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数字都对她不利。她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一份全职工作和一笔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元)的助学贷款。巴尔博萨欠着贷款未还，成为在近期申请贷款者中占比15%的、三年内曾经拖欠贷款者的一员。全国上下共有60万名这样的学生。
“这影响了我的信用，影响了我的找房过程，”她说。在八个星期内，她已看了二十多套公寓。“你得能赚40倍的租金才行，但我不能。所以他们都不想租给我。”
与此同时，她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这间汽车旅馆每晚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20元)的住宿费上。
巴尔博萨说，她得到一笔贷款，去了波士顿的海湾州立大学(Bay State College)学习时尚产品营销。但一年后，她就退出了这个学习项目，负债回到位于长岛的老家，在那里生下了儿子。最终，她又在昆士堡社区大学(Queensborough Community College)开始上课。
大多数日子里，她在学校待到下午2点，然后在一家石油公司的客服部门从下午4点工作到晚上11点。她的母亲和孩子的父亲轮流在白天照看她那蹒跚学步的孩子。
在这家与纳苏郡纪念退伍军人体育馆(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同处一隅的汽车旅馆中，她的生活可以说是沉闷乏味的。“这里破破烂烂、奇奇怪怪的，”巴尔博萨说，她想起来最近的一次纹身大会，当时这家汽车旅馆不仅来了一些参观者，而且还多了一种刺鼻的大麻味道。
“我在这里已经住到忍无可忍了，”她说。她已经紧盯着这些数字好几个月了，并逐渐开始相信，纽约市无处让她容身。她已经开始在新泽西州找可租的房子了。
一些年轻人正选择离开纽约，而不打算同时面对纽约的房租与自己的债务。生于费城的化学研究者约瑟夫·特劳特(Joseph Trout)已经决定，带着一笔大约1.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万元)、即将到期的贷款，和一段生活长期难以为继的经历，彻底从纽约撤离。
22岁的约瑟夫·特劳特面临着偿付学生贷款的压力，他正在考虑离开纽约。
今年22岁的特劳特即将成为前博士生(former doctoral student)，从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什么外来资助。14岁那年他进了孤儿院，两年后崭露头角，成为他那所高中毕业典礼上的学生致辞代表。他说，自己在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赢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就读那所学校，他筹措了一笔沉甸甸的助学贷款。
他痴迷于自己的研究。“我意识到，如果我不毕业的话，就会回落到起点，”他说，“但我不会听天由命，”他告诉自己。“我想过得更好一些。”
大约一年前，他作为一名依靠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来到了纽约，进入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研究化学。他的住处是史蒂文森镇(Stuyvesant Town)的一套与人合住的双卧室公寓，一半房租由这所大学补贴，但特劳特并不觉得自己每月从口袋里掏出来交房租的这1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69元)，有多实惠。
“人们都以为这是笔合算的交易，这件事让我觉得，这里的人都被洗脑了。”他说。
特劳特放眼看去，觉得失去了光芒的纽约市让他意识到了很多。他把曼哈顿看成“区区一个地方，”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为能住在一个附近有几座公园的地方”，就应该靠面条来维持生活;而且他还对纽约市在一份简单的三明治上征税感到困扰。“了解到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人觉得他们的每份三明治都值10美元，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已经决定退出该研究生项目了，部分是因为觉得工作多得让他透不过气来，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觉得自己和其他学生没有太多共同点——那就是说，他得找到一套新的公寓和一份新的工作，并在大约六个月后开始偿还贷款。
这笔迫在眉睫的支出，以及要独自承担租金与水电费的压力，已经迫使特劳特把眼光放到了远离纽约市的地方。他想过搬回费城的某个杂乱的地方;他说，遭遇打劫的可能性增加了，租金则有所下降。
“和一些混球做邻居，也有它的妙处，”他说，“因为等到要交房租的时候，你的口袋里肯定会有足够的钱。”
他还在考虑搬到洛克兰县(Rockland County)，与他的未婚妻离得近一些。他已经在那找到一些每月租金大约在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077元)的住处了，比纽约市的平均租金低得多。
没有需要提防的陌生人，特劳特说，如果情况恶化，他会把钱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然后再努力让债主们不上门讨债。
“如果我拿不到所有的收入，那么我的生存就是第一位的。不然他们要做什么?非从石头里挤牛奶吗?他们不可能从我这里拿走我没有的钱。”他说。
他抱着些许恐惧，考虑着一个轮番交房租和还贷款的未来。但他说，背着债务比没有债务要更好。
“我向上攀登的努力，完全依赖于接受的那些教育，”他说，“不管有没有债务，我都会再去读书。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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