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

　　然而，据另外的幸存者说，在船的其他地方，场面相当混乱暴力。几个中国司炉工抢在妇女登入前，涌进救生艇。并试图霸占至少一个座位，甚至扒掉周围一位乘客的救生衣。（“Survivors' Tales from the Titanic”，《纽约时报》，1912年4月19日，2版）

　　前述《申报》两名中国乘客被压烂而毙的报道，目前还没有找到欧美报纸的对应来源，但通过互联网搜索Chinaman加crushed就可以看到这一信息一直流传在各种铁达尼的叙述中。事实上，关于中国乘客的传闻版本还不止此一种。比如《纽约时报》就引述亨利夫人（Mrs. C. E. Henry）的话：“中国人和司炉工，在小艇还没有放到水上时就躲在救生艇底部。”（同上引《纽约时报》文）又如同一天另一家报纸引述了自称“卡帕西亚号”乘务员Geoge Travis的采访：“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军官击毙。他们试图冲进装载妇女小孩的救生艇。”（New York American, April 19, 1912。美国铁达尼研究学者George Behe提供了这一材料，谨致谢意！他曾经见到过报道两名中国人被压死的报道，并认为这条材料与那个报道有关。）

　　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口述，似乎可以拼贴部分中国乘客的经历。比如，两名中国遇难者是否因为抢占位置而被击毙而不是随船溺死？是否死难的两名乘客就是与四名中国生还者同在C号救生艇而确实被压死？由于证据不完整、不严谨，这些推论既不能否定，亦无法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乘客不礼让妇女小孩的举动引起了不小反响。《纽约时报》就专门在新闻报道外辟出空间，作了题为《反其道的中国航海规则：若遇铁达尼灾难妇孺则最后获救》的短评：

　　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4月17日——美国对华商业协会特别理事亨利今日在克里夫兰表示，假如铁达尼是中国船员操控的中国船只，妇女和小孩将无法获救。

　　他说：“对一艘中国船只而言，它的规矩就是先救男人，小孩次之，妇女最后。道理是，男人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父母可收养小孩，而妇女没有丈夫则会一贫如洗。”（“China Reverses Sea Rule：Women and Children Saved Last in Disaster Like the Titanic”，《纽约时报》，4月18日）

　　这种解释当然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某些现象，但问题在于这种规则与妇孺优先相比，被视为非常不好的价值标准。

　　与《申报》一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在最新一期讲述了铁达尼灾难，起头一段就提到：

　　当此危险之时，明知死在目前，仍能谈笑从容，彼此相让。不但上等人如此，下至工人水手也能如此。令人不暇为之伤感，倒起了一片可敬可爱之心。此便是铁达尼船在大西洋遭难一事的总批评。（《记铁达尼船载大西洋沉没事》，《少年》第十一册，1912年5月1日，2页）

　　《少年》杂志自谓作“教育之补助”（《少年杂志缘起》，《少年》第一册，1911年2月1日，1页），实际上这只是铁达尼灾难作为国人“教材”的开始。1913年，商务出版的《新国文》就把铁达尼灾难编入教材，而且连续两课共五课时，直到1924年商务版《新撰国文教科书》还原封不动地沿用下来〔《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一）、（二），缪天绶编纂《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9月六十五版，41-43页〕。与前述今日教科书不同的是，当时课本乃记铁达尼遇难本事。第一课记撞击冰山前的故事，第二课则分别记述船长、乐队、船员在沉没前的行为举止：

　　是役也，船员无不以死守职，秩序井然。旅客之舍身救人者，不可胜数。妇女亦镇定，罕闻啜泣声，间有依恋其夫，誓不愿行者，船员亦听之，不相强也。〔《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二），《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43页〕

　　前引《少年》杂志有段落即云：“此时妇女们亦有依恋丈夫，愿与同命而不肯先上小船者，船员亦听之。”（同上引《少年》第十一册，6页）对比文字内容与所载铁达尼遇难图片可知，前者乃藉由后者加工而来，也一如既往地强调秩序井然与乘客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在与之配套《新国文教授法》中也可以看到，编者将两课授课目的分别写成“述铁达尼之规模宏敞”与“述遇险后之情形，使学生知临难时之处置”，并尤其让教师提示学生：

