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与教训
这个格局能改变吗?目前来说还不能。
中国现在怎么做呢?
先别着急听别人来忽悠你,别盲信这个理论,那个理论。
其实,如今中国已经有了条件作壁上观,中国人完全没必要自我矮化,先别着急把本币开放、银行开放、资本市场开放。中国人现在的实质性资产,高达百万亿规模,我们如果保持现在的状态,可以用本国政治体制维持的货币信用体系来不断的增发货币,我们叫Continue -monetization,继续我们自己的货币化。我刚才其实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你们知道,货币是什么?货币早就不是一般商品等价物了,靠交换来决定价值,早就不是了。
所以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做“鸦噪状”,别瞎吵吵,中国人应该做出的选择是用自己的政权体系支撑着自己的货币信用来货币化自己的资产和资源。这样,我们很快会经济总量迅速扩张。
现在如果计算实质性资产,中国已经不是世界第四了(注:2005年数据),第几我不好说,说早了没意思,你如果计算金融资产把泡沫那一块加进来,中国第四,如果不加这一块,就是开印刷机印纸啊,或者电脑里存一个数这一块,只计算发展中国家的实质经济,中国第几?所以别说,去做,干你的活。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着急开放我上面说的那一块,这一开,人家那个过剩的货币就进来了,过剩的货币你又相信不会垮,所以就会用他的,用他的你自己的就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亲身经历的。
1991年苏东解体,我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我讲课的时候人家就挑战,说我们已经把“铁幕”搞垮了,剩下的就是你们中国,因为你们中国不过是个“竹幕”,意思是竹竿编的篱笆,我能把“铁幕”搞垮,搞垮你们还不容易吗?下一个就是你们中国,“Next must be China!”。
我非常愤怒,怎么回答呢,北京话叫“没门”,翻译成英文叫“No way!”,但是没有用啊,我没弄明白,得去弄明白,于是就一个人去了欧洲,去了苏东国家,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走了7个苏东国家,做了40天的苏东考察,回来还挨了一处分。
我们党组书记说,谁允许你擅自改变出国地点?那时候出国挺严的,需要审查什么的,我到期没回来,机关炸了锅了,说这小子叛逃了,结果过了40天回来了,我当时写了一篇像模像样的考察报告交给党组,这个文章叫《苏东7国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党组开会说,看来真的考察去了,就逃过了处分。
当时去苏东的一个重要感觉就是,觉得你自己是百万富翁,拿着一百美元换来一堆票子,那票子上面很多“0”都数不过来,我们中国那时候票子还是1毛钱、5毛钱等等,那时候有10块钱就觉得挺踏实,上街没问题,所以当时在苏东都不认识票子上面的一大堆零,坐汽车、住旅馆都会拿出来问人家,你看收几张。
其实深入了解就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信用源于什么?源于政权的权威性。苏东国家纷纷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上了美国人的当,先是政权解体,随后货币体系应声倒塌,今天宣布易帜解体,明天货币一钱不值。
最后去俄罗斯,去的时候换的钱,回的时候换不回来,没人跟你换,换成卢布还想换回美元?苏联没解体之前,1个卢布换2.38个美元,解体后1个美元换4800个卢布,老百姓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以为快要退休了可以安安稳稳生活,没想到一夜之间还剩4、5个美元了。
好在后来俄罗斯全部国有化了以后,每个职工只要你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满5年以上可以得到国家无偿给你提供的半公顷的园地,在城市郊区,孬好我还有块地,那一家人能够活得下来啊,再加上它后来的改革是把所有国有资产都折成了券分给老百姓,实在不行,老百姓卖一点国有资产券也能生活下来啊。
所以苏东解体的时候我为什么感觉很强烈,就是货币并不是什么真实财富,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从哪来的货币的价值呢?从政府的权力来的,政府倒台,你的银行体系就应声倒台,谁是硬通货,谁就大占便宜。
为啥苏联老百姓后来那么恨那个政府,一定要改朝换代,就是因为他们输得太惨。整个国家的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实体性财富被国外货币的涌入所“货币化”,外国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量的托宾税,就是被货币化的收益,这个巨大的制度收益被国外金融资本占有,本国在经济上缺输的一塌糊涂。
所以提醒一些激进的朋友,这事干得干不得,前车之鉴啊,包括我跟一些同龄的比较激进的朋友聊起来的时候,他们会说,既然转轨有成本,那晚点来不如早点来,我说,转轨成本不用你承担,你一拍屁股走人了,承担代价的可是老百姓。
至少前苏联整个经济不进入货币化阶段的历史教训,我们算是避免了。尽管苏东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的制造业产量是全世界第一,按工农业总产值来计算它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对不起,如果按货币量计算交易过程的增加值,就是按GDP法计算,当然就不如西方。于是西方舆论这个软实力就说苏东的体制不行,但其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没有进入货币化。
中国恰恰是从1992年进入到了高速度货币化,GDP陡然大幅度增长,西方舆论也突然就从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了。
我们得益于什么?恰恰得益于无形之中推进的是货币化加快,恰恰又配合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没有规模化的货币投资这个所谓的龙头要素来撬动其他要素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光靠放开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教训是,自主的货币化创造了高增长。
因为货币化如此短期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利益结构改变,崛起了与中央政府利益相关的金融资本集团。今天很多人批判国有经济,反垄断,包括批评国有银行,其实无外乎是批评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跟其他世界上的大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国家经济总量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于是产生了几大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系统。这个大银行系统占有了全国资金总量或信贷总量的70%,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于在全世界都排在前列的大企业。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的,是客观上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货币化进程而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来运作大规模增发的货币。
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开始因为政府短期内就把全国各种各样的资源性的要素和资产性的要素大都货币化了,这些资源和资产在哪儿呢?大多在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货币化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如果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地方政府都拼命地加快本地GDP的增长。
那个年代,我们叫做“中央承担全部金融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就有一批沿海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突出,但是在货币化的过程中,沿海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大部分在沿海,就是实质性资产的主要聚集地。
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GDP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大了。
那好了,中国正好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到了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到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制度收益。
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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