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要来个人告诉信评机构Equifax,他们得回绝我为下一张信用卡提出的申请才行。我可能会挥霍一空。
当然我也遇过一些不那么引人入胜的事。我在旅居亚洲期间,经常要跟贫困导致的社会危害打交道。然而,面对旧金山无家可归者的规模与严重程度,不知怎地,我仍感到猝不及防。
时髦的特斯拉电动车在路上悄声飞驰,同时你又能看到受精神疾患所苦的人就在人行道上发作。贫困与高科技正面迎击。穿着考究的游客与纸箱内不成人形的身影共用着人行道。
Gabrielle Lu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16年,旧金山,一名女子昏倒在人行道上。
我不知该怎么向家里两个孩子解释,一个富裕的社会为何容许那些最为脆弱的公民在街头凋零。我儿子第一次碰见一个无家可归者的时候问道,为什么没人“想要收养他”。
对我的祖国来说,这似乎是一项可怖的声明:比起我们先前旅居的泰国,我的孩子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更有可能见识到无家可归之人和精神病患的景况。
有一次我回到曼谷,与当地无家可归者关怀组织人类住区基金会(Human Settlement Foundation)的秘书长诺班?蓬西(Nopphan Phromsri)女士聊起这种矛盾。
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大曼谷这个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巨型都市区里,有1300名无家可归者。
旧金山的人口不到曼谷的十分之一,无家可归者人数却是后者的六倍。个人原因绝对够写上一本书了。蓬西女士认为,无家可归的问题在有钱社会里更为棘手。“富裕国家事事都有一套体系规范,”她说。“你要不身在其中,就是落在外头。”在美国没有中间地带。反之,富人与穷人在曼谷是共存的。曼谷有大批凑合搭盖出来的廉价住屋,都市人要是丢了工作或遭遇困境,也能回乡下去。
在大多数日子里,我觉得亚洲很遥远。
不过几周前在沃尔玛(Walmart)超市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昔日生活与我莫名地连上了线。超市仓库那洞穴般的屋顶、发出萤光的灯光网,还有单调乏味的空间设计,让我心里涌起某种熟悉感。我突然醒悟到,沃尔玛超市井然有序的走道,看起来与制造他们家大部分商品的亚洲工厂并没有太大不同。
我发现自己正端详着此中细节——工靴的鞋带、黏合足球的胶水痕、装着便携椅的抽绳袋上打的结。
我还记得制作这些物品的双手、我在中国与东南亚参观过的工厂;工人成天耗在这些厂房里,俯身在散发出黏胶、塑料与皮革气味的工作台上。
在太平洋两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工厂与收银台之间,仿佛有种对称性。
我站在结账队伍里,看着喝牛奶长大的美国人将手推车里的东西放上柜台传送带,心思则飞向了一群瘦小的中国工人。他们在我参观过的一座天津工厂里,为了赚取每月区区几百美元的工资缝着皮靴。他们在想到某天会塞进这些靴子里的大脚丫的时候,咯咯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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