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中美关系对两国都有益
兰普顿指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有两个是在邓小平时期签的。邓小平把中美关系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通过改善两国关系,使双方都获得利益。他说,当时建立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邓小平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他把台湾问题暂时先放在一边,加强了与美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经济贸易合作,也就是中国说的求同存异。实践证明他的战略对中美两国都有益。
从美国方面看,在冷战时期,美国与中国有不少瓜葛。后来美中关系的改善,实际上是为美国减轻了负担。兰普顿举例说,越南战争时期,他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当时大多数病人是从越南战场上下来的。“几十年后,我和夫人故地重游,医院已经人去楼空。我告诉夫人,这个医院的关门,代表了我们与中国的和平。我认为美中和平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和平为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
从中国方面看,文化大革命重创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邓小平复出后,一直在考虑如何弥补损失,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他改变了过去的锁国政策,向世界许多国家派出了留学生。美中关系的建立和改善,有利于中国实现上述目标。因为在中国派出的留学和考察人员中,有一半到了美国。他们从美国学到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就是经济贸易方面的互利。两国关系的改善,使中国出口商品的30%到40%进入了美国,中国从中获得了很大利益,美国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
“邓小平的政策非常务实,讲究实际”
邓小平有两点让美国学者钦佩不已,那就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和他的外交战略。
兰普顿说,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非常英明。“邓小平的外交战略与过去中国传统的战略有所不同,过去中国重点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更多地强调国际合作。第二是邓小平的政策非常务实,讲究实际,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美国人对此非常欣赏,因为美国人重实际、讲务实。”
兰普顿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思想使中国在外交上受益匪浅。他说:“有人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很少使用否决权,就认为中国容易同意某些做法。但我想,中国通常在幕后工作,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朋友,对中国的外交也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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