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退隐乡绅到全球公民 揭秘美国总统退休生活变迁

　　转型时代的前总统

　　托马斯·杰斐逊之后，退休的美国总统们仍有不少陷入经济困窘。詹姆斯·门罗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地产，晚年是靠女婿的工资过活;寒门出身的米勒德·菲尔莫尔为偿还债务，甚至给国会写信，声称自己将不得不“在街道的拐角上开个杂货店”;作为全国无人不晓的内战英雄，格兰特1877年退休后数次投资失败，血本无归，沦落到需要依靠拍卖“内战纪念品”为生，以至于他逝世前4天仍在病床上坚持撰写回忆录，勉强供养他的家庭。

　　除了经常“入不敷出”以外，美国的前总统们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家政务。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卸任后当选众议员，成就斐然，不少学者认为他的17年众议员生涯比他的总统生涯更伟大;接下林肯剩余任期，任内差点被弹劾掉的南方人安德鲁·约翰逊，后来再度当选参议员，为美国历史上所仅见;马丁·范布伦、菲尔莫尔和克利夫兰等，都曾在离任后再次竞选总统，其中克利夫兰成为唯一两次任期不相连的总统。

　　即便不再出任公职，一些前总统也摆脱不了政治的叨扰。推动创造世界上第一次大众民主政治的安德鲁·杰克逊，一直深陷于民主党和辉格党的斗争漩涡;林肯之前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终身在为自己的“内战责任”辩护;通过幕后交易上台的拉瑟福德·海斯，卸任后成了全国闻名的慈善家;而前文提到的格兰特总统，更是偕同妻子环游世界，凭借自己巨大的威望扩散美国的影响力—他不但受到了英国女王、土耳其苏丹、日本天皇等首脑人物的热情接待，甚至还参与调停了中日领土争端。

　　在美国卸任总统的历史上，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写下了奇特的一笔：和自己挑选的继任总统反目成仇，并为再次竞争总统职位而另组第三党。

　　老罗斯福年少得志，在麦金莱总统第二任期刚开始便遇刺的情况下接班，并连任一届总统，任内因成功调停日俄战争获诺贝尔和平奖。在1909年交班给好友、前陆军部长塔夫脱时，老罗斯福只有50岁，威望空前。刚离开白宫时，他非常配合地筹备前往非洲探险—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的赞助下，他花了近两年时间在非洲大陆探险捕猎，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报告，并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系统捐赠了众多标本。不过，老罗斯福还为许多报刊撰写时评，他曾批评塔夫脱企图降低对加拿大的关税是在偏袒托拉斯，并呼吁逐步增加所得税，改革银行、劳工立法以及直接进行预选。

　　从非洲归来后，老罗斯福准备争夺共和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被塔夫脱阻止后，他称对方是个“智力像几内亚猪一样低下的傻瓜”，干脆拉出人马自组进步党，角逐1912年大选—虽然进步党所获选票超过了塔夫脱的得票，为历史上第三党最多，但却因分裂了共和党而成全了民主党提名的“政治学教师”威尔逊博士。一战爆发后，老罗斯福对威尔逊政府“软弱立场”的批评，推动美国后来更深地参与一战，并帮助共和党赢得1918年的中期选举。假如老罗斯福没有在1919年因6年前在南美探险时染上的疟疾而最终病逝，他有可能会被共和党提名再次参选总统。而塔夫脱在卸任8年后，终于被共和党籍的总统哈定任命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回到他前半生效力的法院系统。

　　和老罗斯福相比，胡佛的卸任总统生涯更富启发意义。由于任内赶上经济大萧条，胡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舆论当作经济危机的替罪羊。然而，胡佛退休后长达31年的不懈努力逐渐修复了他的形象。特别是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内，胡佛多次接受总统委派，参与负责欧洲的重建工作。在共和党内，胡佛坚决抵制麦卡锡主义，并维持着不菲的声望直至去世。在他的主持下，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得以建立，并很快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当代历史档案馆和研究院之一。由于收藏了诸多珍贵文献，连苏联官方也曾向胡佛研究所求助，索取当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的相关资料。当胡佛于1964年去世时，美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表彰他数十年来的贡献。

　　“全球公民”或低调隐退?

　　胡佛漫长而成功的卸任总统生涯，让卸任总统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职业。但是，胡佛在当时并未得到联邦政府的直接资助。杜鲁门任总统时，曾落实对退休公务员发放退休金，但卸任总统不在其列;他1953年卸任后，虽说靠撰写回忆录收到60万美元，但交税及支付助手薪水后所余不多。幸而国会在1958年通过《卸任总统法案》，每年为卸任总统提供2.5万美元的退休金(相当于内阁成员的收入)、一套工作班子、办公地点费用以及免费通信权。在肯尼迪遇刺后，所有的前总统及其家庭也开始受到特勤局保护。

　　自杜鲁门起，随着国会的立法支持，加上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历届美国总统退休后的生涯轨迹开始稳定，形成了规律。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林登·约翰逊、尼克松、里根等都通过出版回忆录、接受付费访谈获得了大笔酬劳，甚至成为百万富翁。其中尼克松更是笔耕不辍，几乎一年有一本新书面世。这些前总统也都各自成为了时任总统的智囊，或是在大选年为本党的候选人站台打气，发表风向标演说。特别是尼克松，凭借自己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杰出的演说才能，竟从蒙羞的总统生涯里走出来，成为了公认的战略家。

　　吉米·卡特在任内表现平平，施政屡遭诟病，但他离任后反而获得了广泛赞誉，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前总统”。他创办的卡特中心关注全球的贫穷、疾病、和平和人权问题，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之一。近30年来，卡特穿梭于海地、波斯尼亚、朝鲜、埃塞俄比亚、苏丹、古巴等地，调停各种争端，被授予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不断介入国际纠纷，卡特经常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时任总统持不同立场，但是，他常将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而这，也被看作1980年代后美国卸任总统的新方向。

　　和卡特一样，克林顿在2000年卸任后，也积极投身全球事务，成为了又一个“全球公民”。他四处巡回演讲，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还接受联合国委派，先后负责协调东南亚海啸和海地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在民主党内，克林顿也保持着影响力。自1988年起，克林顿在连续6届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讲—2008年，克林顿在希拉里初选失败后宣布转而支持奥巴马的决定，被看作民主党最终赢得大选的关键一步。

　　相较之下，小布什的“后总统生活”要低调些，除了寥寥几场演讲、偶尔为职业棒球赛开球，为海地灾民募捐外，公开活动不多，也不怎么为候选人站台，倒是写出了半是肺腑之言、半是自我辩护的《抉择时刻》，还批量出售自己的业余画作。而老布什更为低调，除了帮儿子当参谋外避免公开参政，更不愿写回忆录，认为“出版回忆录都是为了自私的目的”;他曾在5年、10年前跳伞庆祝自己的生日，可见由于经济条件优渥，很享受晚年的生活。

　　自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大多数卸任总统都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著书立说、把握商机，其收入也往往远高于在任时。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他们的退休生活更多地取决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对于未来的美国卸任总统来说，“卡特-克林顿”的全球公民模式，以及老布什的低调隐退模式将是最常见的两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