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
“马歇尔计划”刚刚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原本要在2004年2月10日午夜被处死。
作为行刑的前奏,我被转移到新牢房里,每隔一小时就有狱警过来查看,“确保我一切安好”。监狱还开始给我安排了心理医生,显然是要防止我自杀。
如此这般过了几天,接着气氛慢慢变得紧张起来。他们半夜叫醒我,把我铐起来带出牢房,让我背靠墙站着。一名狱警开始给我拍照,告诉我说,这些就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影像了。
某天我被带到警督的办公室,在那儿等着我的是警督和狱医。警督让我把一条胳膊的袖子卷起来,让他们看到我的血管。我一开始不愿意,于是警督出去拿了止血带回来,将它绑在我的手臂上,我所有的血管便浮现出来。然后她和医生开始记录我右臂上清晰可见的血管,接着对我的左臂也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在那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被带去给另一个医生检查。医生测量了我的血压。
有点高。
俄亥俄州监狱的行刑室,并非作者呆过的那一间(摄影师:麦克·西蒙斯/华盖创意)
在整个痛苦的经历中,他们一直问我最后一餐想吃什么。有人问我想不想要一块 “墓碑披萨”。
我的朋友和律师过来看望我。他们换掉了我之前的申诉律师,那个混蛋居然没有使用我们掌握到的信息,提出理由说明证据被篡改了,差点让我被处死。我的律师团频频与我会面,告诉我为了保住我的命他们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但我其实并不相信他们能让我免于一死。
我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而是读起了最喜欢的书,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写的《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读这本书了。
我断绝了与媒体的联系,起初根本不知道有新证人为我作出证言,证明政府有可能藏匿了重要证据。我不知道有人在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看到三个白人男性(其中一个衣服上还沾着血迹),出现在离犯罪现场不远的酒吧里。
之后,2月9日,我的最后一天到来了。
那天有好多人来探望我,包括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家人和朋友。
大约上午11点的时候,当时旧金山人身保护令资源中心给我指派的律师珍妮·R·斯滕伯格(Jeannie R. Sternberg)来到探访室,手上拿着延缓执行死刑的命令。她抓紧时间向我解释了来龙去脉,告诉我政府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诉,要求撤销延期决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