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29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重新改选，李光耀作为候选代表在立法会现场。
曾经联共的反共者
李光耀是个反共者，这点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开讲话中从不讳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积极加入美国所倡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区域军事联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而力主与大马合并，也有借马来人之手清除新加坡华裔中左翼势力的明显考量。为了抵制东南亚共产党的“颠覆渗透”，他曾长期和具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台湾蒋氏父子发展军事合作关系，也曾“直谏”邓小平，劝说其放弃对南洋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支持”。他对越南的态度前后变化迥异，当初的“冷”是抵御“共产势力扩张”的需要，后来的“热”，则有配合美国，在越南推动和平演变的意图。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将之作为劝说美国介入东南亚，游说南洋各国“警惕中国野心”的重要论据之一。
以“反共需要”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左翼组织遭到长期压制。曾是殖民时代新加坡群众基础最广泛团体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著名左翼领袖林清祥被逮捕关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领袖（如谢太宝）甚至有被关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还曾以“反共产主义颠覆”为由，未经审判便逮捕、关押了16名左翼知识分子，而这起名噪一时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普通的自由知识分子，至今也没个定论。
然而这位“反共专家”却有一段无法磨灭的“联共史”：上世纪50年代中叶，他的“啤酒精英”团体就曾正式和左翼工会结盟，共同争取海峡殖民地的自治权。这是因为李光耀发现，传统的精英社团无法争取新加坡基层，尤其华裔基层民众的支持。如今带有反共色彩的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却有浓厚的左翼色彩。1957年李光耀曾和左翼发生冲突，这一冲突随着当时殖民当局负责人林有福镇压“共产主义者”并逮捕林清祥、德万奈尔而暂告平息。1959 年6 月3日新加坡自治，两天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组阁，随即便释放了2人，直到1961年李光耀和党内左翼势力“大决裂”，这段“联共史”才告一段落。
对于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终闪烁其辞，“断代为史”，真实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难看出，他与左翼团体当初的联合，是出于时势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层人气和组织体系，而社会主义团体需要借他们这个精英组织的“壳”，以规避马来亚共产党始终得不到合法地位这一大难题。
但这毕竟是权宜的政治联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独立之初的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51个议席中的43个，但基层组织却是左翼的天下，51个分部中的35个、23个秘书处中的19个控制在左翼手中，议会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这种“精英搭台，左翼分子唱戏” 的局面，李光耀是无法容忍的，宁可选择和马来亚合并，也要肃清左翼势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较少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他联马、联美，反的只是本土、紧邻，或在他看来威胁到自己利益的 “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则无关痛痒。正因如此，冷战后期的他并未参加里根-布什的“反铁幕大合唱”（苏、东之“共”与自己关系不大），当红色中国表明其不染指东南亚、不输出革命姿态后，他也并未参加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公开为之卫护。
李光耀本人曾为自己这种看似有些功利主义的“不彻底反共”辩解，称自己并不反对社会主义（毕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仍是正统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对“列宁主义的集权模式和组织形式”，并将之作为其长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辩护词。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他本人被欧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诟病的，恰是“集权”的一面。从这一点上看，李光耀似乎和自己昔日的盟友、后来的政敌并无太多差异―要说差异，大约不过是他们都喜欢自己集权，憎恶对手集权罢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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