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历史—“不死”的福岛50日本“死士”(组图)

　　[导读]当其他人都紧急撤往安全地带的时候，有一批人，留守在了最危险的地方，用生命铸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他们个人的名字，至今没有被公布；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称号：“福岛50勇士”。

新民周刊封面：“死士”不死

日本，郡山：消防署人员在等待从福岛核电站附近疏散过来的居民

日本仙台，受海啸严重损毁的仙台港附近，日本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时回眸一望

　　本分

　　总有一种人性的力量，在灾难面前给我们希望、教我们坚强。

　　当外界盛赞他们为“福岛50勇士”的时候，他们只觉得，这是在尽自己的本分。福岛核事故现场一名30多岁的工作人员被媒体问及接受福岛核事故处理工作的动机时，只是平淡地说：“其实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在管理之下相互交替进行作业的，说不上是什么英雄。”“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核能工作人员的荣誉，不如说是考虑到事件结束后，自己今后还是希望继续这份工作。能为公司尽些力，听从公司指示其实也没什么的。”

　　面对状况频发的核反应堆，不可能一点也不害怕的。但是，在核电站情况最危急的时候，这些留守在危险区域的抢险队员早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是最后一道防线，身后就是千百万民众，是日本的，也是世界的。他们的舍身，成为阻止更大规模灾难的最后希望，不仅赢得日本的举国致敬，更赢得世界的钦佩。

　　志愿投入工作的“勇士”，人数还在增加。让我们为他们祈祷，因为我们同属于这个世界。

　　【内容导读】

　　福岛50勇士

　　日核“安全神话”破灭记

　　心理的核爆

　　福岛与受惊的世界

　　福岛50勇士

　　一个志愿者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在电视上被公开：“我父亲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情况真的很艰难。他说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很像一个死刑宣判……”

　　记者/邵乐韵

　　“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一名福岛勇士传给家人的手机短信。

　　当福岛核电站周围的避难半径一再扩大，当其他人都紧急撤往安全地带的时候，有一批人，留守在了最危险的地方，用生命铸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

　　黑暗中，他们头戴呼吸器、身背沉重的氧气瓶，拿着手电筒在迷宫一样的设备中攀爬，时不时听到从异常核电机组传来的氢气爆炸声；他们穿着白色连体衣，以阻挡核辐射对身体的侵害，但比起氢气爆炸后核电机组骤增的辐射量，这些防辐衣能提供的保护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们向暴露的核燃料喷注大量海水，这些核燃料一部分已经熔化并释放出辐射物，如果全部熔化，它们将释放出数千吨的辐射烟尘，危害到数百万人的生命安全。

　　他们个人的名字，至今没有被公布；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称号：“福岛50勇士”。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福岛50勇士”，并不是只有50个人在战斗。

　　最初，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撤出了750名员工，只剩下一支由50人组成的抢救队，其中20人是志愿留下、30人是指派的。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每隔10—15分钟，就分批进入受损厂房，向过热的反应炉灌注海水、监控状况、清理爆炸和起火后留下的残骸等。

　　然而随着核电站险情的升级，核电站救灾团队的人数不得不从50人增加到了100人，继而是180人。与此同时，日本厚生劳动省放宽了福岛核电站救灾人员年受辐射量的上限，将原来规定的紧急业务时年受辐射量控制在100毫西弗以下提高到250毫西弗以下(国际放射线保护委员会1990年规定，紧急情况下每年受辐射量要控制在500豪西弗以下)，这意味着，若在每小时100豪西弗辐射的环境里，按照原来的标准只能工作1个小时，按照新标准就可以工作2.5个小时。

　　媒体称这是“自杀式任务”，留守的工作人员则是“敢死队员”，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日本的职业精神包括高度的同一性和忠诚度，以及奉献主义精神。虽然目前，由于经济压力，很多日本人不再在工作上“从一而终”，但是工作场所对他们而言仍然有着强大的集体主义氛围。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为集体牺牲个人利益”，坚守岗位这一信念更是深入人心。

　　“我丈夫知道自己工作的地方会被辐射。”一名妇女说，在福岛核电站奋战的丈夫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她，“请继续好好地生活下去，我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了。”

　　另一抢救队志愿者的女儿称，“听说他(父亲)自愿去，我不禁流泪。在家里，他似乎不是那种能做大决定的人。今天，我真为他感到自豪。我祈望他安全回来。”

　　岛根县一名在地方电力公司工作的59岁男子，本来再过半年就可以退休，享受高额养老金，但是关键时刻“使命感让自己作出了这个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他29岁的女儿说，父亲40年来从事核电相关工作，13日他告诉家人：“这次事件的应对措施会改变核电站的未来，我抱着使命感，想要去(福岛)。”他的妻子表示：“他18岁起就在核电厂工作，我认为他一直有自信，自己做的是最安全的工作。”妻子目送着丈夫出发，女儿则在推特上写道：“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哭得如此伤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放射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布伦纳说：“显然他们将遭到高浓度核辐射污染，也许为此丧命。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东京消防厅的中坚力量超级救援队和超级消防车喷水车也参与到了冷却乏燃料棒的行动中。东京消防厅的中坚力量超级救援队分队长高山由纪夫(Yukio Takayama)说，无论你佩戴什么样的防护设备，如果摸到或吸入辐射物质，那就意味着死亡，这一点每个人都牢记在心，大家都怀有强烈的恐惧。

　　但恐惧没有阻挡尽职的脚步。超级救援队队长Yasuo Sato说，当消防队员奔赴现场时，他的妻子给他发了一封电邮，其中只有一句话：请做日本的拯救者。

　　3月15日—16日

　　日本政府救灾总部从15日开始，就要求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对核电站实施洒水行动，以降低不断爆发的3号反应堆的温度，增加其冷却水量，防止核反应堆爆炸。但自卫队拒绝飞进污染区执行浇注任务，只有靠地面救援队员一次又一次地冒死投入到危险区域。

　　继前一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和3号机组爆炸后，3月15日，2号机组又发生氢气爆炸，4号机组出现火情，反应堆附近的核辐射量一度升至400毫西弗每小时，而核电厂大门处的核辐射量为0.6毫西弗。东京电力公司并没有透露工作人员所在的电站内部有多少辐射量，但核专家表示，内部辐射量显然要比外部的还要高，因为建筑起到了将辐射阻隔在内的作用。

　　根据一份联合国提供的科学报告，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有600名工作和救灾人员得了辐射病，28人在3个月后死亡，其中至少19人是因为核辐射造成的大面积皮肤灼伤引发感染而死。另外有106人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血细胞计数下降等辐射病相关症状。日后，还有人患上了白内障、白血病及其他血液癌症等。

　　前神户大学城市安全研究中心教授石桥克彦(Katsuhiko Ishibashi)认为，当要在电厂的高度辐射区进行作业时，应该让工人们依次排队，每人执行数分钟任务后，将工作交接给下一位工人。

