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名教师,但因为这个病不得不中断学习。”加法尔说。“这些年来,我只有一个目标———找到捐赠者。”加法尔打过几百个卖肾者的电话,其中有72个与他的血型相符。但最后他们都被医生拒绝了———或者是因为不匹配,或者是因为卖肾人自身的健康状态太差。图为加法尔离家前往医院,准备接受手术。
移植手术进行那天上午,加法尔非常紧张,一直没有说话。医生不允许采访者旁观手术,“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进医院。”于是我们就在手术室外面等候。纳琳先被推了进去,然后是加法尔。四个小时之后,手术成功结束。加法尔将留院观察三周,而纳琳将在三天后回到家里。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之后,加法尔开始考虑未来。“多亏了纳琳,我最后将会成为一名教师。”
纳琳也来自一个贫困家庭。她刚刚结婚不久,和丈夫都处于失业状态,现在跟父母住在一起。除了纳琳和丈夫,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她出售器官的决定。在伊朗,因为石油价格崩溃以及经济危机,许多年轻人失业,他们便是其中一员。纳琳不愿深聊自己为何决定卖肾。“这是一种帮助别人的行为。”她反复说的就这一句话。图为手术后的加法尔和纳琳。
但是加法尔似乎知道得更多。“手术前几天,我在家招待过纳琳和她的丈夫。”他说,“这让我们有机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在伊朗,已经结婚的人还依赖父母、住在他们家里是非常丢脸的。卖肾之后,纳琳和她丈夫有就能力租个房子,安顿下来,至少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他们希望石油价格能再涨上去,这样就会有更多工作机会。”图为纳琳在医院大厅散步。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个电话。加法尔的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有排斥反应,他没能活下来。在葬礼上,一群人围着他的新坟默默转圈。纳琳的肾脏和他一起被埋葬。图为术后三天的加法尔,看起来一切似乎是好的,尽管疼痛,但他越来越能够行走。
纳琳仍然不舒服,剩下的那个肾还是感到疼痛。加法尔死亡的消息让她难受。“我以为移植以后加法尔会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的肾没有起到作用。我想是上天不同意我捐肾给加法尔。上天对我不高兴。”她告诉我加法尔的父亲曾经到医院去投诉。“他们的答复是,那个肾对加法尔来说太大了,他们说之前已经警告过加法尔。但他们说的不是真的。手术前他们做过许多检查。医生因为疏忽杀死了加法尔。”图为加法尔(右二)和朋友一起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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