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铜像下的自由市场

　　一名朝鲜男子穿着带有“辛普森”的T恤，但他并不知道“辛普森”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卡通人物。

　　朝鲜政府对市场的最新一轮打压出现在2012年1月。金正日去世不久，朝鲜政府发指示，“为贯彻遗训，如若使用美元及人民币等外币将会受到比贩毒还要严重的处罚”。但据韩国媒体报道，美元与人民币短暂消失后，很快又冒了出来，连巡查的人也见怪不怪。

　　根据朝鲜主体思想，市场经济因其个人主义色彩浓厚，注重私利，对集体主义精神构成破坏。因此直到1990年代，朝鲜官方并不承认市场的合法性，对与中国邻近地区出现的大规模市场也采取打压态度。

　　但国家经济整体倒退，使得领导人无法保证给所有朝鲜人送上大米和袜子，更别提“让民众人人喝上肉汤”。朝鲜人只能自谋出路。延吉的商人金永通（化名）至今记得在1990年代的平壤，在胡同里看到过三五人围在一起交易尼龙袜，当他们看到外国人出现时，转眼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了2002年，朝鲜政策有所调整。当年7月，朝鲜宣布实施“七一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一度被外界视为朝鲜“改革”迹象的重要信号。

　　“七一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提高粮食购销价格，全面调整物价与工资，更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争取效益等。半年后的2003年3月，朝鲜首次以官方的名义将农民市场改编为综合市场，允许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默认双重价格制。

　　朝鲜长期以来“偷偷摸摸”做生意的个体户随即多了起来。只要得到政府许可，朝鲜人可以开小商店、餐馆。在大桥下摆地摊一般也不会被轰走。在朝鲜，一个人可以腋下夹着只鸡站在路边卖，也可能是在面前摆一箱24瓶的啤酒。

　　俞忠植认为，“七一措施”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时刻。“之后，在朝鲜市场上的活动合法化了。”吉林大学学者徐文吉也指出，农民市场的改名意味着朝鲜政府“显然承认了市场中的工业产品交易行为”。

　　然而，自由市场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根据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一书的介绍，朝鲜政府在2002年以后曾多次反复，朝鲜政府从没完全放弃把市场重新纳入国家配给体系的努力。除了限定市场卖主必须是40岁以上妇女外，年轻女性和所有男人要向其工作单位报到，对于买卖货品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政府同时派出专门的稽查人员在市场巡视，查没非法商品。

　　2005年10月，作为“战略物资”的大米在朝鲜全国禁止买卖，平壤的粮食市场被暂时关闭。官方几乎限制了绝大多数市场的活动，只有国营的商店可以出售食物、日用品和进口产品。朝鲜政府要求工人回到国营的工厂，并宣布他们将重新通过国家配给体系提供供应。直到三年后的2008年11月，朝鲜《劳动新闻》的社论还称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的圈套”。

　　2009年，朝鲜政府实施货币改革，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混乱。不仅让普通的朝鲜民众一夜间失去积蓄，随即更引发新一轮通胀和粮食供应的短缺。

　　俞忠植表示，要探讨朝鲜市场的主要特点，就必须要注意朝鲜政府一边激活市场，一边强力管制市场，比如干预卖方或干脆关停。“市场被政府牢牢掌握，以弥补计划经济制度的缺陷。”

　　市场催生朝鲜新阶层

　　2011年12月19日，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当天。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的朝鲜商人高价购买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黑布条缠在手臂上，配戴上印有领袖半身像的胸章，穿越跨江大桥返回朝鲜。

　　因为购买数量骤增，百合花由平时的几元人民币涨到40-50元一枝。这一价格几乎相当于平壤市民每月工资的10倍，而人们买得起。

　　哀悼期结束后，这些人迅速回到丹东，继续从事边贸。他们采购大包小包的货物，从矿泉水、泸州老窖到货车装箱的自行车，运往对岸的新义州，再从新义州转运到朝鲜各地，尤其是首都平壤。

　　这群做跨国贸易的朝鲜商人，在2011年美国国会关于朝鲜经济的报告中被定义为朝鲜的新兴阶层。

　　报告称，新的经济格局已经让朝鲜催生出5个阶层。最上层的权力精英是劳动党的党政军干部，他们有国家分配住房，享受高档进口商品，也专注于维系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

　　第二个阶层是新兴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在此之下，第三阶层是掌控市场和公共商业活动的暴利团伙，第四阶层是城市平民，最底层则是农民，他们不得不把自留地里的收成拿到市场上销售，才能换取日用品并维持生计。

　　在20年前的朝鲜社会结构中，出身以及与劳动党、军队的关系是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条件。经过多年变革，朝鲜社会已经发生改变。俄罗斯学者安德烈则在《朝鲜新的阶级构成》一文中引用脱北者的话，“朝鲜人看待家庭出身重要，但赚钱的能力已经比社会背景更重要。”

　　朝鲜的新兴商人阶层尽管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党政军精英相比拟，但他们独有一项最重要的特权：穿越鸭绿江，到中国去。

　　绵延流淌的鸭绿江如同一座漂浮的柏林墙，将中朝两国边境隔开。“凡是能（合法）离开朝鲜到丹东的都是朝鲜的精英。”丹东商人朴基柄说。

　　朝鲜市场上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在市场上大约1/3的产品是朝鲜货，2/3以上的商品是外国进口的，进口品中90%以上来自中国。”曾在平壤留学的吉林大学学者徐文吉向记者介绍。出关费用、交通成本和申请许可的费用都必须计入成本，于是，朝鲜市场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通常和中国市场上差不多，甚至更贵。

　　与中国丹东隔江相望的是新义州，这里是中朝贸易的中转枢纽。从鸭绿江上望去，新义州口岸出现了数个巨型的仓库，它们都是这两年新建的。

　　在1990年以后，中韩成为朝鲜最主要的输血管道，中国和韩国为朝鲜提供了近60%的进口和超过一半的出口。据统计显示，2010年中朝贸易额34.72亿美元，较前年增长29.6%；2011年中朝贸易额为56.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随着中朝贸易额的提升和新兴商人阶层的壮大，朝鲜新一代领导人也在对这一阶层做出新的微妙表态。据《东京新闻》报道，2012年1月，金正恩讲话时曾强调，对获取外汇、运营工厂企业的优秀人物，不管是谁都要不分你我地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这多少意味着，只要商人可以以获取外汇的形式向朝鲜政府表示忠诚，他们的经济模式将可以得到继续。

　　同时，新兴阶层也蕴藏着推动朝鲜经济在计划体制之外成长的力量。“朝鲜的市场经济意识比我们改革初期要强，”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说，“如果朝鲜改革开放，会比我们改革初期转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