　　当地时间3月16日上午10时许，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再次爆炸，并且产生了很高浓度的核辐射量，地面工人无法在现场作业，因此50名参加控制核反应堆的人员不得不离开现场，实行暂时避难。

　　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救灾总部一度考虑出动驻扎在仙台市霞目基地的陆上自卫队直升机部队，对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实施空中洒水作业。但是实施之前，派出的侦察机测出的核辐射浓度依然很高，于是防卫省以可能会危及参加洒水行动的自卫队员的健康为由，决定再次取消洒水计划。

　　16日下午，随着辐射强度的下降和空中注水的失败，地面注水成为日本当局的唯一选择。东京电力公司的工人穿着防辐射服、戴着氧气面罩，重新投入抢险工作，并且工作人员总数增加到180人。

　　22岁的大月美智子(Michiko Otsuki)是在福岛核电站工作的员工，她是在16日才乘公司的车撤离2号机组的。她在社交网络Mixi的博客中回忆抢险时的情形：“尽管海啸警报不断地响起，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也没有人要离开。虽然海啸侵袭核电站让员工们惊慌失措，但一听到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警示铃声，所有人都回过神来，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力恢复冷却系统。”“每个人都不顾自己的疲劳和饥饿在全力抢救机器。这当中有许多人甚至都还没有跟自己的亲人联系上，但面对核电站的故障，大家不得不奋力工作。”

　　当她撤离核电站时，依然留守的男友含泪对她说：“你走吧，去安全的地方。”大月美智子说，自己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民众了解，辐射外泄绝对不是他们所愿，他们感到相当抱歉，但核电站内所有人正尽全力，“这些人不眠不吃，以自己的性命换取居民得以安全。我能做的就是为所有人祈祷。核电站里面的人肯定是最害怕的。但是他们、东京电力公司和相关部门正在共同面对。”

　　一名网友在推特上写道，“福岛50勇士”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

　　3月17日—18日

　　自大地震以来，“福岛50勇士”想尽办法重新启动反应堆的冷却系统，试过用汽车电池，也试过用小型柴油发电机。核电站之外，自卫队终于出动洒水，给反应堆降温。

　　当地时间17日上午9点48分，日本自卫队队员驾驶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开始首次对3号反应堆洒水。由于现场辐射水平较大，空中洒水对驾驶员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直升机要在不停移动中准确定位洒水，难度相当高。两架直升机轮流作业，每次投掷的海水约7.5吨。而多辆高压水车则向4号反应堆的核废料池注水。

　　然而人们的神经依旧受着高温的炙烤，特别是核电站里面的人。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余震不断，留守福岛的队员不能安睡。尽管厂内有饼干、米饭等食品储备，但他们精神承受巨大压力，几乎食不下咽。曾在美国的3座核电站工作过13年的前高级操作员迈克尔·弗里德兰德(Michael Friedlander)说：“他们可能喝的是冷水，吃的是压缩食品。里面很冷，很黑，在吃东西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自己……我可以百分之百地确定，为了确保核电站的情况稳定，他们会付出任何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

　　“福岛50勇士”中一人的妻子向媒体透露，3月11日地震后当晚，她收到丈夫的短信：“我安好。”等了4天后，她再收到丈夫另一短信说：“饮用水快没有了，我好像生病了。”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一名员工的邻居说：“他的妻子告诉我，第一天核电厂爆炸后，她再没与丈夫取得联络，因为核电厂截断了电话接收。她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希望他没受伤，性命也无碍。”

　　一个志愿者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在电视上被公开：“我父亲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情况真的很艰难。他说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很像一个死刑宣判……”

　　也不是所有核专家都认为福岛抢险队员的命运就是“必死无疑”。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城普渡大学放射实验室主任吉尔·金斯(Jere Jenkins)说，这些工作人员轮流工作，每人每次只工作很短的时间，以免接触到太大的辐射，他们在完成修复之后，也许能够全身而退，平安归来。即便因暴露在高辐射区而引发癌症，“也可能要到30年后才出现，白内障的引发则可能在30—40年之后。”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核研究员艾瑞克·霍尔(Eric Hall)也说道：“原子弹爆炸地区的幸存者们几年后患上了白血病，但罹患实性癌的病例是在10年之后才开始出现。”

　　当初紧急救援方案建议年龄稍大的退休人员志愿前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珍贵，或技术水平更高，而是因为即使他们暴露在大量的辐射性物质当中，根据历史的经验，他们在有生之年也不太会患发癌症。霍尔还补充，鼓励年纪大的员工去抢险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过了生育期。

　　入籍新加坡的日本女子、41岁的艺术制片人千春接受新加坡《新报》访问时说，她的40岁工程技术人员弟弟，本来在新潟县同样由东电经营的核电厂工作，负责检查辐射量。强震后

　　在日本郡山的一个紧急避难所，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检查从福岛第二核电站附近撤离的民众是否遭受核辐射的影响

　　日核“安全神话”破灭记

　　可以看到，核恐慌仍在世界范围内发酵，日本的“核安全神话”正在破灭。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难拯救行动，更是一场民众对于核电安全信任的自我救赎。

　　记者/应 琛

　　“焦头烂额”，用来形容东京电力公司最近的遭遇再合适不过。

　　这些天，日本从媒体到首相，对于东京电力的忍耐似乎都到了极限。与普通民众的淡定、节制相比，媒体和首相对于东京电力的态度显得咄咄逼人：如果没有老化的设备，如果不是判断的失误，如果信息公布得更及时……这场危机是否还可能避免？

　　其实，早在福岛核电站出事前，主管方东京电力公司就曾多次隐瞒事实及提交虚假报告，因此，有媒体毫不客气地评价这是一场天灾人祸并存的灾难。事实上，结果就真的如此令人痛惜，福岛核泄漏危机发生后被曝出真实的东电公司的确有些“不给力”——一个长期被媒体、政府关爱的公司漏洞如此之多。

　　3月18日，由于最近几天发生了反应堆燃料熔毁、向外界泄漏放射性物质的情况，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和保安院，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从4级提高为5级，与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当，成为日本迄今最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如今，迫使东京电力公布更多的信息，是日本媒体正在履行的一项重要使命。

　　首相发火

　　在关东地区，任何人的生活不能离开东电公司，媒体要做得强势，没有东电公司的广告，那就很难说是家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强势媒体。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东电公司运营的3个核电站共17座反应堆，分别分布在位于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和位于新潟县中部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其中10座反应堆都位于福岛县的两个核电站。

　　所以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事故后，很多日本媒体并没有把“东京电力”、“东电公司”这些词放在核电厂的前面。信息并没有全部公开，不仅对媒体，对政府同样难说是传递了所有信息。

　　当日本首相菅直人在首相官邸成立完紧急灾害对策本部，开始着手处理地震海啸危机的时候，大学时期学习过应用物理学的这位首相，立即想到了日本东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核电站。

