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驻日札幌总领事 难忘救灾过程点滴(组图)

《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专访中国驻札幌总领事胡胜才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胡胜才在灾区安抚女研修实习生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报道，一场无情的大地震袭击日本东北地区。地震波及的东北三县宫城县、福岛县、岩手县，正好属于中国驻日使领馆的不同的管区。宫城县属于中国大使馆领事部的管区，福岛县属于中国驻新总领事馆的管区，岩手县属于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的管区。为此，近日，《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飞赴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对胡胜才总领事做了专访。

　　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灾民身边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了解到，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大使馆立即启动了应给预案，投入了解决灾区中国侨民困难的活动。那么，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是怎样行动呢？

　　胡胜才：3・11日本大地震发生以后，我很快从媒体报道得知，岩手县成为地震和海啸的重灾区，多个面向太平洋沿岸的市町村瞬间被咆哮的海啸夷为废墟。交通中断，全域停电，通讯瘫痪。要知道，在岩手县登记的中国公民有2966人啊，其中大约有1200人分布在太平洋沿岸的12个市町村。看着灾情的报道，我忧心如焚，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他们的身边。我一面安排人查询飞机航班和预订机座，一面与同事们紧张地研究如何才能迅速地到达岩手的各种可能方案，北海道与岩手之间隔着津轻海峡，地震后一时飞机停飞，青函隧道关闭，渡轮停运。总领馆与岩手的通讯渠道也全部中断，真的让人着急！

　　3月13日上午，我召开全馆会议，决定成立由我、商务领事杨立、司机杨世启三人赴岩手工作组，并简单备了点食品和水，于13日12时顾不得吃饭驱车4个小时奔赴涵馆渡轮码头抢先登上刚刚恢复通航的5点多的涵森渡轮。我们三人在渡轮上吃了包方便面，做好了与时间赛跑的准备。渡轮海上行驶4个多小时抵达青森县，当我们开出码头时，已接近晚上10点。由于地震后高速公路已关闭，我们马不停蹄地沿着沿海的普通国道直奔岩手县的首府盛冈市。强烈的余震不断，路上跑的车寥寥无几，收音机里不断传来福岛核电站危机恶化的坏消息。

　　14日凌晨3时30多分，我们终于赶到了盛冈。稍作休整后，在早晨8时40分赶到县政厅同岩手县防灾对策本部地域部长加藤主税等举行工作会谈，并会见了达增拓也知事。两年前，我访问岩手曾拜会过达增拓也知事，据说他原来也是搞外交工作的，还做过小泽一郎的秘书。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玉树临风。而今天他身着防灾工作服，一脸的严肃。我向知事表达了对遇难者的深切哀悼和慰问之意后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马上深入重灾区避难所看望中国公民、二是请县政府协助了解岩手县中国公民受灾情况、三是为汽车通行灾区提供方便和供油。在得到达增拓也知事的允诺后，我们一行又与岩手县中国人会会长崔肃京教授会合并一同赶往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富士大学。

　　富士大学的中国学生都集中住在一幢宿舍楼里，并有专门的自己做饭的厨房。学校担心学生的宿舍发生意外，地震发生后的当天夜里专门安排了一辆大巴停在学校的空旷地带，让学生在大巴里睡了一夜。当我们赶到学校时，30多名学生和该校负责人正冒着寒风站在路旁焦虑地等着我们。我在他们的简陋的厨房里，向大家作了简短的慰问讲话，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作了思想安抚工作。

　　当我们再赶到岩手大学时，大学的教室里已经聚集了50多位忧心忡忡、焦躁不安的学生。其中还有20几位中国维族留学生。他们不相信札幌与盛岗路途遥远，两边又隔着津轻海峡，飞机停飞，我们怎能这么快到达盛岗。看到我们，大家兴奋的情绪溢于言表，并提出许多问题：有的担心余震房子倒塌、有的担心核辐射、有的担心食品、有的要求回国等等。我在那里停留了近两个小时，耐心地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并细致地作思想安抚工作及提出几点注意事项和要求。

