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答应“考虑”撤销自己的命令，但叶利钦却声色俱厉地表示，只要莫伊谢耶夫和舍巴尔申还没有被解职，那么他就不会离开苏联总统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叶利钦还将一份新的苏联强力部门和外交部领导人的候选人名单强加给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认为，苏联国防部部长应由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此人在1991年8月19日那天曾拒绝执行亚佐夫的命令；苏联克格勃主席应由巴卡金担任，他不久前曾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之一，在1991年6月举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他还曾是叶利钦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但在“8月事件”中他没有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是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叶利钦。
此外，叶利钦推荐的苏联内务部部长候选人是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大将，当时他已是俄联邦内务部代理部长，深得叶利钦的信赖。叶利钦还推举记者出身的鲍里斯・潘金担任苏联外交部长，此人于1991年间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在8月19~20日期间，他是苏联唯一没有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转交给驻在国领导人的大使。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很想从苏联大使那里得知有关莫斯科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是直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前，潘金都巧妙地回避了与哈维尔的正式会面。戈尔巴乔夫被迫接受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
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证明任免命令都是由他个人作出的决定，但巴卡金在回忆录中却写道：“8月23日上午，我们被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我们知道，叶利钦当时就坐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里，新任命的内容都是在叶利钦的授意下产生的，叶利钦不仅任命了新的克格勃主席，而且他还授权其对克格勃进行彻底改组。”弗・巴卡金：《摆脱克格勃》，莫斯科，1992，第22页。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指出，他一开始就用命令的语气与戈尔巴乔夫交谈，他希望苏联总统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叶利钦写道：“戈尔巴乔夫盯着我，这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当时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定的立场。”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4页。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制度已经结束了，尽管戈尔巴乔夫还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彻底接受这一事实。
8月23日上午，应叶利钦和哈斯布拉托夫的邀请，戈尔巴乔夫到“白宫”参加于前一天在此召开的俄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门口时，围观的人群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许多人高喊：“辞职！辞职！”戈尔巴乔夫在主席台上发表了讲话，他与俄罗斯人民代表的这次会见还进行了电视直播。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此次直播节目中的发言给多数人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他的讲话缺乏连贯性，时断时续，随后他的讲话演变成了由叶利钦发起的带有侮辱性的质询。叶利钦首先试图强迫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准俄罗斯总统于8月19~21日签署的所有命令，俄罗斯总统在这些命令中已经行使了苏联总统的职权。而戈尔巴乔夫当时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这些命令，他恳求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要马上公开这些命令，这些都还是秘密。”叶利钦反驳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件事是严肃的，这些命令是由整个集体专门起草的，我们称之为‘在被困围的苏维埃大厦中通过的命令和决议’。我们现在把它们交给您！”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喧闹声、口哨声、尖叫声和嘲笑声）。
随后，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速记记录，并称这是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宣读。实际上，8月19日举行的苏联部长会议是在部分成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当时开会时并没有人做记录，也没有通过任何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只是通报了巴甫洛夫总理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叶利钦交给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很有可能只是某一位部长的会议笔记。几分钟之后，叶利钦再次打断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他对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说：“同志们，为了缓和局势，请允许我审议签署关于停止俄共活动的命令……”（大厅里又响起欢唿声和叫喊声“太好了！”，“万岁！”）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地喊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叶利钦却装作没听见并大声说道：“我正在签字，命令已经签署完了。”大厅里再次响起“万岁！”和“太好了！”的叫喊声。
戈尔巴乔夫试图反对：“我不知道这项命令的名称和内容，如果真像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最高苏维埃未必应该支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总统，尽管我个人非常尊重他对此的看法……（大厅里响起尖叫声）。静一静，并不是整个俄共，也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参与并支持了了叛乱（大厅里又响起尖叫声），因此，如果能够证明俄共委员会和其他州的委员会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那么我会同意这项命令。我认为，禁止俄共的活动无论是对于民主的最高苏维埃，还是对于俄罗斯总统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个命令是否应该签署？”叶利钦回答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是禁止俄共，而是在司法机关调查清楚俄共是否参与这些事件之前暂停其活动，这是完全合法的。”戈尔巴乔夫说：“这就另当别论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引自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会议记录。
走下讲台时戈尔巴乔夫显得踉踉跄跄，怅然若失。几分钟之后，叶利钦邀请戈尔巴乔夫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关于这次两人之间的单独会面，戈尔巴乔夫在十年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在2001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熘熘的走狗。”戈尔巴乔夫当时已经威严扫地，备受屈辱，而叶利钦却幸灾乐祸。西方媒体于次日刊登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讽刺文章和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描写的就是高大威武的叶利钦拽着矮小颓丧的戈尔巴乔夫的手。
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好感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叶扎曾写过许多关于戈氏的文章，他曾这样描述当时发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大厅里的情形：“针锋相对而又让人同情的对峙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合法总统的过程，而不是实现总统权力的回归。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存在着他与叶利钦的双重政权，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从戈尔巴乔夫回答代表提问时就一步步地煽风点火，但这还只是这场不可思议的、前所未有的闹剧的开始，这件事的确发人深省。‘您是否认为，在苏联应该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因为它是一个犯罪组织？’一位代表咄咄逼人地问道。戈氏就像是被吊到了拷刑架上：‘要知道这就如同十字军东征……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我和你们一样倡导思想自由和多元化，任何人都无权怀疑这种自由。取消社会主义、解散共产党是一种空想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戈尔巴乔夫尽量克制着自己：‘共产党内有成千上万正直的同志，不能把他们与叛乱分子混为一谈。’然而叶利钦已经签署了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并且宣布查封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戈尔巴乔夫此前在大会上发起的‘联合所有民主力量’的号召和‘不能给保守力量以可乘之机’的建议已经变成了泡影。胜利者总是希望得到一切。”《自由思想》1992年第8期，第10页。
8月23日下午，事件的中心又转移到了老广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的示威群众。在8月2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关于取缔苏共和没收其财产的建议。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提出了更加激进的建议，他不仅要求立即取缔共产党和没收其所有的资产，而且要“铲除一切共产主义的毒苗”。为此，他建议禁止出版所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这首先包括《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和《工人论坛》。这不仅仅是口头说说而已，波波夫在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将莫斯科市党委和各区党委的财产国有化的决定。
8月22日晚，波波夫率领着气势汹汹的人群来到了位于新广场的市委大楼前，人们向大楼的窗户投掷石块。为了查抄莫斯科市委的财产，他们还专门叫来了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但是当时市委已经下班，工作人员也已经离开，所以大楼内的所有房间都是紧锁的。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最终决定暂不撬开市委各办公室的大门和保险柜，只是查封了市委大楼的正门。同一天晚上，与此相邻的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也逃过了被洗劫的厄运。
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依然坚持上班，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法林、扎索霍夫、谢苗诺娃和卡拉什尼科夫都像以往一样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中；7月份接替波洛兹科夫担任俄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库普佐夫也坚持在俄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中办公，到这里上班的还有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市委的其他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自己的办公大楼已被查封。8月22日晚，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副总书记伊瓦什科的领导下召开会议，其中只有巴克拉诺夫和舍宁没有到场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冒险行动的决议，然而这个迟到的决议已经无法发表，因为所有党报在8月22日至9月4日期间都已停刊，电视台也没有就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作任何报道。 大家等待着最坏情况的降临。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员认真检查自己办公室柜子、桌子和保险柜中的文件，并销毁了其中的大部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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