　　很快经济产业省下设的核安全保安院的报告就提交了上来。“到午后2时46分止，北海道、东北、关东、中部地区的核电站及相关设施共29个，在本次地震中未发现较大的故障。”当天下午的《读卖新闻》这样转述了报告的内容。

　　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通常为了确认核电站是否安全，在发生人能够感知的地震后，保安院会发出一个通知，报告各个核电站的安全情况。做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打电话向派驻到各家核电站的官员，有时也是让核电站的相关人员报道情况。在过去将近40年的运营中，从未出现过异常。

　　但地震发生当天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地震1个小时以后，因为交流电受到地震的破坏，电力中断，需要紧急动用工厂内的其他电源，但不巧的是，受海啸的袭击，本来用来提供紧急电力的柴油发电机，这时发现装有柴油的储油罐已经被海水带走，不知了去向。

　　祸不单行的是，东电公司的职工检查配电盘时，发现配电盘的线路系统被海水浸蚀后，已经不能使用。而在反应堆外部的一套“反应堆隔离时冷却系统”，也没有发生作用。更遗憾的是，1号机组附近并没有能提供足够电力的电源车。

　　而此时核电站方面“在本次地震中未发现较大的故障”一文，却已经送到了首相手中。菅直人在这次地震发生两小时之后对日本国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还专门强调了“位于受灾区域内的所有核电站机组都已安全停机，没有发生任何核泄漏现象”。当时，菅直人在电视讲话中“没有撒谎”。

　　到了当天晚间21时22分，人们才在新闻上看到“福岛第一核电站，炉内水位降低，持续下去恐怕会出现放射能的泄漏”。但信息过于简单并未引起很多关注。很明显，当时的东电公司应该知道事故已经很大，需要向全日本提供最真实最全面的信息，但公司没有这样做。

　　情况开始紧急起来，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的反应堆内水位下降，如果再下降的话，有可能出现放射能泄漏问题。大熊、双叶两个町内紧挨着核电站的1864人开始避难，核电站事故从这个时候开始，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菅直人12日凌晨5点冲进东电公司事故统合本部大声斥责清水总裁。随后，他在核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的陪同下，乘上了直升机抵达1号机组附近的大楼。东电公司副总裁武藤荣为其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核电站事故说明。口气听上去是绝对能够控制局面的，菅直人很专业地吩咐了几句，便再次登上直升机飞赴宫城县救灾一线了。

　　3月13日一早，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6名干部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鞠躬谢罪，随后遭到记者厉声逼问——“把话说清楚了！”这一幕被 NHK 直播的画面完整播放出来，怀疑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是否会隐瞒核泄漏严重程度的说法也开始在部分日本民众中出现。

　　事态仍在进一步恶化，直到3月14日晚，东电公司总裁清水正孝开始向枝野官房长官汇报真实情况。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了总裁的汇报内容：“东电公司觉得燃料棒已经露在水面上部，希望全体作业人员撤退。”

　　3月15日凌晨4时，东电公司总裁清水正孝直接去首相官邸汇报工作。时间过去了不到一个小时，人们看到菅直人驱车直奔设在东电公司总部的统合本部。

　　“绝对不准撤退。你们必须下定决心。敢撤退的话，东电公司100%会崩溃的。”屋里传来了菅直人痛斥清水正孝总裁的声音。作为最高指挥官，菅直人自然怒不可遏，东电公司的一切说辞已经让人很难相信。

　　菅直人说，电视台报道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一个小时后，首相办公室尚未收到具体情况报告。

　　当天日本政府宣布设立以首相菅直人为本部长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联络本部”，举全力应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可能出现的问题。

　　虽然，震后不常上电视露面，口才也一般，菅直人甚至为在震前一笔不规范的政治献金受到舆论追究，被要求辞职，但在核事故通报晚点问题上的大光其火，却为这位草根运动出身的政治家挽回不少人气。

　　3月18日，菅直人在与到访日本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会谈时承诺，日本政府将尽可能透明地向全世界公布任何有关核泄露的信息，他还说将加强对核电站周围辐射情况的检测。

　　信任危机

　　首相发火，但依然控制不了局势的发展。

　　日本强震引发的核安全事故在3月15日晚间再次升级。法国核安全局局长拉科斯特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当于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表第5级或者第6级水平，根据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发生的反应堆安全壳损伤等情况，事故的现状已经与14日完全不同，毫无疑问达到了6级水平。

　　新的评级表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已经仅次于1986年发生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7级核事故。

　　瑞典学者雷赫曾在媒体上表示日本存在“隐瞒真相”的问题。他说：“日本为了保护全球经济利益，对核反应堆目前的状况在撒谎。”雷赫是瑞典皇家最高技术学院的研究员，从事核能领域工作27年，并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过。他说：“危险很大，日本试图隐瞒真实信息，因为它的企业是全球最大的核电站生产商。灾难对世界以及日本的核电站造成巨大打击。”

　　事实上，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在核电刚刚开始要引入日本的时候，日本国内有着非常强烈的反核、反核电气氛。很多时候人们把反对核武器与反对核电站等同了起来，而且对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记忆犹新，如果有一天核电站成了原子弹，那是所有日本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当反核与反核电站混交在一起后，运动的声势就特别浩大，建核电也就越发地需要保证绝对安全。或许正是因为，目标设得太高，实现不了就得“造假”。特别是东电公司历来的“隐瞒体制”。尽管东电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宣布绝不隐瞒真相，但日本民众要求核电绝对安全，作为核电站的工作人员也要保证绝对安全，如果什么都不说，也许就是“绝对安全”的。

　　翻开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早在1938年3月，日本通过了《电力国家管理法》，致力于电力事业国营化时，就注定了东京电力是一个充满官商气息的企业。现任社长的社长清水正孝是东电的第十一任社长，前面的四任社长：第七任那须翔，第八任荒木浩，第九任南直哉，第十任胜俣恒久不是牵涉到伪造数据的丑闻就是牵涉到2007年新潟地震中处理不力的丑闻而被迫辞职的。

　　现在看来，这位社长的前途貌似也已经定下来了，甚至在网上有愤怒的网民要求这位社长切腹自杀，而且不准用“介错”。

　　同时，在日本核安全管理当局规定的一些检查项目中，该公司“隐瞒事实及提交虚假报告”的问题也被媒体一再曝光。

　　而就在东电上月28日向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递交报告中，还承认没有检查核电站6个机组的33个部件。报告表明，一个配电装置11年来从未接受检查。这一装置的作用是向一座反应堆的温控系统分配电流。另外，冷却泵电机、柴油发电机和其他一些冷却系统部件缺乏定期检查。不作定期检查意味着，检查人员伪造记录并上报。

　　接到报告后，原子能安全保安院要求东电6月2日前递交改正方案。没等到6月，核电站11日遭地震和海啸破坏，冷却系统受损，引发核泄漏。

　　不过，日本技术专家也确实保证了40年来在核电站内部从未发生过人员受核辐射死亡的事故。日本公众曾经一度普遍相信“能够产生子弹头火车和无数高科技产品的日本的核能工业，也是绝对可靠的”，很少有人质疑政府的能源政策。

