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全科医生马丁分享:来自埃博拉疫区的日记(图)

　　2014.06.07

　　埃博拉病毒通过液体传播，包括汗液、精液、眼泪、唾液等。很多人被检测出阳性，都是去参加了他们病死的亲人的葬礼，他们会直接接触病人的尸体，包括清洗尸体，甚至在停尸房里吃东西。而感染埃博拉病毒而亡的人，尸体仍然在分泌液体。在乌干达，他们会在人死后用毯子包裹尸体，吸干尸体分泌的液体，这种习俗加快了病毒传播的速度。

　　感染的孕妇更危险，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产婆那里做检查，但产婆并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这个产婆会把病毒传染给她见到的每一个孕妇。不幸的是，如今还没有孕妇存活的案例，我们这里也不例外。更糟糕的是，我们接收了一位已经感染的产婆，但她在过去的几周里一直都在工作。这是个很残酷的事，一个原本帮助别人的人，如今却成了病毒传播的中转站。医院内传播的可能性和埃博拉极高的致死率，加剧了当地人对医疗队的不信任。我们把他们还没有显现出病症的亲人带走，还给他们的却是一个密封的尸袋。谣言开始四溢，说白人带来了埃博拉病毒。（而另一名无国界医生Jagatic医生也提到，在这些对于伊波拉病毒非常敏感的高危区，当医生们穿着“太空服”进入村庄喷洒消毒药物时，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在传播埃博拉病毒而不是在与之抗争。）这给复诊造成了很大的阻碍，然而不复诊，带来的是更多的死亡，而高死亡率也加剧了谣言，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治好，然后送他们回家。昨天，我们有两名病人治愈出院。当他们走出病房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鼓掌欢呼，让人格外动容。今天，我们可能又有一名治愈的病人，我正在等待她的检查结果。卡车运来了一名病的很重的妇女和孩子，待会再写。

　　2014.06.08

　　随着我离开的日子临近，我不由得产生一些愧疚感——愧疚于我不能做的更多、更好、更快。但我觉得愧疚感更多是因为，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但病人们不行。昨晚，我们接收了一个年轻的男孩，他和他的母亲一起被送来。他们被锁在屋里四天，因为他们发病了。不幸的是，耽误就医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他的母亲去世了。这个9岁的男孩坐在她母亲的尸体旁，如今，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隔离区里。他的父亲和兄弟们走了25公里来到隔离区，他们的村子已经将他们驱逐出去，并称他的父亲也有了症状。MSF团队派了辆车接他们，但他的父亲拒绝了。幸运的是，另外3个孩子没有出现症状。但我担心的是，当那个父亲徒步走了25公里，一个孩子被他背在背上，病毒很有可能已经通过汗液传播了。

　　当9岁的男孩被送到隔离区时，他的脉搏很微弱。他的衣服很脏，于是我们给他换了件新衣服，我让他笑一笑，在那个笑容里，我好像看到了希望。感染了埃博拉，你不可能死得很安详。你的朋友、家人都不在身边，你只能被这些白大褂照顾。这些人死的时候，都很孤独痛苦，他们看不到人们的脸，甚至不知道家人是否在身边。我在美国看到的所有讣告都有这样一句话“家人陪伴在床边，他们安详的去了。”我没能给这个小男孩写下这句话，那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虽然他的笑容曾经让我感受到希望。在寂静的黑暗中，他躺在病房的地板上，因病痛大量呕血。

　　我只能想象他最后的日子——被恐惧的家人和邻居锁在屋子里，在卡车的后车厢里眼睁睁的看着母亲在自己面前死去，被穿着“太空服”的外国人放在隔离区里，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没有更先进的手段去拯救更多的人。当疫情得到控制，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反思，但现在，我们还有更多的病人需要帮助。

　　2014.06.10

　　我刚刚结束了两个小时的卡车之旅。现在的我，在尝试回忆这过去的三周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这是WHO第一次特意派送特殊急救护理的临床医生到这个地方，尝试去提高重症垂危的病人临床护理水平。他们曾经派来了无数的医师，包括流行病学家，人类学家、感染控制和预防专家，这些专家也为提供护理和控制疾病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这次派遣急救护理专家却是比较新的尝试。我觉得这次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希望，我们也有很多收获：

　　1. 埃博拉造成的死亡，可以通过早期积极的紧急护理减少。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根据需要，进行持久的，对于治疗方法的重新评估和调整。其次，因为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还需要时间研究发明，积极化的支持性疗法现在还是可以实施的。由于增加的诊所量所减少的死亡率，增强了医患之间的互相信任，并且可在病人感染早期就检测出来，从而减少传染可能性。

　　2. 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惧，其实和病毒本身一样可怕。这在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人的临床治疗中是个极大阻碍。对我来说，这个任务最难的部分是从日内瓦去往几内亚的前一周。我被病毒的传闻吓到了（百分之九十的死亡率，身体的每一个孔都在流血，病毒屠戮了整个村子等等）。但其实，埃博拉病毒确实极具传染性，但有出血性并发症的概率只有50%-60%，并且如果接受积极的临床治疗，还是有一定的存活可能性。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征募医疗人员和追踪接触者是最关键的两部分。恐惧会对这两部分工作产生极大的阻碍。病人们对于隔离区持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片面的：朋友和家人只是因为很常规的腹泻或呕吐症状被送到了医院，回来的时候却是标有严禁触摸的袋子和装在袋子里的尸体。

　　另外，试图征召一个医生来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对抗这种等同于死神的病毒，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根据事实数据和我们的经验，病毒的传播是可以通过有效手段进行控制的。我曾经对Rob Fowler说道：“你要是不赶快把我送上医院，我很有可能就不干了。”那个时候的我，对自己能够做到多少感到很焦虑，也担心自己的安全，担心可能会给家庭带来危险。但现在看来，搭上那架飞机，完成这项任务，是我在职业生涯中做过的最困难的，也是最棒的一次决定。破除谣言，提供强化的医学临床支持，会让病人一有预兆就及时就医，也会让更多的医疗工作者加入治疗的工作中。

　　3. 结构组织和灵活性的结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各种健康护理中心不仅可以担任一起工作的重任，并且非常清楚团结合作的力量远大于单兵行动。无国界医生组织和WHO都是能力非常强的医疗组织，如果一起合作，成果非常显著。如果没有无国界医生组织，我不会有机会去单独关注病人护理；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可能也会做到如此优秀的临床护理，但不会从这么多专家那里得益甚多。组织的和地区的协同合作尤为重要。这次疫情爆发的地点有地缘政治意义。我很担心，病毒可能会传播的更广。我既为这次的急救护理为埃博拉病毒的抑制产生的成果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在还有未完成使命的时候，即将离开这片土地感到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