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西方媒体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了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作为一个英文是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西方投资的国家，曾经一贫如洗被马来西亚赶出了家门后不知怎么办的国家，西方媒体以为，新加坡又是他们遇见过的那种后殖民地。于是，批评报道纷至沓来，针对李光耀这个长期执政者的批评也不少。
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了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呵呵；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当然啦，人家没登。然后《时代》的销量被从18000本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时代》杂志“听话技能”get。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这项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有好几家还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是《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犯的事就按下不表，总之呢，新加坡政府1987年把它的销量从5000减到了400，然后一向爱对他国表示遗憾的美国国务院就表示了遗憾。
有政府撑腰，《华尔街日报》本该舒服点，但李光耀可不是吃素的，对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于是对方没再插嘴。
随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卖报收入”，拯救那些想读本报而不可得的读者，免费为其派送。道德感爆棚有没有？李光耀也来了个道德感爆棚的回复：可以，但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灰溜溜的表示不接受，辩驳说这样会造成额外的开支和时间安排的问题。李光耀立刻在道德爆棚基础上，将人类道德提到了新的标杆：新加坡政府来出你们额外开支的一半。
该报拒绝后，再未回应。
最为精彩的则是李光耀大战《泰晤士报》。那是1990年，该报一位记者发文指责李光耀本人，说他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既然指向了他本人，那自然要亲自应战，于是写信给这位叫莱文的记者，邀请他在伦敦来场“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
对方第一波认怂的理由是，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李光耀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他早就联系了BBC的主席，答应腾出半小时给这场辩论。
对方第二波认怂的理由是，你在报纸上被骂的就应该通过《泰晤士报》作出回应，不能换媒介啊。于是李光耀立即去信表示，你不能跟我当面对质真遗憾啊，《泰晤士报》没登。
于是李光耀在《独立报》买下半个版的广告位，把这封信登了出来，并在BBC接受采访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那个记者就真的再也没写过任何关于李光耀或者新加坡的文章呢！
李光耀的一句话讲的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的自由报刊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面对这些媒体的时候，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隔空开骂，收效甚微。
站在东方一个小国的李光耀，历经半世纪国家飘零，发展之艰辛，早就形成了强大的内心。与那些只会对骂的国家不同的是，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这些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同样面临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中国不妨从李光耀应对策略中寻找一些智慧。
文/司徒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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