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致信亚裔父母:教别人怎么教孩子不是好主意

　　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杰出教授弗兰克·吴（Frank Wu）日前写给亚裔学生及父母一封公开信。吴教授在信中写到：

　　告诉别人如何教育他们的孩子并不是个好主意，即使你是他们的亲戚。许多祖父母们都因他们的教育理念得不到实践而闹得不可开交。

　　而对于亚裔家庭来说，情况更为複杂。代沟问题因文化差异而愈加严重。虽然“虎妈”的称谓是个基于刻板印象的讽刺，但公衆的确对于施加到亚裔青少年身上的压力表示担忧。从我小时候开始，因此而发生的欺凌、重压甚至自杀现象便层出不穷。

　　这些问题涉及到三个方面：移民至美国的父母，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以及视亚裔儿童为竞争威胁的邻居。

　　我母亲一直希望我能够学医。但20年前，我去了一所排名前十位的法学院。我父母稍微有些宽慰，这个职业还算有些前途。我曾经选择写作作为本科专业，他们显得惊恐又愤怒。但最终他们明白我当不了医生。在亚洲移民圈子里，孩子成为律师只是获得体面地位的入门级别。若想“耀武扬威”还需要更高级别的成就，比如医学博士的名号，或者银行账户里的百万美金，当然两者同时拥有则更好。

　　前几天，一位亚裔大学生前来找我谘询。他学的是文科专业。他的父母对于他的人生选择十分失望，甚至告诉他，作为家中的长子，他辜负了家人对他的投资，更别说曾经为了来到美国所做的那些牺牲。

　　对于他的倾诉，我一点也不惊讶。他的故事在亚裔群体里一直重覆上演。虽然在外人看来他们已经足够成功，但却永远比不上传说中的表兄弟。就好像是律师比不上医生。这是个人与家庭荣耀之间的选择，也是美国国内机遇与来自原国家的期望之间的选择。

　　而更糟糕的是，这位年轻人无法向他的白人朋友、老师解释他的困境。他的白人朋友们享受着叛逆的自由。谘询师也只能基于那个主流的、与他自身所处环境全然不同的社会架构来提供建议。他们无法理解他，或者说他们不懂他的父母。

　　面对这位年轻人，我能做的只有告诉他：我懂。而很讽刺的是，我现在也不会责怪我的父母，反而同样理解他们。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生活前景其实极其有限。他们只能通过极高的学术成就来到美国。如果你想取得绿卡，你必须是个工程师或医生，或者至少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所以，这些聪慧、有雄心又刻苦的亚洲青年便会选择这些职业作为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只有那些没办法的人才会选择人文社会科学。因此，亚洲的哲学家大多都留在了亚洲。

　　对于从另一个文化背景来到美国的人，适应当地文化理所应当，但其实却相当困难，即使他们已经尽力尝试了。他们仍然感觉，对于亚裔来说，一些领域的大门是敞开的，而另一些则是关着的。

　　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认为我比我的父母要成熟；但当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认为当时的我的确天真，虽然我也有对的时候。

　　我的天真在于，我认为我已经足够“美国”，以至于我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事实有足够多的证据，我也有足够多的亲身经历来否定这一想法。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很民主，但偏见仍存。这使得亚裔更难实现他们的个人愿望。亚裔深受衆望，这种期望不只来自父母。所有人都期望亚裔成为书獃子，而不是艺术家或运动员。我的父母认识到了这种障碍，即使他们没把这些当成是歧视。

　　但我的父母也不是完全正确。他们认为比起那些依靠演说和人际关係的职业，在那些充满数字和公式的领域里，偏见便不会存在。而事实却是，即使是在工程业、医学界和商界，亚裔的天花板效应仍然存在。

　　不过，作为亚裔，我们应坚持向着我们的理想继续努力。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亚裔进入了一代人之前几乎没有亚洲面孔的领域，比如法学界。只有在这样一种过程中，我们每个人及整个亚裔群体才能在这个社会中变得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