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计划生育35年之后，中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一孩制”的落幕使得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上。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上除中国外的唯一10亿人口级别的国家，印度也推出了全国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
回溯历史，印度其实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推出大规模计划生育的国家。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越发沉重的粮食、资源负担，印度政府早在50年代就开足马力宣传少生少育，并分发各种避孕器具。早期的计生政策比较温和，以劝导为主，并没有施加强制政策。然而，随着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耕地的承载能力也越来越成问题。对此，福特基金会在195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人口将在20世纪60年代触及土地承载能力的上限，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粮食危机和饥荒。
正如18世纪末的马尔萨斯没有预料到，新技术的出现会缓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和“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粮食”之间的矛盾，福特的报告也低估了“绿色革命”对于印度土地承载能力的提高作用。从1967年开始，印度从菲律宾引进高产杂交水稻、从墨西哥引进高产杂交玉米和小麦。根据印度学者巴葛望（Bhagavan）的研究，在配合使用肥料、农药、灌溉和农机的理想条件下，这些新型杂交作物的亩产可以达到原有作物的3到4倍，但是由于缺乏农资、农机、农技，实际上的增产规模往往只有2倍左右。虽然和理想有差距，但是2倍的增产规模依然非常可观。对于印度的决策者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不用明显增加劳动力、土地的情况下，经济产出可以获得大规模提高，好比天上掉馅饼。
脱胎于几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精英对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大国地位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而由“绿色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跃进则被决策者视为印度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机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增加的农业产出可以整体提高广义储蓄率，而这种资本累积是将整个国家推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原动力。
然而，印度政府很快发现，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很快就被增长的人口所抵消。原因很简单：农业新增的产出被用来养育更多的人口，而由于土地的面积、肥力、水热限制，劳动力投入土地的产出呈边际递减的状态，一份劳动力的投入甚至换不回对等的农业产出。到头来虽然土地产出的绝对值提高了，但是由于人口同步（或者更快）增加，大部分新增的产出被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最后大部分人依然处于温饱和饥荒之间的临界状态。这很像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发展”。正因如此，当时印度决策者认定，人口快速增长就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阻碍。
这种想法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政府没有在粮食、资源矛盾极为尖锐的60年代推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反而在粮食供应状况大为缓解的70年代推行了极具强制色彩的绝育方针。除了印度第五个五年计划（1974-1978）将计划生育变为学校必修课程之外，最有名的强制计生措施莫过于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在1975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的大规模绝育手术，主要是男性的输精管切除术。据统计，英迪拉·甘地时期有超过800万人接受这种强制绝育手术。虽然印度官方宣称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拥两个孩子（及以上）的男性，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有很多接受这种手术的人其实是贫困潦倒的穷人和走投无路的流浪者，因为地方官员为了满足绝育指标，往往为“自愿”绝育者提供丰厚的奖品——有时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
离控制消费、促进投资的预期目标相距甚远，这种针对男性的阉割反而引起了严重民意反弹，大规模的强制阉割成为1977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选举失利的重要诱因。当时人民党（并非目前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成功利用强制绝育这一议题扳倒英迪拉，至此男性绝育成了任何一个政党都望而却步的政治禁区。除了“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因素外，节制人口意味着本族群、本种姓、本民族的票仓在选举中削弱，正因为这样的现实利益，没有哪个政党愿意为计划生育这种自杀政策背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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