　　但这种“完全的信任”只维持到1995年。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日本公众对于核能信任度大规模下降的转折点。这一年，尽管与阪神地震无关，日本核电连续发生了几次液钠泄漏事故，再次引发了社会恐慌，也暴露出敷衍了事、隐瞒事实的情况比较突出，公众开始对核能产业的安全管理和监督职能产生怀疑。之前，日本公众普遍相信政府宣传的“核能工业绝对可靠”的“安全神话”，受到不小的打击。

　　但大部分公众对核电安全还是表示有信心。1999年2月日本内阁能源调查数据表明，68.3%的人担心发生核事故，但69%的公众仍然支持政府发展核能。

　　1999年9月30日发生的另一次核泄露，成为日本公众对核能接受性的转折点。事故发生在茨城县东海镇，JCO燃料后护理公司的操作工人未按规程操作而引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致使2名技术员丧生。600多名居民和职员受到辐射，32万居民撤离现场。该事故被评为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的4级核能意外事故。工厂周边居民对核设施的存在也开始产生普遍的恐慌心理。

　　JCO事件严重动摇了日本民众对核能行业和政府处理危机的信心。事故发生后，当地的调查显示，认为核设备安全或者比较安全的人数比例从事故前的62%下降到13%，支持政府发展核能的人数从81%下降到32%；仅19%的人认为中央政府可以在核事故等紧急情况下作出可靠的反应，仅13%的人认为政府的安全监督管理是可靠的。

　　这种变化甚至波及日本全国。日本一家民意调查公司作的一次全国性调查显示，认为核能非常不安全的公众从事故前的21%飙升到52%，只有11%的人继续支持政府发展核能。

　　信任危机在2002年年底，东京电力公司瞒报信息的丑闻被爆出后，进一步加剧了。3月20日，日本东京涩谷街头爆发了千人反核游行。参加游行的人们一边举着“请立刻停止核”的黄色标牌，一边高声呼喊走过东京最繁华的涩谷街头。没想到时隔8年之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事件，让这个信任危机更进一步放大。

　　神话破灭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3月19日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的牛奶和菠菜检测出放射物质超标，但不会威胁人体健康。检测结果显示，取样牛奶放射性碘含量3至5倍于正常水平，菠菜放射性碘含量系正常水平的3至7.5倍，一些菠菜检测出放射性铯。

　　按照枝野幸男的说法，以日本民众平均消耗量计算，饮用一年这种牛奶所摄入放射物质总量相当于一次计算机X射线断层(CT)扫描接受的放射量。食用一年这种菠菜摄取的放射物质相当于五分之一次CT扫描。

　　而截至记者截稿前，在东京电力公司接连几天宣布“好消息”之后，当地时间3月21日下午3点55分前后，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所在建筑物的东南侧又冒出灰烟，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东京电力公司为此紧急撤退了正在现场从事电源修复作业的人员。日本原子力保安院称，3号反应堆周边的放射线数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但国际上对于日本核事故的最新进展仍然非常谨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2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该机构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重申，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情况“仍然严重”。

　　此时，在东京电力的官方网站，依然能看到有关福岛两座核电站如何防范强烈地震和海啸的内容。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依然向全日本泄漏着放射物的同时，这些内容颇有讽刺意味。

　　“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已经考虑到可能的最大地震。”官网说，“核电站的建筑、机器以及附属设备均基于对该地区历史地震活动以及活断层的详细调查，所有耐震设计均基于‘周边区域不会发生比抗震标准更大的地震’。” 但据日本媒体报道，实际上，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设计抗震标准只有8级。

　　据日本核能安全组织(Japan Nuclear Energy Safety Organization)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至2009年的5年间，在日本所有大型核电站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事故率是最高的。相比在其他核电站工作的同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人在工作场所受到的辐射更多。

　　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过15起事故，是日本拥有3座以上反应堆的核电站中事故最多的。维修问题一直是日本核电站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

　　2009年2月，福岛核电站1号反应堆内压力水平急剧上升，迫使核电站通过一个应急阀门释放蒸汽。工人们发现了一个断掉的螺钉，关闭了反应堆。调查发现，有一个螺母没有拧紧，而且没有对其进行定期检查。

　　一些事故涉及到关键性的安全装置。2007年，一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在测试期间开始冒烟。调查发现，发电机的断路器部分被装反了。

　　2009年4月，3号反应堆内的一根控制杆由于一个阀门泄漏出现故障。控制杆是用来停止核电站堆芯的核反应的关闭装置。调查发现，控制杆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螺钉，导致泄漏。

　　在此次事故之前，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这些事故都没有被视为重大安全隐患，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或导致任何放射性物质释放到核电站外。

　　而据日本核能安全监督机构“原子力安全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一份官方指南中宣称，海啸对日本境内的核反应炉不会构成威胁。指南中称：“若海啸来袭，就算是设置在非常接近海平面的核电厂，紧密围绕反应炉的坚固围阻体会避免核组件有任何损坏，核电厂其他部位虽然可能受损，但不可能会有辐射危害。”

　　但事实却是，日本官员日前承认，兴建核电厂时曾考虑到抗震因素，但没有对海啸防范采取措施。

　　对海啸的防备，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同样过于乐观。官网内容显示，核电站在建设时，同样也对该海域的海啸历史“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并根据地震学上能预计的最大规模海啸，对电站的安全性加以保障。但是，这一次，核电站的设计者们再次“低估了自然的力量”。

　　超出设计标准的9级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加上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在震后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最终彻底破灭了东电“核电安全”的神话。

　　公开透明

　　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日本政府的信息披露，在其他国家向其在日公民发布警告后，显得更加可疑。从日前接连在全球爆发的“抢购食盐”，“抢购碘片”等“疯潮”可以看出，核辐射阴影正在逐渐笼罩日本之外的国家。

　　美国核管制委员会16日呼吁居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80公里范围内的美国公民尽快撤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说，美国专家认为，受天气和风向影响，低浓度放射性物质可能会飘散至80公里以外的范围。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在日前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鉴于美国核管制委员会发出的上述撤离建议，韩国也对本国公民发出了相同的呼吁。

　　另外，英国政府当天也对身处东京的英国公民说，鉴于出现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问题，他们应考虑离开距受损核电站240公里远的东京。

　　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鉴于核辐射危险，美国海军已暂停在日本的救援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就此从灾区撤离。使馆官员强调，“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船员受到的辐射量非常轻微，不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影响；所谓美国在关键时刻“抛弃”日本的言论都是谣言，美国海军救援人员正积极参与救灾，只是他们需要严格服从命令。

　　欧洲更是成为对核能歇斯底里情绪的“世界冠军”。

　　德国总理默克尔承诺将更快从核能发电转型到其他电力来源上。尽管默克尔驳斥了可能已经“非法关闭”关闭全国7个核电站的传闻，但她向国会表示，核电技术必须重新检讨，它只能是在再生能源进一步发展前的一种过渡性供电来源。

