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全球第一智库”日常运作
马宇歌说，布鲁金斯学会把自己的定位归纳为“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这是理解布鲁金斯学会作为全球第一智库的关键。
“质量”代表着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每一份报告必须具有高质量，必须来源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的现实思考。布鲁金斯学会有200多位研究员，主要集中在华盛顿总部，其他分布于世界各地。他们都兼具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广泛的实践经验。
马宇歌谈到，高质量的产出还源于布鲁金斯学会一切以学者为核心的运作机制。该学会为每位学者尽可能提供最好的环境，使其可以专注于研究。她举例说，在取得布鲁金斯学会录取之后到正式来学会上班之前这段时间里，学会各个保障部门就已经为她解决了在美的保险、签证、电脑、住房等所有后勤问题，并在到任的第一周为她开展了一系列培训，帮助她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学会能为马宇歌提供的所有服务，还鼓励她最大限度地去使用这些资源。
高质量的研究还来自于学者间频繁深入的交流、切磋与讨论。马宇歌说，每个学者都在网上公开自己的联络信息，以便大家彼此联络。每个研究部门还定期举办各种内部交流活动，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自带午餐会”了。她所在的研究项目每个月举办一次“自带午餐会”，大家自愿参加，每个人带来自己的午餐，一边吃午餐，一边就某个或多个主题交流看法。最近一次的午餐会上（2012年1月26日），先是中国中心研究员Erica Downs介绍她最新关于中国、伊朗能源贸易的研究成果，南亚问题专家Stephen Cohen接着她的话题讨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最新外交动向，并把关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问题抛向东北亚中心主任Richard Bush （卜睿哲）。卜睿哲利用回答这个问题的契机，讨论了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第十三届行政一把手大选。紧接着，外交政策研究项目主任Martin Indyk （前美国国务院主管近东事务副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近东与南亚事务主任） 结合他刚刚结束的埃及之行对即将进行的埃及大选做了点评。2012年是全球大选之年，大选的话题一打开，军控研究中心主任Steven Piter （曾任驻乌克兰大使，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俄罗斯事务主任） 就俄罗斯大选和新近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进行评论，引起了访问学者Marvin Kalb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早年是美国著名记者和电视评论员） 的追问。一个小时的午餐会在欧洲事务专家对法国大选的观察和预测中结束，大家各自回办公室继续下午的工作。马宇歌表示，这种交流非常平等、自由，比如像她，应该是布鲁金斯学会里最年轻、资历最浅的客座研究员，但在各种内部或公开的讨论中，她可以随时向资深研究员提问、讨论。
马宇歌说，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二个定位是“独立性”。独立性体现在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一律以事实来说明问题，并且尽量不要被政治走向所左右。学会不给研究员任何意识形态指引，不主张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服务。而且，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不可以以学会名义参与政治活动。一旦谁接受政府部门邀请担任要职，必须请假或离开学会。任职结束后，可以再回来。这也就是俗称的西方世界的“回转门”。布鲁金斯学会自成立以来的历任主席也由美国共和党人和美国民主党人平分秋色。但不论是谁领导布鲁金斯学会，当他以布鲁金斯学会的身份活动后，就不得再参与政党事务。保障独立性的另一点是财政独立。布鲁金斯学会作为非盈利机构，其运作资金，来自于创始人布鲁金斯贡献的基金、社会捐款及学会的出版物收入，由布鲁金斯学会财务部门进行专门管理。这些收入及支出的每一笔都在自己的官网上向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布鲁金斯学会的第三个定位是“影响力”，既体现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也体现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力。马宇歌说，她曾经和李侃如教授讨论高校与智库的区别，李侃如说他早年的兴趣是做一个好的研究，那是他在密歇根大学任政治学教授的主要工作。但后来，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产生超出学术界的影响力，能够在政策层面发挥作用。于是，他离开高校，加盟智库。因为智库通过和政界、媒介与公众的广泛联系，把研究的影响扩大化。布鲁金斯学会扩大影响力的方式主要通过出版其研究成果、召开面向公众的研讨会、应邀与政商界团体召开小范围闭门会议、研究员被邀请进入政府工作、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及在世界范围内发表评论员文章等方式。这些方式同时进行，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布鲁金斯学会强大的全球影响力。
由于布鲁金斯的影响力及中立性，许多国家及地区领导人、重要政治和商业团体来访美国，都会请布鲁金斯学会组织相关活动。比如2011年11月9 日，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东北亚中心就共同举办了香港特首曾荫权与美国各界的高层午餐会；再如最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2月15日与美国各界人士的高层午餐会的组织工作，也有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马宇歌等成员的身影。通过扮演中美双方桥梁的角色，布鲁金斯学会增加了同双方，特别是同中国高层的接触，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政治的风云变幻。
马宇歌告诉读书报，她印象很深的是智利前总统拉国斯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他的新书《智利民主化之路》。近距离亲眼见拉国斯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早年在美国杜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习以及后来回到智利推翻军政府重建民主政治的历程，并与另外两位嘉宾，分别为美国前驻联合国、驻俄罗斯、印度、以色列等国大使Thomas Pickering和乔治城大学教授Arturo Valenzuela深入讨论了智利民主过程中面临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敢为的政治家的魅力，这为马宇歌了解南美的民主化历程及社会发展打开了一扇生动的大门。会后马宇歌得以和这位载誉世界的智利前总统进一步交流，拉国斯还在赠给她的书上写下了题词“给我的中国朋友”，郑重交给马宇歌。
专攻“中国和印度节能减排政策”
布鲁金斯学会给马宇歌的录取合同书上规定，工作时间90%可以用来做马宇歌所志愿的独立研究，10%参与布鲁金斯学会的专项工作。而马宇歌志愿进行的独立研究是关于中国和印度节能减排比较研究。布鲁金斯学会除了为她提供的各种研究环境和条件之外，华盛顿作为美国和世界政治中心，也为她的专业研究和对国际政治、美国国家政治的观察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平台。马宇歌说，来到华盛顿的几个月，她参加了美国几大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威尔森学会、战略研究所等开展的诸多研讨活动。各大智库最关心的问题，如阿拉伯之春带来的问题、美国大选、中国经济增长软硬着陆、欧债危机、全球能源危机等等，都引起了她的强烈兴趣。
马宇歌表示，作为一位年轻的客座研究员，特别是年轻女生，除了观察和学习以外，她还需要积极参与到布鲁金斯学会的政策讨论和组织活动中。比如她的第一份任务就是去年2011年10月17日为中国外交顾问小组与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闭门会议现场做笔录。在那次会议上，马宇歌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所谓的中美之间的互不信任是怎么一回事。中方代表团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不断反复重申同一个众人皆知的重要观点，美方同样有问没答。
除了在布鲁金斯学会和各大智库活动之外，马宇歌也因为研究需要，经常走访美国国家能源局、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查阅资料或采访有关人士。她也时时和在英国牛津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老师们保持联络，把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想与他们探讨，老师们总能从各个角度给她很好的启示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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