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高大点儿
迎接和参观的上千名朝鲜党政军干部在金日成蜡像前激动得无法自已，“哭声像大海一样”。
蜡像泥稿由曾为十大元帅塑像的程允贤完成，尔宝瑞负责翻制蜡像。这就是后来摆放在妙香山友谊馆的金日成蜡像。
金日成在朝鲜至高无上，是永远的主席，朝鲜方面要求蜡像一定要高大。中国艺术家则认为，蜡像和真人比例相当，才会感觉逼真（据史料记载，金日成身高约 173cm），章默雷希望蜡像做到1.8米，朝鲜方面不同意，中方认为最高做到1.85米，朝方要求再高，最后做到1.89米。
程允贤早些年去世。坐在天津一家餐厅，尔宝瑞回忆说，他翻制蜡像时发现初稿有些细节需完善，但是被告知程允贤的泥稿得到了当时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批准，不允许任何改动。
1996 年，金日成逝世2周年时，蜡像由专列送往朝鲜，章默雷随行，程允贤和尔宝瑞也受邀访问平壤。专列进入朝鲜后每站必停，地方领导人都要上车来为蜡像献花圈和鞠躬。迎接和参观的上千名朝鲜党政军干部在蜡像前激动得无法自已，“哭声像大海一样”，章默雷说，“我们也跟着哭，你不哭也不行。我们真的是感动，因为我们的作品让这么多人感动”。
朝鲜慷慨褒奖了中国艺术家的付出。尔宝瑞称，当时一位朝鲜领导人赠给每人一块在瑞士定制的劳力士金表，表盘上嵌着金日成头像。一块价值约50万元人民币，据说朝鲜只做了100块。还赠送每人一套日本音响和瓷器。
一天，朝鲜方面通知，金正日同志要接见中国艺术家。他们从中午开始等待，时间改到了下午，等到下午又改在晚上，一直待命接近凌晨，朝鲜同志告知，金正日刚从外地赶回平壤，舟车劳累，会见因此取消。
尔宝瑞展示在朝鲜参加活动时拍的照片。照片中的活动致辞人是黄长烨，当时是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中央书记。1992年中韩建交后直至去世，金日成没有再出访中国。外界解读，中国赠送金日成蜡像预示关系回暖。黄长烨在讲话中表示朝鲜和中国友好关系不改变。
金日成蜡像成为尔宝瑞创作中非常奇特的一次经历。尔宝瑞受到了朝方挽留，许诺可以安排全家在朝鲜生活。朝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样貌，既承袭了前苏联体量庞大的纪念碑式建筑、广场文化，还制造出风格明快的宣传画、标语，及伟人蜡像。但是尔宝瑞谢绝了。
朝鲜客人
朝鲜艺术家连一道衣褶的走向都要不厌其烦去请示修改。“过去我们制作毛主席像也是这么严谨，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贾文龙说。
金日成蜡像的成功鼓舞了章默雷。在平壤，他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劳动党一名高级干部走到蜡像前，对章默雷说：如果母亲的蜡像和将军的蜡像在一起就好了。干部说的母亲，指的是金正日之母金正淑。
2011年，章默雷写信给金正日，希望按照东方的家庭观，在2012年金日成诞辰百年时为金正淑及金正日各制作一尊蜡像，“假若给三个将军制作的蜡像陈列在一起，一定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他在信中写道。
不久朝鲜大使向章默雷转达了金正日的指示，最高领导人首先表示感谢，“很高兴你们的提议，但是不要做我的像，请把母亲的像做好吧”。他显示了对长辈东方式的尊敬，“我不能跟将军（金日成）比，将军出现的场合，我是不宜出现的”。
接手金正淑蜡像任务的是贾文龙，一个更年轻的蜡像师。他动手能力强，曾经在广受欢迎的电影《画皮》中出任道具，为周迅制作了让观众印象深刻的面具。
贾文龙的工作室在宋庄，这里是一个艺术气息糅杂的村落，既有不得志的北漂画家，也出现了拍卖价格超千万的画家新富。贾文龙是个身材结实、热情的东北人，曾经在上海帮香港客户制作耶稣和门徒的蜡像。工作室铁门上画着毛泽东像和八卦图案。工作室里摆着毛泽东、查韦斯、贝克汉姆的蜡像。
尔宝瑞的蜡像追求写实的极致，纤毫毕现。贾文龙当时面临的困难则是，金正淑去世较早，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图像资料，他能见到的只是朝方提供的宣传图片，都经过了修版和美化。
朝鲜重视这次创作。2011年春天，两名朝鲜专家携着相关资料来到宋庄，协助贾文龙制作，同时对金正淑的形象把关。朝鲜提供的方案是把金正淑塑造成一名抗日女将领。
两人一个姓白，是朝鲜的人民艺术家。另一个姓申，是万寿台创作社的一个局长，部长级。这个久负盛名的创作社领导着两千多位受过专业训练的朝鲜艺术家，生产各种领袖像和宣传画。
朝鲜客人加上翻译三人住在不远的生态园宾馆。早上9点准时出现在工作室，一起工作到中午。朝鲜人回宾馆吃中饭小睡，一般下午会通过翻译带来修改意见，让贾文龙继续修改。每天如此，前后待了7个多月。
朝鲜客人朴实无华，老艺术家亲自上手修改泥稿，给贾文龙留下了很好印象。偶尔，贾文龙请朝鲜人一起喝盅小酒。看到白先生患感冒，他买来药，让老爷子颇感动。朝鲜人对中国都很了解，零星听说白先生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生活过，会说有限几句中国话，现在也忘干净了，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交流。
朝鲜人的纪律性和组织观念让贾文龙印象深刻。蜡像衣服的长短也需要反复讨论、请示。甚至一道衣褶的走向，都需要不厌其烦去请示修改。这座蜡像的工作量是普通蜡像的数倍。贾文龙说，“我欣赏这种严谨。过去我们制作毛主席像也是这么严谨，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
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两位老人都要从各个角度拍摄足够多的照片，通过大使馆传回国内。在等待中，贾文龙认为最终的审查意见来自金正日。只有领袖同意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专家自己无法拿主意。
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朝鲜艺术家身上得到了自觉的体现。朝鲜人从来不谈论政治，贾文龙保持着这种默契。只是在7个月的合作结束时，他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希望互留电话保持联络，老艺术家婉拒了，他们未经许可不能把电话告诉外国人，只是说，可以写信。贾文龙至今对他们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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