为世界联合学院，创立于1962年，意在将不同国度、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目前共有12所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小学教育外，还有两年的大学预科学院。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捐助。
中国在1973年送出了第一批UWC学生，此后一直由国家部委选派，后来下放到诸如残联等不同部门。进入UWC的学生，两年结束后可申请海外大学，毕业后多留在国外工作。在UWC的毕业生中，不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思科（中国）发展总监等。
2010年，由其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负责统一选拔学生。
王新月便是第一拨被这届理事会面试的学生。
最初，看到全中国只录取25个人，她觉得希望渺茫，没有当回事。
这年的12月15日是申请书投递截止日。12号，张轶超找到王新月，逼着她填了申请书。仍没当回事的她，填完便扔到了脑后。
春节，她收到了邮件。“哇噢，让我去面试！”她简直不敢相信。
面试进行了一天，包括模拟联合国答辩、户外挑战和单独面试。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