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作者：刘一斌，原题：《“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
196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祸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六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本是逮捕名单的头名，则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转自
这一突发事件，给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共的口实，引发起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的行动。10月1日，时任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的陆军少将苏哈托调动大量兵力控制了首都雅加达，全城通宵戒严，军、宪密布，陆军控制的报纸和电台发动宣传攻势，就“九卅事件”中处死6名陆军将领事极力煽惑。在陆军当局控制下的雅加达一些政党团体，也公开指责印尼共产党是“九卅事件”的主谋。10月2日，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月3 日，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被封，旋被军管。10月8日至10日，印尼共、人民青年团、全印尼中央职工会和印尼妇女运动协会等的总部办公处相继被捣毁。 10月18日，雅加达军区司令部宣布取缔上述组织和其他一些进步团体。在几个月内，印尼共和进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其主要领导人艾地等人全部被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
大造反华舆论
与此同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卅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1965年10月6 日，陆军的《战斗报》含沙射影地说：“难道九卅运动仅出自翁东的想法，而没有作为幕后主使者的国内或国外的政治活动家的参与谋划吗？难道‘九卅运动’的反革命冒险仅靠他们各自的物质力量，而没有国内或国外广大阶层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吗？”《武装部队报》10月10日则别有用心地说，“为何‘九卅运动’选择10月1日，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作为民族悲剧的开端”。在大造反华舆论的同时，印尼还利用“挂旗问题”大做文章。10月5日，纳苏蒂安下令全国和驻印尼的外交使团降半旗一周，为被杀将领致哀。中国使领馆坚决拒绝。但为避免刺激右派势力，根据国内指示此间不挂旗。印尼军人集团借题发挥，横加指责，说中国使领馆的做法“伤害了印尼的民族感情”。印尼伊斯兰教联合会的《社会使者报》10月7日煽惑说：“在雅加达全市，包括外国使馆都下半旗，惟独中国大使馆没有下半旗……难道没有外国的手参加捣乱。”10月8日，印尼反华势力煽惑群众向我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示威。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 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中国接连抗议颇费周章
当时，我国认为“九卅事件”是印尼国内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过去“纳沙贡”的表面合作掩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此次事件后，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迅速分化，双方的阵线日趋明朗。左派已由合法的、和平的斗争被迫转为地下的、武装的斗争，这有利于印尼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出于政治考虑，对事件的公开态度则是尽量客观，电台、报刊暂不报道印尼政局变化。10月4日，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联名致电苏加诺总统，就印尼发生“九卅事件”表示慰问，继续表现对印尼的友好姿态。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商务参赞处，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我国才不得不表明立场，坚决反击。于是，我国外交部和驻印尼大使馆就此事件分别照会印尼驻华使馆和印尼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并授权新华社发表声明，驳斥印尼对中国大使馆未下半旗事所进行的诽谤和无理指责。10月2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印尼政局发生急剧变化的综合报道，“以带倾向性报道的形式，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力量”。
当时我国定的方针是：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集中打击和孤立右派，缩小中间派的欺骗作用并促其分化，对右派的攻击给予坚决回击。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还特意把休假后在返回使馆途中的政务参赞召回，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
那时，印尼总统苏加诺已被军人集团挟持，无力控制局势。他对华采取两面手法：一面表示要维持两国友好，怕我们对其公开揭露；一面迁就右派势力，要我们忍让妥协，甚至为反华势力的行径辩解。1965年10月25日，苏加诺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对印尼反动势力企图离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数起武装部队人员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代表机构的事件表示“最大歉意”，因为这破坏了两国良好关系的基础。信中坦承他的难处，企望中国不要连连抗议，容他有一定时间处理好对华关系。当时印尼政局复杂，苏加诺地位微妙，如何复信颇费周章。被周总理从钓鱼台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班子抽回来的章文晋，领着第一亚洲司的几位“秀才”，苦战了3天3夜，先后几次把复信呈送周总理，都未通过。最后，由乔冠华出马，亲自执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外长的联名复信才批下来，并于30日发出。应该说，在处理中、印尼两国关系问题上，中国一直留有余地，始终本着后发制人的方针，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周总理前后两次指示经援被迫中止
“九卅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局动乱。当时我国援建的班加兰纺织厂正在加紧施工，大量建筑物资和纺织机械设备陆续运往印尼。鉴于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停止了发货，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变化，视情况再定。一天，周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问援建印尼棉纺厂的物资发运情况。外交部如实报告说，《和平号》货轮已装货完毕，停泊在天津港待命起航。总理指示立即起航，并责问为何拖延起航。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使馆商参处后，总理办公室再次来电话询问《和平号》轮的信息，通过对外经委和国家远洋局了解后报告，船尚未出我国海域。总理指示停止前进，马上返航。10月22日陆军对我国在印尼帮助建设棉纺厂的专家实行侮辱性的，检查和搜身，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撤回专家。直至1966年4月18日，我国才宣布中止援建班加兰纺织厂的工程，同时中断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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