　　意大利政府则要求给予充分的时间进行反思，并决定在今年6月计划就重新引进核能举行一次公投。意大利工业部长保罗·罗曼尼告诉记者：“从我们目前拥有的资料来看，日本核电站问题要解决很不容易，我们应该停下来反思，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未经大家同意就先做选择。”

　　以色列官员表示，在日本发生核电危机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他正重新考虑在国内新建核电站的计划。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中表示：“我不认为未来几年内我国将会追求民用核能。”他说：“日本核电危机的确让我重新考虑新建民用核电站的计划。”

　　在波兰，住在国内首座核电站附近的波兰民众表现出了明显的忧虑，要求波兰政府重新考虑，作出最佳选择。

　　在土耳其，势力巨大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则表示，土耳其应该放弃发展核电的计划。

　　在南美地区，曾热衷发展核电技术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变卦了，他立即宣布冻结国内的核能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首屈一指的核能大国法国，当今有78%的电力来自核能，大大超过英国的20%，或者日本的30%。几天来，电视上的拥核派与反核派辩论激烈，迫使政界不得不出面表态，对核能技术作出安全上的承诺，包括：必须让大家知道核废料处理的确切方法和地点；必须告诉人们这一切耗资多少，而且由谁支付等。

　　复旦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陈建新教授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西方国家对日本不放心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从日本公布的信息来看，存在不少前后矛盾，不完整的地方。

　　“比如说，污染的问题，他们公布菠菜上面有污染，可是具体到哪种蔬菜有污染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说是哪片土地有污染。这块土地上不管是哪种菜都应该是被污染了。另一方面，日方一会儿说核电站准备要封堆，一会儿又说几个机组已经得到控制了。昨天同一天发布的信息也显示了前后矛盾：一面报道说对的温度已经降到低于100摄氏度，一面又报道有几个堆冒白烟，说是水汽。现在我感到，包括国际舆论对他们也是不太放心的。”陈建新说，“日方表示最后实在不行了才采取封堆，什么是‘实在不行了’？难道非等到情况恶化到开始大量放射性外泄辐射污染吗？难道就打算用所谓的差错或失误来掩盖某些东西吗？因此不好评价。”

　　在陈建新看来，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反核组织，即使在安全的情况下，也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福岛核事故来看，确实在安全上给我国提了个醒。所以温总理强调要对所有的核电站，反应堆进行全面的核查。这也是以我们慎重的态度来提高核能的安全系数，从能源的角度，从保护大气环境减排的角度，我认为发展核电是必然的，不可能因为这次事故停止的，但我们要从日本的这次和事故中吸取教训，应该把安全性放在首要的地位。”

　　此外，他还质疑，日本对本次核事故，采取的措施表面上很积极，但没有一步到位，“总是等出了问题才想办法，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再想进一步的办法。在面对核事故时，我一直质疑日本政府是将百姓性命和环境安全放在首位？还是在考虑某些经济因素或者其他？”

　　他呼吁，在核安全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问几个怎么办。同时，他认为不应该等事故出了之后再信息公开化，“所以我建议我们国家要把环境监测的水平及时公布，包括核电站周围区域，平时就报。一方面让有关方面，包括政府和专门的监督机构实时掌握情况，另一方面也让周边的居民和普通民众了解真实情况，知道核电站是安全的。”

　　确实，只有未雨绸缪，尽早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使一切谣言不攻自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而不是一种定性的概念。

上海一家超市内，消费者在抢购酱油

　　心理的核爆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对于越来越频繁发生的食品卫生安全事件感到恐惧和忧虑，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假疫苗到毒奶粉，每个黑幕的揭开，都让人胆颤心惊。而民众，对于谣言，则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采信最危险的一种说法，或许是让自己远离危害的一种安慰剂。

　　记者/贺莉丹

　　“盐”，一跃成为近期最为热门的关键词。在过去的一周，中国这场轰轰烈烈的“抢盐潮”，涨得汹涌，退得迅猛，充满了戏剧性。

　　风暴眼中的日本民众反而是淡定的，相比他们，中国民众的心中近日却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心理核爆，恐慌弥漫。但不要忘了，北京距离福岛大约为2400公里，上海距离福岛大约为2300公里。回顾这场突发事件的始末，政府、媒体与民众各自的行为与反应，错落交织，已满足了一个经典的公共危机案例所需要的全部要素，亦为今后公民社会的成长留下反思空间。

　　抢盐的“蝴蝶效应”

　　现在想来，整件事情让人感觉到可笑、怪诞又酸楚。此次谣言的“基础原理”大概可以归纳为：由于日本发生了核辐射泄漏事件，有人据此认为这以后从海水中提炼出来的海盐可能就会因为核辐射而受到核污染，所以大家得赶紧囤盐……当然，其间也不乏部分民众囤盐以对抗日益走高的CPI的心态。两种心态交织，谣言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国内地，以及香港和澳门。

　　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人以为这场“盐荒”，不过是个玩笑罢了，可是等到他们半信半疑地去超市打探时，才发现盐架空空，同样被抢购一空的还有酱油、咸菜，甚至尿不湿、奶粉等你所能想到的诸多生活用品。人们才知道，全民抢盐时代来临了！原来，世界上分为两种人：囤盐的人和不囤盐的人。

　　一元一小包的食用盐，在这场“抢盐潮”中，已经被一些不法商贩哄抬至5元、10元不等，此类情形，各地屡见不鲜。比如，在广东多地都出现了抢盐现象，个别商家趁机提价一包盐卖到10多元。而在上海，3月19日，货架上已经被1.7元一包的碘盐满满充盈的时候，杨浦区超市一位的年轻的收银员姑娘依然充满惊叹地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就在3月17日的抢盐潮中，“有人一下子就扛了三箱走，一箱盐50包！这么多盐，得吃多少年啊？！”

　　3月17日，本刊记者在微博上征集关于买盐和囤盐的故事时，跟帖不断。“货架上的酱油，一转眼就搬空啦”，有网友留言，大家关心的是，是不是买盐也要实行实名制？不幸的是那些刚好家里断盐的人，家人再去采购，一看，货架空空，有人倒卖，10元到12元一袋，欲哭无泪。不断被传播的，还有那些各地因趁火打劫发危难财而被查封的商贩的故事。

　　这场谣言风波的源头，一个说法是，始于浙江。浙江是中国有名的产盐区域，在浙江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的不少论坛，至今依然可以窥出这场“抢盐潮”的端倪。

　　大约从3月15日开始，浙江省内就开始涌现谣言，该谣言陆续传播至全省境内，老百姓开始抢购碘盐，并陆续告知亲友，这个消息传到上海，在上海的外来人员又打电话让老家的人买盐，谣言就此层层扩散开来，到达周围区域。

