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长期在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担任对华关系决策重要职务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一个局内人对美国亚洲战略的描述》（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布鲁金斯学会8日举行新书发布会，贝德在书中和会上披露了不少奥巴马政府前两年对华关系的决策内幕与轶闻。
奥巴马对华经济态度强硬
从2009年1月21日到2011年4月15日，贝德担任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顾问两年零3个月，是这期间奥巴马处理东亚事务的最主要幕僚之一。
贝德透露，是奥巴马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琼斯将军邀其“入伙”，他也多次有机会单独向总统就亚洲政策进行吹风。他说，奥巴马是很好的倾听者，属于那种眼睛直接看着你，吸收你所讲内容的“好政治家”，多数时候会对幕僚的意见言听计从，但在对华经济问题上，奥巴马有自己成型且相当强硬的观点。
2001年到2002年担任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亲身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最后进程的贝德说，奥巴马怀疑现在的工具，特别是WTO协议能否有效地保护美国利益。他们就对华经济问题有过多次会见，很多时候奥巴马会让贝德先讲，但有一次奥巴马直接告诉贝德，他自己要先讲，于是直截了当地谈了他对贝德建议感觉不妥的看法，态度还相当强硬。
奥巴马一位相知20年的朋友说，从来没听见奥巴马嚷嚷过，但贝德说，他在白宫两年多，这个记录就被打破了。
贝德指出，处理对华关系是奥巴马亚洲政策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奥巴马真诚地尊重和欢迎中国与国际法律和准则相符的崛起；希望与中国合作处理朝鲜、伊朗等国际问题；在第一次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见面时，花了相当长时间阐明美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太国家，要与亚洲保持和加强联系；奥巴马也预期美中关系是竞合关系，想增加合作的成分，并成功而平和地处理竞争。
中国“咄咄逼人”非上层决策
贝德将奥巴马政府前两年多的对华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奠定稳定的积极基础；第二年中国变得咄咄逼人，美国还手，并采取了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等额外行动；第三阶段是胡锦涛访美，中美关系恢复。
贝德称，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2010年11月写的文章为标志，中国外交政策结束内部辩论，重新回到邓小平倡导的谨慎、耐心、不谋霸权的路线上。
美国有人认为，奥巴马政府第一年虽然避免了以前政府更替后美中关系出现紧张的错误，但对华太软弱、太包容，鼓励了中国在第二年的强硬。贝德对此表示理解，但不同意这种说法。
贝德分析，中国第二年转变主要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被金融危机和伊拉克、阿富汗战争所困，觉得美国在衰落，中国的时代来了。但贝德说，这不是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中国在2010年的一些行为也不是最高层决策者指示的、有策划的行动。
例如在南海问题上，贝德称，解放军要加强在南海的存在，那是一种趋势，已经好几年了，并非突然的事情，事实上是美方选择突出这个事情，尤其是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7月在河内的讲话更突出了这个问题，但这么做刚开始激起了中方的敌意，却终究起到了令中国回来谈判南海行动规则的效果。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也认为，中国国内确实存在一种压力，即很多人感觉，现在中国不应再毕恭毕敬，不用再像原来那样埋头种地，不能再坐在国际事务的后排了。
30年前，年仅35岁的贝德就担任当时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的助手，1996年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1997年转任白宫国安会东亚事务主任，2009年再度担任此职。在这个过程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他面对的棘手问题。
曾参与2010年美国对台军售决策过程的贝德透露，在2010年1月美国决定宣布对台军售一揽子方案时，奥巴马政府高层没有人提出要对台出售F16战机。他说，那次军售决定是基于总统和国安会的一致建议作出的，美方的主要相关部门对进行军售和出售特定武器给台湾均持同样的看法。
贝德强调，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有具约束力的利益--即台湾的未来要由和平的解决方案来决定，而军售是美国基于如何取得那个目标的估算。
至于美国对台政策有无变化，贝德表示，变化的是台湾，从上世纪80年代蒋经国到90年代李登辉，再到后来的陈水扁，台湾领导人采取不同的政策，美国的态度也有所差别，比如蒋经国开放与大陆的关系，美国表示支持，陈水扁采取的方向导致对抗，美国强调不赞成，而过去几年马英九政府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非常协调。
贝德指出，两岸关系过去几年对两岸以及美国都是积极的故事，两岸人民都欣赏这种进展，因此台湾问题现在对美中关系不是一个障碍，而是某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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