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的领导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在芝加哥西北部的一个小街区，2003年该地曾发生过12起凶杀案。“停火”派去了两个“阻断者”，结果2004年全年没有一起凶杀案记录。“暴力阻断者”由哈迪曼管理，他在“停火”位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大楼的总部之外办公。
在哈迪曼办公室的墙上，挂着鲍勃・马利、纳尔逊・曼德拉、穆罕默德・阿里和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的照片。哈迪曼肤色较浅，头发稀疏，有着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说起话来悦耳动听，但他同时也是个认真钻研黑人历史的学者。我提到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对黑人暴力事件的研究，在著作《神的孩子》中，巴特菲尔德将其归结于残忍的奴隶制度。巴特菲尔德还提出，南方白人为“荣誉”誓死而战，就像是今天黑人为“尊严”而战。
“我很高兴你说到这些。”他说自己也读过这本书，“因为没有人愿意谈论殖民者对加勒比非洲人的暴力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他揭开尘封的历史，从《中途航道》谈到佃农耕种，从种族隔离谈到实施私刑，又从三K党谈到马丁・路德・金。“人不该为暴力找借口，”他说，“然而我们的暴力是被教出来的。”
哈迪曼成长在暴力就是家常便饭的环境中，“就像每天早晨要吃早饭一样稀松平常”。他说，许多置身事外的人都抱着错误的观点，认为一件事一旦形成常态，就不那么可怕了。“人们应该了解，生活在社区里的人同样会害怕凶犯。现实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酷毙了’。那一点儿也不酷，唯一不同的只是你就生活在杀人犯或强奸犯的隔壁，学会了一套生存之道。”
祖母把哈迪曼带大，她一直教导他除非出于自卫，否则不应该去伤害别人。他说，即便沦为罪犯和瘾君子，自己也始终恪守着这样的原则。年轻时，他曾和两个朋友在芝加哥商业区的雷迪森酒店，通过消防通道闯入17层的一间客房。他们看到一对夫妻正在床上。“我的一个朋友对那个女孩起了歹念，我站出来告诉他，‘你休想在这儿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情。’”最后哈迪曼拔了电话线，和同党两手空空地跑掉了。
20年前哈迪曼戒掉了毒瘾和酒瘾，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让自己成为一名和平使者。他在“暴力阻断者”中享有威望，而对那些曾经杀过人、从不按规矩行事的人来说，想得到他们的拥戴并不容易。哈迪曼未曾依附于某个帮派，这对他很有好处，但在任何时候，他说：“你都不能示弱。你稍有示弱，他们就会占上风。”
假使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又会如何？他笑着说：“有几个人就经常在我面前雄起，没啥大不了的，我们这些人就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尽管听起来像是一剂防止旧病复发的药方，但项目中的成员几乎不存在任何行为规范方面的问题。“我们大概有300个阻断者。”哈迪曼说，“只有5个人再度堕落。”
哈迪曼说起那些数据就像在唱诵爵士乐的歌词。“2011年1月至6月，我们调解了351起冲突。”他说，眼前一切都很顺利。“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凶杀案减少了大约30起。我并不是说这全是‘停火’的功劳，但它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40年来，凶杀案的数目首次低于400起。这在芝加哥可是前所未有的数字。”
暴力与人性
造访过哈迪曼，我沿着走廊来到措贝・威廉斯和另一位同事共用的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威廉斯外表好像温和的泰迪熊，他是《阻断者》中的明星之一。你很难把眼前这个看起来脾气非常好的男人，和他曾因为企图杀人和交易毒品而服过12年刑的事实联系起来。“我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帮派成员。”他用一口温和的芝加哥口音说道：“他贩卖毒品，开着一辆卡迪拉克。他是我的榜样。”
6岁时，威廉斯到监狱去探视父亲，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了帮派里的事情。等到威廉斯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场斗殴中被人打死了。“我一心想把所有东西都撕碎。”他说：“我的母亲努力想做好她能做的一切，但我父亲死后她开始沉迷于毒品。于是我和社区中跟我一样没有父亲的孩子混在一起，做各种疯狂的事情，贩毒、轮奸，然后被关进监狱。”
当几位朋友被判了50到60年的监禁，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他开始在“停火”做志愿者，并最终被录用，后又因为组织的资金不足而被解雇。每年预算不足的时候，“停火”就要把一名成员从发薪名单上剔除出去。他们的资金一部分来自公共机构，另一部分来自于个人，永远也养活不起所有的成员。不管有没有薪水，威廉斯都坚持来工作。“我坚定地留下来，因为我也是造成问题的一分子。”他说：“我的过去一团糟，我希望能帮助周围的孩子，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来自破碎的家庭。”
我遇见的“阻断者”身上的那股热情，让人联想到戒酒的人显现出的强烈的克制。威廉斯承认，即便回到家中待在妻儿身边也很难让自己停下来，就像得了强迫症，他说，自己不断和街上的派系建立信任关系，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影片中，威廉斯的工作是帮助他人从不良的情绪中走出来，而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他在狱中结识的旧友，那人名叫弗拉默。第一次见面时，弗拉默正处于狂怒状态，枪塞在裤子里，围着自家的前院边走边跺脚。有人告发了他的兄弟，他想要报仇。
威廉斯想劝他冷静下来，然而在狱中度过了32年的弗拉默可没那工夫听他废话。“你能帮我什么？”他逼问：“就现在，你能帮上我什么？”
威廉斯设法劝阻弗拉默去找对手算账。两人的交流过程，就像是两个好莱坞顶级演员的表演，威廉斯坚韧正直，弗拉默冲动不羁。
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廉斯和利尔・米凯伊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人是个改邪归正的前帮派成员，如今是“停火”组织的一分子。米凯伊15岁时因持枪抢劫理发店被判入狱，刚刑满释放不久，我们看到威廉斯始终陪伴在男孩身旁。米凯伊对自己罪行的悔过，每每令人感动落泪。“许多人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威廉斯说，“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人们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如果你总被人说成是败类，最后就只好破罐破摔，让自己成为恶棍。”
单纯地将暴力行为当做一种疾病看待似乎有些不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能发挥作用？人的责任感又在哪里？人们没法选择自己是不是要患上癌症或肺结核，却可以选择是否购买枪支。而当我们知道某些行为可能增加患病的几率，大可以不那么做，然而在恩格尔伍德这样的地方，用枪支武装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是一种必需。
倘若暴力行为被视作一种疾病，那么它毫无疑问是一种接触性传染病。芝加哥南部的冲突并非个别现象。在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巴尔的摩，甚至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青少年和帮派的杀人事件近些年都呈现出上升趋势。生存环境是部分原因，电影和音乐等媒介也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可以改变原有的文化氛围。”哈迪曼说：“如果暴力在人们心目中丧失了魅力，那么执行暴力的人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酷了。”换种说法，就是让人们觉得不实施暴力才真正够酷。这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办到，若要做成，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克服种种阻碍和挫折。然而在这令人绝望的境况中，“暴力阻断者”已经为人们树立起了一个榜样。无论旁人怎样看待，他们的行为无疑真的酷毙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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