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直达独断专行的通道――任命制取代选举制
官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为人民服务，随时可以撤换。这是《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一再强调的“四部曲”。可是解散立宪会议后，否定全国实行的普选，而叛乱、内外战争、灾荒遍野、经济崩溃，此时谈何选举？相反，必须实行极端集中制。委派制取代选举制势所必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列宁患重病前的几次党代会，还实行某些选举，其它则一律用委派制代行。列宁时期，委派了20―40万干部（计划60万）。九大时根据加米涅夫动议，“组织局有权毋须经过政治局批准决定有关组织方面的问题及有关不高于省一级干部人事调动问题……”，即从1920年开始，斯大林实际上得以任意指派他的心腹去担任州委书记而不受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干涉。1921年1月23日列宁说：“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249页。）这个“独裁”是指共产党的独裁，并非个人独裁。当时人们小看了斯大林主宰人事大权与党中央机关这件事。集革命家、军事家、著作家于一身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他们看不上这种掌管党中央各部委这样的“机关事务”，不愿多管这类“小事”。他们忙于准备演说，写小册子。其实，人事权是党和国家机关和整个党国运行的机枢中心。不谙权术的托洛茨基当时他还热衷于研究文学，过了许多年后才总结出：“从潜在力量上看，他（斯大林1919年之后）成了政治局，也就是党和国家的最强有力的统治机构中的最强有力的委员。”（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而热衷于权力的、自认为是列宁的接班人的季诺维也夫首先清醒，马上试图改变，他提议托洛茨基与他自己进入书记处，但为时已晚，斯大林羽毛已丰。1919年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只有30名，1920年达到150名，1921年增加到600人，还不包括警卫、通讯人员、勤杂人员。下属的机关有组织分配部、宣传鼓动部、新闻出版部、妇女工作部、农村工作部、情报部、特别处、斯大林秘书处……书记处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实权机构了。按照党章规定，书记处从属于政治局、组织局，而这三者又都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也就是受制于党代表大会。但是，党代表大会、政治局、组织局，开会时成员们来，散会后又回到了各自的单位中去，只有书记处是实实在在无时不在的存在。政治局的议程、决议草案、以至处理方法，事先已在书记处的有关部委和书记处讨论、草拟了。因此名誉上书记处服从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组织局，实际上实权在书记处及其之上的总书记。斯大林运用庞大的书记处下属机构，利用任命、提名、审批权，选拔出有利于自己的地方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再选拔出容易听命自己的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而取得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 “任命制”，作用神奇巨大，它是制造唯上是从的绝妙机器。形成层层依附群与强大的利益集群，他们绝对不会惟民是从，而是看提拔者之眼色行事，尽讨好、逢迎、吹捧之能事。环环相扣、相互依靠、互相利用、造神造假、神通广大。俄共十二、十三大的代表产生，都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选出的，即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而省委书记又是根据书记处推荐选出来的，实际上是任命制。斯大林就是在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否定列宁关于调离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提议，击败托洛茨基，免去他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此为第一步，1925年俄共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又战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通过亲信伏罗希洛夫，有效地控制了军队与保安机关，此为第二步。1927年俄共党的十五大，斯大林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联合反对派，逼使他们自啐自弃，尽力向自己脸上抹黑抹屎，也想方设法给斯大林脸上贴金贴银，承认他的正确、英明、伟大。此为第三步。最后则在1937至1940年把他们以及那些可能反对自己的潜在“敌人”统统送上断头台，一概斩草除根。它的起因在1932年至1933年，斯大林搞的农业集体化，700万人死于非命，因而1934年在俄共十七大选举中，斯大林得票最少，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代表纷纷议论列宁生前建议将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所以有300多人没有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实行差额选举，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选不上。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合谋，隐瞒了300张选票。当时斯大林虽然不便发作，过了不到两年，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的98人和1966名党代表中的1108人被枪毙，或者关进了集中营。连潜在的“敌人”也加以消灭。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也派人暗杀了。被处决的3.5万名红军指挥员中不少是托洛茨基的故旧。到了此时，政治局取代中央全会、书记处取代政治局、总书记斯大林取代书记处，成了权力中心之中心。斯大林成了高居于党、国家、军队之上的神，不受监督，不能批评与议论。其权威是任何专制沙皇的权威也难以想像的。（《马列研究》1998年，第三期，第137页。）用毛泽东的话说：“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四、“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
列宁之前与列宁之后，迄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放弃委任制，但这委任制必须是有前提有制约的，并且必定是依法的，而其总的委任者必须是经过普选选出、负责的、有任期的、能随时撤换的。如果不是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受到种种限制的委任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郡县制，就成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再说列宁早期设想的委任制、独裁制，仅仅是权宜之计，并非基本国策，绝不等同于斯大林的委任制、独裁制。在战火纷飞的1919年3月的八大，通过了党纲，其中有一段：“苏维埃国家要实现广泛的、无处可与之比拟的地方和区域自治，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机关是由上级任命的”，（《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532页。）“苏维埃政权保证工农群众有更大的可能用最容易最方便的方式来选举和召回代表”。（《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33页。）这些虽然当时还无法兑现，但它的诚恳、真实的初衷是不容怀疑的。俄共十大更明确了“排斥一切委任制度”。可惜的是在列宁时期，它只能是一纸空文。而斯大林则将列宁时期的这一权宜之计固定化、恒久化、基本国策化。其变味也就势所必然了。如果说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党外民主宣告结束，那么联共（布）党的党内民主在俄共十七大之前，也就已经彻底宣告寿终正寝了。早在1918年10月革命刚完成夺取政权的时候，卢森堡就向列宁及其党人敲响了警钟：“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合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这使人想起陈独秀所说的：“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话，对不对？值得认真思考。（本文作者系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教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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