　　抢盐的人群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抢购者，一种是迷茫的跟风者。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看到他们周围熟悉的人士加入浩浩荡荡的购盐大军时，恐慌升级，盐顿时成了宝贝。

　　此番抢盐的“蝴蝶效应”，堪比“非典”时期的抢购板蓝根、白醋、口罩，甲流袭来时的抢购大蒜的“疯潮”。当谣言迅速蔓延时，一场全民参与的“抢盐风潮”，突然而至。

　　谣言像长了翅膀

　　男女相亲，女问，有房吗？男说，没有。女问，有车吗？男答，没有。女问，有存款吗？男答，没有。女再问，那你还来相什么亲？男答，我有盐。女说：老公！ ——这个段子在微博上，短时间内被转发了数次。在电梯里，商场内，熟人碰见，以此为笑料，轮番讲述。

　　事实上，连续数日，除却日本震区的灾情与救援情况，核辐射已经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日本民众非常有序地领购生活必需品、药品，而远在中国的民众比他们更为惊慌失措，感觉核泄漏就如同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

　　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坊间上演。让人啼笑皆非。在湖北，一位母亲接到在杭州工作的女儿的电话，女儿叮嘱，由于沿海城市担心日本核泄漏污染海水，平时他们食用的海盐会受到污染，让母亲多买些盐放在家中。这位母亲7点钟便守候在超市门口，超市一开门便火速购买了50斤盐。口口相传。其邻居们也开始抢购，有的买20包，有的30包甚至50包，去晚了的人发现，各个摊点已经很难再买到盐了。而在湖南，一位妻子反复告诫丈夫要囤盐50包，这位丈夫还算淡定，顶住压力，只囤了20包，“可以吃好几年了”。

　　“某超市，一大群市民疯狂抢购加碘食用盐，只见一位老太在旁神情自若的选购其他物品，其他人便问她为何不买盐？老太说道：上次非典的时候买的还没用完！”——这条关于盐的笑话，也短时间内在网络迅速蹿红。

　　“全民抢盐”的出现，绝非偶然。不要忘记的是，在此前，已经出现了一次抢购日本奶粉事件。3月15日，核泄漏已影响到日本进口产品，因担心日本以后出口的奶粉含核辐射物质，香港大批民众紧急抢购日本奶粉，旺角一间售卖日本奶粉专门店，一度出现数百名市民大排长龙抢购日本奶粉的火爆场面，其间警方派遣十多名警员到场协助维持秩序。由于人数众多，一些奶粉专门店限制每人购买奶粉数目，但全店货品仍在短短三小时内抢购一空。抢奶粉潮也蔓延到了中国内地，比如武汉的市民也开始抢购日产奶粉、尿不湿等等。

　　而紧随日本地震而来的核辐射谣言，已更新升级了多个版本，并且，谣言的影响范围似乎比核辐射还要大。

　　3月15日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许多市民的手机上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BBC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严重核泄漏，所有亚洲国家应该立即采取必要措施……”该消息还称，“首批污染物质下午4点就会到达菲律宾”。此条消息也以英文版本见诸微博，并被转发N次。

　　在许多人充满不安的等候求证期间。BBC坐不住了，他们不得不出面澄清，他们并未发布“日本核泄漏将影响亚洲邻国”消息。

　　“为了预防核辐射，在未来的两三个月里如果刮东风、东北风、东南风的时候，出门戴口罩、穿长衣(白色为好)、每天洗澡、多摄入含有碘的食物！尽可能不要过多接触海水，不要饮用海水淡化水和使用海鲜……”这则手机短信被转发多次，亦为抢购风潮推波助澜。

　　尽管专家称吃盐防辐射“不靠谱”，食用盐的主要成分是碘酸钾，根本不能起到预防放射性碘的作用。且如果食用过多食盐，还会引起其他疾病。

　　显然，这无助于缓解民众自发的抢盐风潮。

　　盐慌，到底始于什么？

　　日本地震了，中国的老百姓突然抢起了盐，两相对比，如此清晰。我们的疑问在于，“盐慌”，到底始于什么？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从众心理是如何而来的？应该说，现在这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更为迅捷和透明，但为何公众比以前更为恐慌了呢？

　　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曾总结出一个决定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

　　谣言形成的机理确实和传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社会，网络让谣言传播的速度变得更快，也更加强大。

　　但在西安外国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天定看来，谣言的翅膀不是网络安装的，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谣言就有翅膀。

　　王天定教授至今清楚地还记得，1988年初江苏暴发甲肝之际，全国疯抢板蓝根，北京最夸张时据说一箱板蓝根能换一台彩电，当时的彩电可还是个稀罕物，北京街头药店柜头却都挂一个牌子：板蓝根缺货。

　　“我们的老百姓始终有对眼下的生活和自己的未来都有一种不确定感，而他们周围的人没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来帮助他们消除他们这种不确定感，所以这样一种不确定感、恐慌感，一旦借助一次合适的事件，就会导致各种谣言丛生、传言四起，而各种的社会不理性行为都会大量出现”，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王天定教授分析。

　　传播科普知识，能够阻击谣言的传播么？“谣言的传播也不是靠科普知识能够阻击的。在知识高度分工的今天，普通大众不可能掌握那么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那点知识在谣言面前往往很无力”，王天定教授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谣言迎合的是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本身就是不可能用理性去化解的，你怎么能够靠片面地普及一点科普知识就能在短期内去化解？而且，谣言的传播期间还会形成一种相互强化，在一种虚幻的状态之中对谣言完善”。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对于越来越频繁发生的食品卫生安全事件感到恐惧和忧虑，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假疫苗到毒奶粉，每个黑幕的揭开，都让人胆颤心惊。而民众，对于谣言，则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采信最危险的一种说法，或许是让自己远离危害的一种安慰剂。

　　针对各地出现的恐慌性食盐抢购现象，3月1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市场检查，坚决打击造谣惑众哄抬食用盐价格等违法行为。当天，中国盐业总公司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启动应急工作机制，保证市场供应，直至市场恢复平稳。

　　为什么要抢盐？表层原因是，有人说碘盐可防核辐射，有人担心核辐射污染海盐，还有人则是担心：盐价要上涨，能囤积多少，算多少。

　　而在这次的抢盐风潮中，虽然有相关部门和核安全专家站出来发言，表明，日本这次的辐射是很有限的，仅影响到日本附近非常有限的海域，“没有必要抢购”；且中国的食盐只有20%为海盐，大部分为井矿盐，而且盐中所含碘对人体抗辐射没有太大作用，服用多了还有反作用。但是对于相关“专家”，不少民众表示，早已经失望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抢的不是盐，而是安全感。

　　重建社会信任的时刻到来

　　这次的抢盐风波，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判断出该如何应对，但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担忧的是，这场风波居然还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发展成为这种蔓延到全国性的恐慌，“这本身是社会信任机制缺失的一个明显的表征。

