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大约15年前，中国理性地认识到国际现实环境，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当年的远见换来了今天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种战略大局观在将来会得到继承。中国只会出现战术调整，而不会出现战略颠覆，中国的提升是从新中国建立开始的，改革开放后更是迅速提升。在早期我们一直将亚洲四小龙作为榜样，邓小平先生也曾经将赶超亚洲四小龙作为对广东的期许，但如今广东早就将亚洲四小龙甩在了后面，而亚洲四小龙也绝非都是城市国家，其中韩国也是在世界上排名前十几位的经济大国。美国人曾经骄傲地说，加州是世界第几大经济体，而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经济体，我们中国有好几个，除了广东，我们还有浙江、江苏、山东……
其实世界从“大趋异时代”，进入“大趋同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早晚会成为经济大国，但经济总量的趋同并不意味着发展水平的趋同，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仍然需要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因此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四、中国学习美国的心态会降低，而美国学习中国的风气会上升，“国民外交”将出现从“做一夜美国人”到“做一天中国人”的转变
美国知名学者弗里德曼曾感慨到：“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迅速做出重大决策。”
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规章制度、基础设施，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当你进行绿色改革这类影响深远的变革时，当你的竞争对手是根深蒂固、资金充足的利益集团时，当你不得不劝说公众牺牲某些短期利益去换取长期收益时，领导人的魄力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美国开始学习中国了，但我们也应该继续学习美国，大国之大在于兼容并蓄，任何小国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就拿我们的近邻韩国来说，韩国的国力不如中国一个省，我们应该忽视韩国吗？韩国对我们的冲击，带给我们的新鲜与震撼还小吗？因此即使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学习美国也是有必要的。
这也如本书作者王文所指出的那样，“膨胀的国民心态会对中国国力研判出现误读，中国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第二’，但不是总体第二，美国局部优势将长期领先”。骄纵狂妄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谦虚敦厚才是我们国人应有的品质，即使我们成为了第一，我们也应该遵循中国孔老夫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
五、中国模式将比美国模式更具竞争力
虽然很多人吹捧美国模式，但是在学术界看来，美国模式一直就不是完美的，一直将美国的政治模式称为“政党分赃制”，近期西方政治学权威福山将其称为“否决政治”，而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克鲁格曼更是不客气地称其为“黑帮政治”或是“敲诈政治”，而笔者更喜欢将其称为“互毁政治”，美国两党互相毁灭，而最终被毁灭的还是整个国家的全体国民，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真实写照。
美国的选举政治，最初是为了防止独裁，而在媒体日益发达，社会如此多元的时代，独裁早已是杞人忧天，人民更关注是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正如本书所描述的在选举季竞争双方用尽各种方法将对方搞臭，宣传标语贴的到处都是，尽可能地将所有人民都忽悠到政治斗争中，广场集会口号喊的惊天动地，用很浮夸的语言向人民宣扬做不到的承诺，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不择手段的攻击那些万里之外的假想敌国。政客的主张总是那么简单化，要么减税，要么增税，要么保护富人，要么保护中下层。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其书中也曾指出，美国政治越来越明显地嗅到“简单两分”的味道，辩论变成了黑白站队，没有对细节和微妙差异的探讨，对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人身诋毁。而美国的这种“互毁政治”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个“坏榜样”，而那些学习美国的国家都成了“差学生”、“失败国家”。而在经济上，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较于北欧的“高福利国家”模式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更是毫无优势可言，中国模式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中美之间应继续加强交流，互相学习
六、美国衰落但不衰退，世界领导权的交接是个长期过程，美国局部优势将长期存在
本书中的另一个论断也非常新颖，那就是美国虽然会失去世界第一的宝座，但美国绝不是一个在衰退的国家，美国仍然在增长，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到达了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的实力虽然很难恢复到1945年甚至1990年的水平，但仍然在增加，美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而且多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
罗马帝国衰落了1000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大英帝国衰落了200年，至今仍有残余的影响力，而美国的衰落也必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况且当下的贸易、金融、政治、军事、社会、价值观规则都是多年来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虽然对新兴国家不利，但很难轻易超越，中国的目标首先是要实现中国与美国的平等。
七、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越来越多，中美的分歧越来越小，一起解决共同问题的机会在增加
当今世界大家是一样的，都是现代化的国家，都生活在市场化的社会，都面临着贫富分化的问题，都面临着过度金钱主导的问题，都面临新闻舆论越来越商业化的问题，而且人们已经越来越厌恶市场、期盼公正，这些问题中美都同样面临，而且可以通过合作加以应对。
比如本书作者指出，在中国，媒体人喜欢以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
当然中国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消息综合症”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理论，但中国人不知道的是，西方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媒体通常是利益集团的传话筒，如果将这种新闻伦理硬搬到中国就会出现“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现象。
而美国在这方面也是深受其害，美国资深记者马文卡尔曾批判，美国新闻已经堕落到“媒体-政治”时代，媒体政治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许多新闻媒体成了利益集团的工具，真正“硬新闻”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媒体的报道内容通常不是读者必须要知道的公共信息，而是充斥着耸人听闻类、人情味类、犯罪和灾难类、丑闻类、旨在抓住受众眼球的“软新闻”，美国总统大选如火如荼，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总统的花边，而必须知道的政策主张反而不是媒体报道的重点。
而这些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而创新出一套新的治理模式。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