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8轮投票
1981年10月27日上午，安理会开始对秘书长提名进行投票。第一轮结果是萨利姆得11票，瓦尔德海姆得10票，但他们各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
因为这一程序是不记名投票，但中方可以确认，是美国对萨利姆投了反对票。
随后又进行了3轮投票，萨利姆的得票越来越少，瓦尔德海姆仍在10票左右。这样，第一天的投票结束。中国已经4次投反对票。
第二天进行了两轮投票，结果与第一天相同。这样一直到11月16日，一共进行了8轮投票，两人因中国、美国的反对，提名都没有获得通过。
11月17日一天就进行了8次投票。萨利姆最后一次得8票，瓦尔德海姆9票。中国和美国都已16次投反对票。
在凌青看来，这次投票时间越长，对中国的考验越严峻。本来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在萨利姆提名无望后会相机行事。但16轮投票过后，全世界都被中国人的态度震惊了。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媒体都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称赞，而西方媒体惊呼：中国“开始了一个对外政策活跃的阶段。”
经过其他国家斡旋，提出了三个新方案：一个是让瓦尔德海姆任职提前结束，在1至3年后重新选举。另外就是5年任期中，两人各2年半。第三就是另找候选人。大多数国家最终支持第三个方案。
12月3日，瓦尔德海姆宣布退出竞选。5天后，萨利姆也退出选举。在两个“实力派”退出后，其他一些候选人纷纷登台，达到9人。正如凌青所预料，他们都来自发展中国家。
很多候选人都给凌青打电话、写信，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1981年12月11日，新一轮投票开始。来自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以10票赞成，无否决票当选。结果公布后，联合国总部的很多非洲裔警察，都向凌青竖起大拇指。
从此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就在各大洲间轮换，而且不超过两届。凌青认为，中国并非对发达国家有何偏见，也并非偏爱发展中国家，而是认为应该主持公道，由两类国家轮流担任这一职务。
1982年，德奎利亚尔访华。他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应该发挥领导作用。
而邓小平认为，“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
他还说，“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这就是“决不当头”的由来。
中国应有何种态度
根据凌青介绍，安理会表现其政治立场的集体协议大体上有三种方式：秘书长报告、主席声明、决议。
其中，秘书长报告往往叙述或重复联合国旧的决议。主席声明一般是在决议有关各方意见还不统一，争取“拖而不裂”，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各方立场的表达方式，使用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辞。
只有决议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最高形式，具有强制执行的含义。因此，对安理会决议的关键部分，各方都会句句必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就成为决议能否通过的关键。
在凌青看来，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对二战5个战胜国给予的特权。其中，美、英、法虽然也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否决权的使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美、俄三个国家的战略协调和战略较量而展开的。
他说，对否决权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事情用、什么事情不用，都是十分微妙的问题。
比如，冷战结束后，否决权次数的减少反映了在国际较量中，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减弱。各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协调的空间和余地变大了。
再比如，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问题。它可以起到某种阻遏作用，使别的国家及时了解自己的立场，从而改变态度，寻求妥协方案。威胁要使用否决权是为了最后可以不使用否决权。
他认为，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阻遏作用在所有事例中都十分明显。
不过，否决权尽量少用并不等于不用。因为它代表了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使用否决权上从不含糊。
凌青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1971年以来中国使用否决权次数较少，既有中国慎重、负责的因素，也有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多，比较超脱的因素。但今天中国已全面参与联合国活动，深深介入各种国际事务，所遇到的国际挑战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中国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立场，该行使否决权的时候就行使否决权。
（部分内容参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从延安到联合国》）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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