　　离开岩手大学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我们匆匆回到住处开始深入重灾区的准备和联络工作。而此时全世界都为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电站危机震惊了。来自国内和日本的问讯及求助电话打爆了手机，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坚守在中国女研修生身边的日本人

　　《日本新华侨报》：据我们了解，岩手县有许多中国研修实习生。相对来说，她们是在日中国人里面的“弱势群体”。札幌总领事馆是怎样与她们联系的呢？

　　胡胜才：3月15日早上，我们驾车从盛冈出发，驱车150公里奔赴重灾区大船渡市，寻找失落在那里的中国同胞。汽车在崎岖山路上前行，路上匆忙跑着的都是贴着“救灾”标识的车辆，我们的手机与外界失去联络，强烈的余震不断，我们的心也一阵阵紧张起来。下午14时30分，我们在转过一座小山之后找到了大船渡市役所。这里已是临时的救灾本部。市役所一楼大厅贴着醒目的指示条，告诉大家“遗体安放处”的地址信息，四周墙上和公告栏上，贴满了有关灾民的信息，有关于避难所的地址和避难所人员名单，有官方的寻人启事，也有市民手写的寻人启事及留言。当地负责救灾事宜的官员佐藤雅俊向我提供了一份3月13日的避难所的安置人员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三个避难所有中国研修生的登记信息。我们如获至宝。自从震灾发生后，大船渡市通讯中断，根本无法了解中国同胞的安危情况和去向信息，这份名单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我们走过废墟翻山越岭，在下午15时30分首先来到大船渡高中的避难所。这处避难所设在学校的体育馆里，共容纳灾民200多人。我找到一处女孩较多的安置点，试探着用汉语向其中一女孩询问：“你们是中国人吗？”伴随着对方“啊”的一声惊呼，现场所有女孩如听到天籁之音一般齐齐伸长脖子望向我。“我们是，我们是！”姑娘们惊喜地连声大喊，并纷纷站了起来围聚到我的身边。姑娘们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痛哭起来。喜悦、激动尽在泪中，哭泣是他们见到祖国亲人的最好表达。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查访了两个避难点并做了简短的慰问发言。“孩子们，你们不要着急，祖国亲人派我来找你们了。”我说，日本地震发生之后，党和政府牵挂每一个在日本的中国公民，不断指示驻日大使馆和各领事馆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困难同胞的下落，并为其提供帮助。

　　“现在我找到了你们，看到你们平平安安地活着，我心里也很激动。你们放心，我们会尽快安排你们回到祖国。”我的一席话，让姑娘们本已抑止的泪水又滚落脸颊，一边哭一边向我们鞠公开表示感谢。在中国研修生身旁一直守候着几个日本人。而其中一人因海啸失去了亲人，他强忍着巨大的悲伤，每天都坚守在中国姑娘的身边，照顾她们的生活，安抚她们的情绪。我赶忙走过去握着他的手表示感谢和慰问。

　　制定周密方案帮助中国研修实习生

　　《日本新华侨报》：在营救中国研修实习生的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能不能介绍一下札幌总领事馆克服这些苦难的情况。

　　胡胜才：我们告别研修生后又匆忙赶赴研修生组合代表理事佐藤泰造的家中就研修生下一步安排交换意见。大船渡水产加工组合的几位负责人都先后聚到这里，看上去他们都已是60至70多岁的人，虽然满脸是疲惫和沧桑，但都镇定自若。我在心里暗暗吃惊和佩服。因受海啸影响，水产加工场损失惨重，部分企业可能破产，大部分企业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因此，他们希望尽快安排中国研修生回国。交换意见后，我们又于傍晚辗转周折找到中国救援队营地，代表大使看望救援队的同志。

