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死不逢时”

　　尽管包括埃及官方中东通讯社和CNN在内，众多媒体纷纷报道穆巴拉克在当地时间6月19日多次心脏停跳，已“脑死亡”，路透社仍援引埃及军方人士的话称，穆巴拉克仅是昏迷，但说其“临床死亡”为时尚早。然而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各路媒体已忙着为这位曾铁腕统治埃及30年的前军事强人作“盖棺论定”，将他当做一个事实上的死人。

　　如果说“穆巴拉克已死”，那他的“死”真有些“死不逢时”之憾。

　　说这样的话，并非因为他统治埃及的30年不仅有实施独裁统治，滥用军事管制，武力镇压异议者的罪恶，有至今仍未盖棺定论的贪腐指控，也有稳定埃及社会，打击极端势力，促进阿以和解，维护地区和平的功劳，历史是公正的，功归功，过归过。诚如6月2日他被判终身监禁时有评论所指出的，仅去年“尼罗河革命”期间短短18天，埃及社会所付出的850多条生命，他便百罪莫赎。

　　然而，穆巴拉克至“死”对自己的罪错毫无认识与反省，对他的审判只触及其将死或已死的肉体，而并未触及其灵魂。或许天假其年，人们将能看到一个大彻大悟的前独裁者，而不是一个到死也只为自己丧失权力与自由痛哭流涕，却并不对导致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的顽固囚犯。这样一个结局，对穆巴拉克而言是一个悲剧，对埃及社会而言又何尝不是?未能等到穆巴拉克本人的反省，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延误埃及社会的反省进程，更可能在若干年后，为某些忘记历史的人和势力，提供一个现成的“烈士”——因为他“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死”。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段历史而言，最难的不是凝聚仇恨，揭露和清算罪恶，而是在彻底揭露、清算后展现包容性，在包容和反省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原本穆巴拉克的庭审，为埃及提供了这一大好契机：以法律之严肃明断其罪，以社会之宽容给予其更人道的待遇和相对更好的归宿，可帮助埃及各阶层尽快翻过“穆巴拉克时代”这一页，迅速走上民主、和平、互信、发展的正轨。

　　穆巴拉克此时之“死”，让上述一切都成为永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从这点上讲，他的“早死”，对埃及，对埃及人而言，也未必是“死的逢时”。然而实现这从“司法之严肃”到“社会之宽容”之“共识循环”的前提，是埃及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摒弃“穆巴拉克时代”的思维定式，用“新时代”的模板思考和解决问题、矛盾。但事实证明，这一点远未做到。

　　就在穆巴拉克“死讯”传出之际，两名总统候选人(其中一名是穆巴拉克时代的空军司令，另一名则是前“非法组织”的代表)仍各自宣称自己是获得52%选票的胜利者，对方是“窃贼”；由兄弟会和其它宗教保守派把持的国会正不断动作，试图逼迫军方让出更多权力，并力争将所有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人物打入“政治死牢”；带有浓厚旧时代色彩的军方则一方面宣称自己有“最终立法权”；充斥着穆巴拉克时代人物的埃及行政议会正试图将兄弟会所属“自由与正义党”等政党，乃至刚选出没多久的两个议会，统统打成“非法组织”。

　　整个埃及政治生活的逻辑，仍沉浸在“广场时代”，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主进程在近期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已越来越明显地露出弱不禁风的一面，而埃及社会则同样死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传统逻辑，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后穆巴拉克时代”何尝真的“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穆巴拉克是“该死的(政治遗产和逻辑)未死，不该死的(躯壳)却死了”，说他“死不逢时”，实在是恰如其分。

　　穆巴拉克的悲剧提醒每一个处于类似转型期的社会：不要等到不得不抉择时才作抉择，否则对任何人、任何阶层和势力而言，都可能是更大的悲剧。（作者：陶短房 旅加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