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大量牲畜死亡以及其他因素,蒙古的很多游牧民纷纷告别他们熟悉的大草原,来到首都乌兰巴托谋生,其中绝大部分人栖身于贫民窟。贫民窟没有自来水,卫生条件极差,生活非常贫困,酗酒者比比皆是,犯罪率也居高不下。大量游牧民涌入贫民窟已经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导致首都乌兰巴托陷入混乱之中。
告别大草原 栖身贫民窟
不久前,年轻的蒙古牧民奥奇克胡・格纳(Ochkhuu Genen,音译)将全部家当装上一辆借来的中国皮卡,举家搬到首都乌兰巴托。奥奇克胡又瘦又高,但看上去很有威严,从打包、装车、拆包到整理,一切都井井有条,表面上没有一丝慌乱,但在他的内心,他也许感到一些遗憾,甚至是失望。
抵达乌兰巴托短短几小时后,奥奇克胡就在一块很小的空地上搭起蒙古包(蒙古游牧民的传统圆顶帐篷),四周用篱笆围起来。这块空地位于乌兰巴托郊外,是他花钱租来的。奥奇克胡的家与周围数千个蒙古包拥挤在斜坡上,俯视着乌兰巴托。搭好火炉烟囱和楔完桩子之后,他打开低矮的木门。妻子诺乌(Norvoo,音译)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乌拉卡(Ulaka,音译),领着6岁的女儿阿努卡(Anuka,音译)走进蒙古包。
搬到首都生活,诺乌一直心存忧虑。走进蒙古包后,她暂时将这种忧虑抛在脑后,开始忙活起来,将他们的蒙古包布置的和乡下一样舒适温馨。她铺上油地毡,摆好铸铁炉子,在角落里支上小床,将家人的照片整齐地挂在墙上,最后将一台小电视机放在木桌上。
屋外的景象非常荒凉,与他们熟悉的郁郁葱葱的大草原截然不同。从这里驱车向西南行驶一小时就是一片草原,他们曾在那里畜牧,诺乌父母的蒙古包也在附近。但在乌兰巴托的新家,他们无法看到连绵起伏的草原,进入视线的就只有几米外大约2米高的木篱笆。此外,这里也没有奥奇克胡珍视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的只是院子里的看家狗――一条黑棕色的杂种狗,受点刺激就汪汪直叫,声音非常嘶哑。在篱笆墙外,能够激怒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奥奇克胡的蒙古包所在地区实际上是一个贫民窟或者说蒙古包区,摇摇欲坠的蒙古包密密麻麻地拥挤在这里。乌兰巴托共有120万人口,其中有大约60%的人生活在贫民窟。这里没有铺面路,没有卫生设施,也没有自来水。与其他城市的贫民窟一样,蒙古包区的生活非常贫困,犯罪率很高,酗酒者比比皆是,空气中充斥着绝望的气息。生活在这里的很多牧民晚上大门紧闭,这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奥奇克胡说:“走出蒙古包,你能看到的就只有篱笆,感觉就像住在一个盒子里。”
极端天气成为罪魁
作为游牧民,他们永远也不希望自己住在一个盒子里。奥奇克胡和诺乌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完全是出于无奈。2009年-2010年冬季,这对夫妇的大部分牲畜在可怕的暴风雪中冻死或者饿死。雪上加霜的是,严冬之后的夏季又遭遇可怕干旱,持续了4个多月。极端天气过后,他们的350头牲畜仅剩下90头。在这个可怕的冬季,整个蒙古因灾死亡了大约800万头牲畜,包括奶牛、牦牛、骆驼、马匹、山羊和绵羊。奥奇克胡平静地说:“继续在乡下生活让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就这样,我们决定将剩下的牲畜卖掉,而后开始新的生活。”
如果站在改善孩子生活条件的角度,他们这么做无疑是一种明智之举。奥奇克胡和诺乌并不喜欢城市生活,但他们也看到城市的各种优势。在乡下,他们的家距离医院和学校很远,但在乌兰巴托,他们的小儿子却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女儿阿努卡也可以到公立学校上学。现在,像他们这样的居民在乌兰巴托有50多万。很多人因为严冬、运气不好和看不到未来发展前景离开草原。目前,蒙古的煤矿、金矿和铜矿吸引了数十亿美元国外投资,矿业开发带动下的经济增长有望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很多游牧民也纷纷涌到乌兰巴托,希望在这里找到称心的工作,开始全新的生活。
城市生活很难适应
如果不是看到市区的高楼,乌兰巴托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座边境城市。整座城市沿着一个好似洪水后所留砂砾层的河谷纵向延伸,没有什么规划,显得非常凌乱。乌兰巴托建于1639年,最初是流动的佛教僧侣的中心和商栈。1778年,这片居住地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为现在的乌兰巴托奠定了基础。这座城市沿着一条穿过一座矮山山脚的主干道而建。主干道现在被称之为“和平大街”,是唯一一条贯穿整座城市的道路。
从黎明到日落,和平大街一直车流不断,交通拥堵问题非常严重。在这条路上开车就像上了一条传送带,只能一点一点往前挪。道路两旁的公寓楼建于苏联时代,早已经破烂不堪。在边道上行驶不到50米就会遇到路障,莫名其妙地堆着生锈的铁和混凝土。周围的写字楼丑陋笨拙并且非常隐秘,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很难找到它们的位置。
很多最近涌入乌兰巴托的游牧民都不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不会开车,不知道如何穿过繁忙的马路,更不了解城市环境下的社交生活的微妙之处。内心感到兴奋的同时,他们也上演一些鲁莽的行为。在乌兰巴托,站在货摊前排队等候时突然闯入一个牧民打扮――草原马靴、毡帽和传统腰带――脸上写满沧桑的人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他会像冰球选手一样用肩膀将其他顾客挤走,而后挤到队伍前面,看看到底在卖什么。如果队伍中有其他游牧民,也会用力推他,但他们不会打架,也不会心生反感,这是他们的行为方式。
