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小时的等待后，从首都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的国际到达大厅B出口走出一群四五十岁、面容憔悴的人，许多人身上穿着廉价的迷彩服，背着迷彩包。站在无界新闻记者身边的常乐（化名）低声叫了一声：“妈妈！”人群中走来一个穿黑衣服、个头瘦小的中年妇女，隔着一米高的玻璃护栏跟他抱在了一起。
从伊通来到“老牛圈”
这是分隔了半年之后的重聚。对于常乐来说，时间却长得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去年年底，常乐的父母，两个来自吉林省伊通县河源镇的农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消息：俄罗斯有个中国人开的农庄，想要雇佣一批中国农民去种地，开出的工资是每人每个月五千块钱，还管吃住。“我们跟韩XX小舅子签的合同。说的是两亩三分地每人，早六点晚六点，零活没有，浇水打药都不用（干）。柿子下来给打款。”和常乐的父母同去俄罗斯打工的周二迁（音）后来告诉记者。
“这工，一个月五千块钱。八个月四万，俩人八万。去掉一万多块钱吃的，（每个人）还得剩三万多。老挣钱了！”带队的农民潘录向无界新闻记者仔细分析收入——在去俄罗斯之前他显然曾经多次琢磨过。见记者露出有些疑惑的表情，他赶快补充道：“他管吃的。咱们在那疙瘩吃个零嘴，鸡蛋了，饼干了，咱们得花点。打出来两人一万多块钱吧。”
2015年1月5日，在通过中间人办妥了为期三个月的商务考察签证后，33位伊通农民坐上了前往绥芬河的火车。他们在那里转车前往黑龙江的东宁，然后在东宁入境俄罗斯，飞往莫斯科；再由莫斯科飞往伏尔加河畔的萨马拉州，最后到达萨马拉州的一个农庄。直到他们回到国内，也没有人完全清楚自己究竟在萨马拉州的哪个地区。潘录最后是这样向记者解释他们务工半年之久的地名：“具体哪儿……萨马拉，格尼兹啥，反正菜园子是个牧场，叫老牛圈。”
罚款，赖账，半夜鸡叫
在“老牛圈”，他们见到了农庄的主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韩XX”，一个来自齐齐哈尔的中国人。在见到韩某的当天，他们的护照、身份证以及随身带的现金便被要求全部上交。尽管仍有些疑惑，但之前听中间人和农庄的其他工人说这都是必须要做的，33位农民便照办了。大多数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护照和身份证。能够拿回来的寥寥几个人，则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往韩某指定的账户里打了至少2.5万到3万元人民币。
农民们很快发现，工作远不止“伺候黄瓜和柿子”。原来说的不需要负责浇水和打药的工作，现在全都得自己干。“翻趟，洗苗，栽苗，伺候大棚……”潘录一件一件地数落农民们的工作。
他们每天工作的日程表是：凌晨三点起来下黄瓜，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再开工；一点钟吃午饭，吃完继续干活，到晚上，晚饭后还要干，直到十点钟；要是夜里蔬菜要装车，还得跟着装车到大半夜。“嘴里嚼着饭就去干活。”同去的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农民说。睡眠不足自然成为了大问题。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农民在浇水的时候，困得一屁股掉到水洼里去了。“站着都能睡着。”其他人纷纷形容道。
住的条件不算好。潘录说：“都是板房，烧着炉子。有电褥子还够暖和，没电褥子会冻得够呛。”伙食也不好。“刚过去都是些冻白菜，主食是大馒头。中期有青菜汤。说七天改善一次伙食。不一定（改善）。也做过红烧肉。”
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也没有跟周围村子里的俄罗斯人接触，33位中国农民就这样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艰辛劳作。这种就像小说《高玉宝》里“半夜鸡叫”片段勾画的痛苦生活，还不是全部。农民们在度过了20天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钱。
因为劳动量实在太大，常常有每天干不完活的情况。韩某便做出了规定，完不成工作就得罚钱。“我们每天挣一百六七吧，他一天就罚你最少两百。”周二迁说。黄瓜要摘下来，要装车，中国农民干不完，韩XX雇佣当地的俄罗斯人干，然后从农民们的工资里扣款。“等于是我们雇老毛子（俄罗斯人）干活。”农民们告诉无界新闻记者。这样下来，连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到，农民们反而先赔了钱，半年多时间里，单人扣钱最高额达到了三万多人民币。
实际上，就算是没有罚款，农民们照样拿不到一分钱工资。对方说好到俄罗斯后就给农民们的账户上打一万五，“今天说明天打（款），明天推后天。就这样耍无赖，就是不给钱。”农民们在记者身边越说越愤怒。其实，在前往东宁的火车上，几个认识韩某的“老板”已经向他们透过这个人的底。“说他叫’韩大赖’，从来不给工人开支。”周二迁说。
“他放出话来了，谁在我这儿干活拿过钱的？”
“开会说，看你们谁能飞出去啊？我在这个地方让你谁回不去就回不去。我整死人就像踩蚂蚁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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