　　在住处，我和杨立围绕如何帮助受灾研修生尽快回国开始苦苦思考。岩手县太平洋沿岸12个市町村约有中国研修生700多人，受灾最重，分散在几十个避难所，通讯瘫痪、交通中断、路途遥远。研修生自己无力走出灾区，就是接受研修生的日本组合由于受灾严重，汽油无法弄到手，也无力把他们送出来。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周全、可行的方案帮助他们尽快脱离困境。经过两天多的紧张工作，我们在掌握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研究确定了下一步工作重点，并搭建了若干信息渠道：与岩手县国际科建立信息热线、与岩手县警察防灾本部建立信息热线、与国内研修生派遣部门建立信息热线、与日本接受研修生组合建立联系。同时，受岩手县知事的请求，日本外务省派来三名工作人员深入重灾区避难点协助查找我国研修生避难人员。一条寻找和帮助研修生摆脱困境的网络慢慢形成。

　　3月16日和17日，我们两天开展了艰辛、紧张的准备和大量的联络工作，决定18日中午安排13辆大巴送约500多名中国公民去新泻机场。其中4辆大巴将赴重灾区迎接研修生。正当我们为明天的撤离准备就绪而高兴时，一个电话让我大吃一惊。17日晚8时30分，仙台工作组告诉我协助联系的大巴公司担心路途危险，拒绝去重灾区接人。重灾区的研修生避难生活十分艰难，最渴望早一天回家，把他们联系和组织起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果明天大巴不能如约赴灾区接人，其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刻要来大巴公司负责人中田茂的联系电话，直接与其交涉。我耐心地说服着对方，讲述研修生避难生活的艰难，把他们联络和组织起来多么不容易。我说，路途是远，但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危险。我两天前刚从灾区回来。而且我有岩手县警察防灾对策本部给的行车路线。另外，我的商务领事也陪同你们一同前往灾区。听完我动之以情、说之以理的话，中田茂的态度由一口回绝，慢慢缓和下来说，他们研究一下，明天上午8点30分回话。这一夜我的心悬上了天，无法入睡。这两天灾区的天气骤变，天空飘飞着雪花，寒风四起，仿佛又回到了严冬。

　　18日早晨8点30分中田茂如约来到我们的住处，在听完我的情况介绍后，谈了赴灾区的行车方案。听完中田茂的方案，我们高兴的要跳起来了。原来昨天我和他通话后，他们连夜研究了今天的行动方案。中田茂不仅为这次接送研修生热情协助了我们，在以后的三次车辆安排中，都积极热情配合了我们，并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祖国强大是我们的共同之福

　　《日本新华侨报》：札幌总领事馆为中国研修实习生作了这么多事情，她们一定会非常感激的。

　　胡胜才：是的，我和杨立领事及杨世启三人工作组自14日凌晨到达灾区后至22日一周每天最多休息三四个小时，没有吃饭的准点时间。确定地点、人数、路线，联络车辆、接听问讯求助电话，报送相关材料、与相关方面磋商交换意见等等，体力都到达了极限。几天来，共接送666名中国公民回国，其中近600名是受灾严重的研修生。由于要赴重灾区几个点接研修生去新泻机场，往返需要走20几个小时。杨立为了安排研修生的相关事宜两赴新，在大把车里度过50多个小时。

　　我记得18日上午大家按分工分头行动了。我刚来到一楼大厅，一位从奥州市赶来的女孩把一个小小的“中国福”挂件送给我说，“我们走了，谢谢您。您也多保重。”她的两眸露出感谢和幸福的眼神。我手握着“中国福”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想到，祖国的强大才是我们大家的福。

　　下午14时30分，我在盛冈车站大巴停车场准备送当天最后一辆车时，走来三位年轻人。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在盛冈工作的中国人，看到外交官忙得顾不得吃饭就买了点面包和水果送来。看到他们的关心，我们这些外交官好像感到寒风不再那么冷了。这些，我将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