著名出版商和历史学家,经常撰写蒙古国民性格方面著作的巴巴尔(Baabar,音译)表示:“这些人自由惯了。即使在乌兰巴托生活多年,他们仍然是游牧民的性格。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看看他们如何过马路你就知道了。他们会突然冲过去,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不会选择妥协,即使面对飞驰的汽车也是如此。我们的国民性格粗犷,没有人愿意守这样或那样的规则。”
怀念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周六清晨,奥奇克胡带着诺乌和孩子回到乡下,在岳父母家过周末,同时帮助两位老人干些活,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做好准备。奥奇克胡帮岳父加亚(Jaya,音译)切干草,一干就是8个小时。到了周日晚上,他们已经将足够的干草搬到畜棚,保证牲畜即使遭遇暴风雪时也能安然过冬。
上一次的暴风雪让加亚损失惨重,1000多头牲畜最后只剩下300头。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希望靠着几十年的畜牧经验重新振作起来。从曾经的社会主义时期到现在,加亚就一直以畜牧为生,他很怀念那个年代。他说:“当然,那个时候的政府也做过一些错事,我痛恨官僚们让我干这干那。但社会主义政府会帮助我们度过灾害,比如去年冬季那样的灾害。即使所有牲畜都死了,你也不会饿死。”
虽然支持奥奇克胡和诺乌搬到乌兰巴托的决定,但加亚和妻子查特萨尔(Chantsal,音译)也经常念叨没有儿女在身边感到很孤单。然而,让他们也搬到乌兰巴托却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亚一脸愁容地说:“我在那儿一周也呆不下去。乌兰巴托太吵了,到处都是刺耳的噪音。我一定会呆出病,最后赔上一条老命。”
历史学家巴巴尔表示,像加亚和奥奇克胡这样的人都是真正的牧民,与其他在遭遇暴风雪时无能为力的人不同。社会主义政权垮台后,很多在苏联时期建造的工厂纷纷倒闭,数千人离开乌兰巴托,回到草原,重新过上牧民生活。但他们已经忘记了有关游牧民的一切,不知道如何喂养牲畜,如何度过可怕的严冬。更为可悲的是,他们也无法适应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
民族主义开始抬头
1990 年,蒙古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几个世纪来一直处在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和中国夹缝中的国家需要重新给自己定位。目前,民族主义――甚至排外主义――开始在蒙古抬头。在因本国出现的各种问题谴责当地和国家政要时,外国人也成为蒙古人炮轰的对象。很多蒙古人认为政府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在蒙古经商的中国商人被指为了牟利而不顾蒙古的利益。在乌兰巴托的夜晚,他们不敢出门,唯恐遭到一身黑色皮装,彷佛成吉思汗附体的年轻人袭击。
现在,作为蒙古人骄傲象征的成吉思汗重新受到人们的推崇。在前苏联时期,成吉思汗的形象遭到禁止,现在却出现在从伏特加商标到扑克牌的每一个角落。在距离乌兰巴托1小时车程的草原,矗立着一座大约40米高的巨大刚雕像,展现这位马背上的一代天骄,双眼注视着中国的方向。
蕴藏丰富矿产资源
实际上,注视着这个方向的人绝不只成吉思汗一个。据很多人估计,蒙古蕴藏着价值1万亿美元的煤炭、铜矿和金矿资源,大部分集中在中国边境附近的奥尤陶勒盖(绿松石山)周边地区。在这里,加拿大矿业巨头艾芬豪矿业正与英澳合资公司力拓以及蒙古政府合作,开采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铜金矿,蒙古政府占有34% 的股份。据估计,铜金矿开发能够为蒙古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
这些收入最后能有多少流进生活在铜金矿以北340英里(约合547公里),像奥奇克胡这样的普通百姓口袋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一直敦促蒙古政府将矿产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培训和发展经济上,但巴特包勒德总理领导的现政府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承诺直接将这笔收入发给每一名蒙古百姓,大约每人1200美元。
奥奇克胡并不相信自己最后能拿到这笔钱。为了赚钱养家,他必须努力工作。最初,他试着自己当老板,自认为所提供的服务正是蒙古包居民需要的。当时,他和一名合伙人在当地酒店租了一个房间,而后在没有自来水的蒙古包居民中宣传,劝说他们花钱到这个房间洗澡。他挨家挨户陌拜,寻找潜在顾客,但最后花钱洗澡的人寥寥无几。这一次的创业最后以失败告终,损失了200多美元,多年的积蓄所剩无几。
现在,他正考虑买一辆二手车跑出租。虽然需要借钱,但这能够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自己开车当老板也对他充满巨大诱惑。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开车送女儿上下学。他说:“在乌兰巴托,我们可能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喂养牲畜,但这里确实是抚养子女的好地方。”说完这些话,他穿过篱笆,走进院子,而后拉开木门。奥奇克胡感慨地说:“我太想我的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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