　　男子退后，妇孺登艇，死生存亡在呼吸间，而能穆然退让，不违船长之命令，欧人守法，可见一斑。

　　以及“不肯苟且偷生”、“舍身尽职”云云。（谭廉编纂《高小新国文教授法》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17-19页）

　　《申报》还能报道关于船上秩序“莫衷一是”的说法，教科书则于秩序混乱全然不提。所谓“欧人守法”，正被引为国人道德的新标杆。而一旦这种道德价值被树立起来，则秩序混乱乃至中国乘客的坏形象将不堪入目。

　　在美国，铁达尼的各种故事也不断被人们讲述。美国《纽约时报》的编辑、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获得者汉森（Hanson Weightman Baldwin，1903-1991）就是一个例子。他撰写的《英国皇家邮轮铁达尼号》是铁达尼灾难后较早而全面介绍此事的文章。无法确定他是否直接抄袭了过去的新闻报道，但汉森却不忘在文中提到四位中国乘客的事：

　　Aft, the frightened immigrants mill and jostle and rush for a boat. An officer's fist flies out; three shots are fired in the air, and the panic is quelled ... Four Chinese sneak unseen into a boat and hide in the bottom.[Baildwin, Hanson W.，“R. M. S. Titanic”，Harper's Monthly Magazine，vol. 168, no. 1 （Jan. 1934），p.174]

　　从句意、标点符号到杂志名称可以确知，这篇文章正是前述《铁达尼上的国耻》一文的直接来源。用“鬼鬼祟祟”翻译sneak并没有在词意上夸张，这也正是洪鹄在文中直呼“奇耻大辱”的原因。而《铁达尼上的国耻》一文发表在《西风》杂志“冷眼旁观”栏目中，丝毫不足为奇。这份刊物由林语堂等人发起，希望从译介西方杂志文字中“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林语堂《西风发刊词》，《宇宙风》第二十四期，1936年9月1日，583页）。这个认识过程，几乎无法避免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特别是西方价值判断与对中国“事实”的落差带来的紧张。而《铁达尼上的国耻》仅是其中一个点罢了。

　　或是为了让学生体验历史的现场感，汉森的文章被编入美国文学教科书中，其所在课程单元名称就是“在那里”（Bing There）（由于教科书不断再版，这里仅举一个版本。 Robert E. Probst; Holt Rinehart & Winston, Elements of Literature: Grade 10, Austin: Holt, Rinehart & Winston, 2000, pp.388-406）。无法确知真假交织的铁达尼叙事会带来何种影响。当今日中国人基本遗忘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时，《铁达尼上的国耻》那种情绪却不见得完全消逝。有两位出生在香港的人都对铁达尼上的中国乘客感兴趣，Hydie Cheung声称出生以来就对遭遇灾难的中国乘客有一种“特别的感觉”（special feeling）（Hydie Cheung，Any info regarding to the 8 Chinese passengers??, July 1, 2003. http://www.encyclopedia-titanica.org/discus/messages/5811/69126.html，2012年2月22日上网）；而另一位叫Nancykwan的话恰可为这种特别的感觉作注，他对八位中国乘客六位生还的高获救率感到奇怪，“我猜他们出于生存的本能而设法登上救生艇。我跟我父亲讲了，他表示同意，并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It's just part of our culture）’”（Nancykwan, Chinese Passengers, Dec. 26, 2009. http://titanichistoricalsociety.net/forum/viewtopic.php?f=97&t=517，2012年2月22日上网）。

　　现有材料无法还原六名中国乘客得以生还的过程。事实上，事后目击者并不严谨的口述、经过中外文献层层过滤后生产的国耻以及仅关心影片的国人都表明，事情的“真相”已不重要。

　　这些演绎，情节不尽一致，但其结构却基本不变：都凸显着秩序中的例外，都触动着价值差异的神经，甚至是建构着价值差异。演绎的取材不必尽合真实，但演绎本身却成为真实，并产生着微妙的影响。（作者：黄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