　　3月22日晚间，喻国明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分析，中国民众的这种恐慌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人们之所以自救，是因为人们觉得无助，抢盐也是这样，“如果了解到政府其实完全可以保证供应，谁会去抢呢？就是因为他怕到时候没有盐。因为无助，他对相关的社会举措缺少足够的把握，他当然就会恐慌”。

　　有人说，应该看到的是，不止在中国，在美国也出现了抢购碘片的风潮。在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看来，这个劣根性不是中国人才有的，不是大中华地区才有的，即便美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大国，民众还是害怕，这种从众的心理、羊群的心理，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还是会存在的。

　　但喻国明则认为，此次抢盐风波中，中国的全民性的抢盐风波，与美国个别的抢购碘片相比，并非同日而语。

　　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举措，“首先，就是所有的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信息，哪怕是再负面的信息，政府必须及时、如实地有一个告知制度，要从制度上加以保证，谁不告知，谁负责任，而且要负很严重的责任，这也符合我们国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有社会恐慌或者社会舆情的预警体系，必须要有一种前置的预警的信息采集体系，以便于政府当社会恐慌、社会危机到来之前，有时间、有准备去应对这种突然的变故，当人们纷纷在议论、关注、热议什么的时候，应该迅速能获知，而不是当满城风雨的时候，我们的官员、主管部门、老百姓还不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更谈不上整体性地去化解问题，或做出澄清和解释；第三，我们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可操作的透明化的机制，来防止社会危机或社会恐慌的蔓延，比如，在所有的沿海地区，对空气污染情况要实行定期报告，而且及时、公开地告诉周围的老百姓，要有可操作性，让老百姓掌握这个预案，比如说，当海水、空气的污染达到什么程度，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做到让老百姓心中有数”。

　　而我们长期的管理思维模式也是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有些政府官员习惯于自己关起门来，自己掌握标准、自己封闭性地去处理社会问题，这种思路必须改变。只有让大家明白，让大家协调起来，才能够面对今天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从这次抢盐分风波当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喻国明教授表示。

　　他评价，政府在此次抢盐风波中的反应依然是滞后的，“尽管看起来好像比过去反应得及时一点了，但是当这种事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发展成为全国性抢购行为的时候，它才做出反应，连老百姓都已经动员起来到商店里边抢购东西了，我们的政府官员才开始行动起来，不能不说它是属于反应迟缓了。它理所当然应该比老百姓更快，因为它的信息渠道更多，没有做到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解决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宣导，这就是滞后”。

　　公民意识成长的契机

　　而在这次的“抢盐潮”中，异常活跃的是微博与网络。包括中国盐业总公司，也在不断更新微博。而在大大小小的意见山头上，意见领袖们之间，不断发生着冲撞与交流。“满屏都是盐！”一位网友如此留言。

　　闾丘露薇就在微博上表示，抢盐的反而是那些缺乏准确资讯，不上网的人，“所以，更需要透过传统媒体，比如电视、广播、报纸来进行传播，告诉这些人更详细准确的信息”，她也表示，抢盐风波，“非要拉上和政府的关系，就是没有提供空间给公民社会的成长”。

　　这个观点，也引发了诸多争论。“老百姓处在一个缺少社会信任的社会，是容易被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或者传言弄得满城风雨的，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是需要信任作为基础的，人们对于政府的、知识分子的、学校的、媒体的信任，这些就是所谓社会赖以安宁和安全的支柱。但是这些支柱现在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让人们产生了不信任，比如，有些政府的官员遇到一些负面的或对自己不利的事件，能瞒就瞒、能骗就骗、能遮掩就遮掩，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性的行为，无法获得人们的信任了，有些媒介也是见钱眼开，一些网站只要拿到了好处费，就给人删帖，等等”。喻国明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在喻国明教授看来，微博的讨论，正是中国民众的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这次很高兴地看到，在微博上，在网络上，我们现在开始有那种所谓的辟谣声音，有些舆论领袖站出来澄清情况，来做出一些建立秩序、建立信任的一些努力，我觉得这很好，这说明网络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老百姓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这种功能，但是这种情况其实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工作的一种缺位”。

　　而在学者王天定看来，微博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弥补了长期以来中国公民缺少讨论的一种公共空间，“新媒体恰恰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公民相互教育、进行自我反思的公共平台，通过这次的抢盐事件，你就发现至少知识分子的意见得到了一种充分的表达与交换，而在相互的沟通和交锋之中，促成了共识的形成，像这样一种来自知识精英的不断的自我反思，事实上是促成公民社会的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也许是这场抢盐风波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福岛与受惊的世界

　　吃加碘盐更不靠谱的说法是吃海带。根据测量，每千克鲜海带含碘最高量是2.4毫克。用上面提供的数据可以算出：要达到和吃130毫克碘片同样的效果，一个成人必须一次吃下41千克海带。这要是不撑死，也得吃得累死！

　　记者/陈 冰

　　福岛核电站正在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从3月12日15时36分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以来，接二连三的机组爆炸、堆芯熔化险象环生，围绕在日本上空的核阴云迅速扩散成为全球核危机。3月18日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INES)将福岛第一核电站1~3号机的事故级别上调为5级(伴随广泛影响的事故)。截至此前，日本发生过最高的核事故是在茨城县东海村的铀浓缩公司发生的“4级事故”(伴随有局部地区影响的事故)。

　　与此同时，由日本引发的抢购狂潮从邻国中国一路烧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抢盐、抢碘、抢防辐射服、抢口罩，但凡和碘、防辐射有关的东西皆遭到哄抢，如此抢购狂潮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核恐慌。在离谱的谣言与靠谱的科学之间，人们通常愿意选择前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死于无知，就是死于由无知带来的恐惧。

　　全球疯抢

　　久经地震考验的日本民众终究架不住核阴云的威胁，纷纷开始抢购各类物资。从自我保护角度出发，在目前恶劣的形势下，这种抢购多少让人觉得事出有因。但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种抢购风居然也刮到了一水之隔的中国。

　　因为“碘盐可以防辐射”和“海水会受到日本核辐射污染，将来提炼出来的盐不能吃了”两条飞速传播的谣言，从3月16日晚间开始，广东、浙江、江苏、安徽、上海、重庆等全国各地出现了食盐抢购风潮。

　　3月17日早晨，记者所在小区周围的超市，货架上的盐全部卖空。唯一一家有售，平常2元一包的开价高达10元，且不提供购物发票。抢红了眼的婆婆大娘似乎根本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需要如此之多的食盐或者如此高价是否值得，见到有货就使劲往篮子里装。更有媒体报道，有人因为抢盐而发生了肢体冲突。而最离谱的则是有无良商人将盐价哄抬到了18元一袋，仍有人趋之若鹜。

　　记者拨打了一个上午的价格监督投诉热线，始终处于忙音状态。与此同时，记者却收到了一个著名央企发来的“友情”短信，承诺提供最有效的核辐射信息，收费4元。堂堂共和国的长子，唯利是图到如此地步，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灾难来袭，人心惶惶，谣言的发酵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在香港，不仅盐在抢购之列，海鲜、油、酱油、甚至腊肉都在抢购之列。事实上，过去几日，由于日本地震导致的核泄漏，在香港已经出现了日本奶粉及日本鲍鱼的抢购潮。

