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还在上高中的奥萨玛第一次结婚。那时他17岁,她14岁――他的妻子纳吉瓦・加尼姆是他的表亲。纳吉瓦的个子比一般女孩高,长相很美。结婚时男人们在奥萨玛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聚会,不过新娘始终没露面。本・拉登未来的弟媳卡门形容纳吉瓦性情温顺,“老是怀着孕。”
也就是在高中的这段时间,本・拉登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这个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只有执着得近乎痴迷的人才会加入,”一个成员回忆说。兄弟会的成员都是像本・拉登这样笃信宗教的十几岁少年。成员们有时会结伴去麦加朝觐或出行海边,在那里做祷告,劝人们皈依。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无论是在哪里,”本・拉登的一个朋友贾迈勒・卡舒吉说,他也在大约同一时间加入了兄弟会。“我们相信,第一个国家的建立会带动第二个国家,这种多米诺效应将扭转人类的历史。”
1976年,本・拉登考入吉达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他学的是经济,但参与更多的还是校园里的宗教活动。“我在学校里建立了一个宗教慈善团体,并且组织大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诠释《古兰经》和圣战,”他后来说。
上大学第一年,本・拉登结识了兄弟会的另一个成员、后来成为他挚友的穆罕默德・贾迈勒・哈利法。哈利法大本・拉登一岁,是个很合群的人,脸上总是带着随和的笑容。哈利法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但他的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知身上――这让他在沙特社会中拥有了与家境经济状况颇不相同的崇高地位。他和奥萨玛一起踢足球。个子高、速度快的本・拉登当射手,总是冲在前面。两个年轻人很快就好得形影不离。
到了周末,他们会去吉达和麦加两地之间的沙漠,通常就住在本・拉登家里的农场,那是一个名叫巴鲁德的绿洲。为防止贝都因人住到他的地产上来,本・拉登盖起一座只有一厨一卫的小屋,还经营起了农场。他养了一小群羊,还有一厩马。即使是夏天,他一到农场就会把鞋子踢掉,赤着脚走在灼热的沙地上。
“奥萨玛很固执,”哈利法说,“有一次我们在沙漠里骑马,跑得非常快。我看到前方的沙漠是细沙,就告诉奥萨玛有危险,最好绕着走。他不听我的,继续往前跑。于是他的马就栽倒了,把他给摔了下来。他一边笑一边爬起身。还有一次我们开的是吉普。只要看到沙丘,他就会开着车飞快地翻过去,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沙丘另一面有什么。真的,他多次让我们置身险境。”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精神上充满困惑的时期。“伊斯兰教与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利法说,“我们想要知道,对于如何饮食、娶什么样的女人、怎样谈话这类问题,伊斯兰教是如何教导的。我们读了赛义德・库特卜的书。他是对我们这一代影响最大的人。”阿齐兹国王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被逐出埃及或叙利亚的兄弟会成员。他们来到这所学校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高度政治化的理念。这种观点把国家与宗教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包罗万有的神学体系。本・拉登和哈利法深受这些教授的吸引,因为他们的思想显得比沙特学者更为开放,还愿意借一些书给学生看,例如库特卜的《里程碑》和《在〈古兰经〉的庇荫下》,这些书将改变他们的一生。殉教者库特卜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卜每周都会到学校来上课。虽然本・拉登从来没有正式上过库特卜的课,但常会去听他的公开讲座。库特卜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们发现,这位老师虽说曾在纳赛尔的监狱里苦受折磨,却仍然保持着沉着的气度。
当时,穆罕默德・库特卜正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兄长的声誉――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对这位殉教者提出了抨击。他们认为,《里程碑》一书让一群新生的、更为暴力的激进分子有了权力。尤其是在埃及,这些人用赛义德・库特卜的著作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去攻击一切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者的人,甚至包括其他穆斯林在内。在库特卜的批评者之中,时任穆斯林兄弟会最高指导的哈桑・胡达比居于首位。他出版了自己在监狱中写的书《传教者,而非审判者》,以此驳斥库特卜唆使动乱的言论。胡达比的神学观念要正统得多,他认为任何一个穆斯林都不能否定另一个穆斯林的信仰,只要他能用简单的一句话证明自己的信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原先库特卜与胡达比在埃及监狱里进行的辩论,迅速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而年轻的穆斯林也在这“谁是穆斯林谁不是”的争辩中采取了各自的立场。“奥萨玛在1978年读了胡达比的书,我们还就此讨论过。”贾迈勒・哈利法回忆说。“奥萨玛完全赞成他的观点。”不过,他的看法很快就会发生转变。正是这根本性的转变――由胡达比包容、认可的伊斯兰理念,转向库特卜那狭窄而批判的观点――打开了通往恐怖之途的大门。
注:贾迈勒・哈利法,本・拉登的大学同学,在1985年决定参加阿富汗圣战。第二年娶本・拉登同父异母的姐姐谢哈为妻。他曾在约旦被指控参与多起恐怖主义密谋,但被宣告无罪。现居吉达,经商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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