　　对于辐射的恐惧同样越洋而去，小小药片碘化钾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美国购物网站eBay上，一包含有14片碘化钾的售价已经超过了500美元，人们在社交网络上都在讨论防止核辐射伤害的话题。数家出售碘化钾的美国公司库存告罄，美国居民纷纷到药店抢购这种防辐射药物。

　　很快，中国盐业总公司发布声明称，国内食盐储备十分充足，完全能够满足群众需求。部分地区食盐供应紧张，是由于短时间内大量非理性抢购所致。目前，全国食盐储备量超过200万吨，足以满足3个月以上市场供应。而中国盐产能达到每年8000多万吨，食盐一年销量总计800多万吨，供应根本不成问题。

　　随着国家相关部门的及时举措，食盐疯抢的风潮仅仅持续了一天便告结束。一天前花高价大肆囤盐的人们，懊恼万分，又纷纷跑到商店、超市去退盐。如此折腾，真正是闲(咸)得发慌啊。

　　吃什么防核？

　　碘片、碘盐、海带，真能防辐射？

　　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原所长顾乃谷教授指出，核反应堆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主要有两个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碘131和铯137。如果要进行防护的话，主要也是针对这两个核素采取适当的防护。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日本的核辐射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大家抢购碘盐、碘片，这些都没必要。”顾乃谷说，从医学角度来看，碘131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上伤口进入人体。我们的甲状腺会将人体摄入的碘元素都集中到它那儿去，再用碘来合成人体必需的甲状腺激素。这样，放射性的碘131也就被富集到甲状腺里了。碘131进一步衰变所释放的β射线会造成甲状腺的损伤。如果是高剂量的接触，会导致急性的甲状腺炎；慢性和延迟效应则包括甲状腺机能减退、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发生。苏联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日常生活中摄入的碘片、碘盐等，被称为“非放射性碘”，它是与放射性元素中的“放射性碘”相对的。之所以说服碘可以抗辐射，是因为当甲状腺充满了非放射性碘，后来的放射性碘就没有空间进入侵害人体了。这就是碘片可以起到预防作用的原理。

　　“大家可能觉得碘片这么好我们就大量地吃。我再解释一下，人甲状腺吸入碘都有一定的数量。过量的话，有害无益。因为过量的碘吸进去以后会造成甲状腺功能损伤等等。现在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要觉得我多吃碘就是防辐射的。”顾乃谷语重心长地提醒道。

　　“即使碘131漂到中国来了，我相信也还不用马上吃碘片。只有当辐射剂量达到100毫西弗的时候，才需要服用碘片。”顾乃谷还指出，服用碘片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最好在吸收放射性碘前24小时之内服用。“吃得早没用，吃得晚也没用。”

　　同时，他告诫大家，吃碘有一定的人群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对碘有过敏史的人，最近做过核医学的碘诊断医疗的患者，肾脏功能、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以及孕妇和哺乳妇女都要禁忌。“我们国家如果需要吃碘的话，政府肯定会告诉广大的民众，而且有指定的地点发放的。现在目前的状况完全没有必要惊慌。”

　　既然碘片是关键时刻才能采用，那么碘盐的效果如何呢？

　　碘盐中碘的存在形式是碘酸钾，在人体肠胃道和血液中转换成碘离子被甲状腺吸收利用。根据最新修改的国家标准，每千克加碘盐中应该含有20-30毫克的碘(以碘元素来计算)。以此计算，减轻辐射所需剂量应该是24小时内一次性服用130毫克碘化钾，相当于99.4毫克的碘元素。加碘盐的含碘量就按最大值30毫克每千克盐来计算，也就是相当于3.3千克盐。这就是说，要达到和服用碘片同样的效果，一个成人必须一次性至少吃下3.3千克盐，也就是六斤六两(儿童减半)。

　　这样一来，碘是补够了，人也齁死了！显然是不行的。食盐的日常摄入量是以克来计算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健康人每日食盐摄入量是6克左右，中国人盐摄入普遍偏高，但最多也只是十几二十几克。距离能防辐射的等级还差得很远。更重要的是，盐吃多了也会致命！一个体重为70千克的成人，短时间内摄入70克食盐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所以靠吃加碘盐来防辐射，压根是不可能的！

　　比吃加碘盐更不靠谱的说法是吃海带。根据测量，每千克鲜海带含碘最高量是2.4毫克。用上面提供的数据可以算出：要达到和吃130毫克碘片同样的效果，一个成人必须一次吃下41千克海带。这要是不撑死，也得吃得累死！

　　所以，补碘不能“防”核辐射，但可以减少对放射性碘的吸收。

　　中国，别慌

　　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总工戈立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福岛的核泄漏事件还没有对中国本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对全国包括北京、上海、沈阳等41个城市的辐射环境进行监测，空气吸收剂量率均在正常水平。

　　“其实大家可能对放射性这个东西了解的不是很多，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有放射性物质，只不过是在正常的环境里面存在的，都是天然的放射性物质。不管是空气里面或者是水里面，或者是土壤里面都有。而这次核电站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我们叫做人工放射性物质。从我们检测的手段来说，无论是天然的放射性物质还是人工的放射性物质，我们基本的检测手段都有。可以说，上海市环保部门拥有的检测仪器基本上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只要这些污染物质在我们仪器检测线之上都可以发现，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另外，日本福岛核电厂事故绝对不会像苏联切尔诺贝利一样。福岛核电站是在地震以后停止运转的情况下发生爆炸，而切尔诺贝利是运转的时候发生爆炸，两者造成的后果非常不一样。当切尔诺贝利发生爆炸的时候，释放了大约8吨放射性物质。这8吨放射性物质向外扩散主要是在核电站周围的30公里，当时我们国家也进行了监测，发现对我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从这个方面讲，目前日本核电站泄漏事故放射性物质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上海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高级工程师傅易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组织专题会商分析认为：日本中北部区域在中低层大气中风向由西南风转西北风；高空大气主要以偏西风气流为主。因此，日本核电站核泄漏产生的放射性污染物主要影响区域为日本中部、北部及其以东的北太平洋区域，对我国没有影响。另外，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根据洋流特征及风浪预报分析，日本东部外海海流为偏东至东北流向和浪向。放射性污染物将随洋流及风浪向东北方向的北太平洋区域移动，对我国沿海无影响。”

　　上海束能辐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副研究员，上海市核学会理事、加速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戚文元则从食品安全角度打消了人们对核辐射或者核污染食品的疑虑。

　　受了放射性照射的食品，几乎是没有影响的。“因为辐照食品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很多，包括大家经常碰到的调味品、中草药、保健品、航空食品都是辐照的，吃了几十年，做了五六十年的实验，没有说对人体有害的，所以这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假如沾污到食品上的有什么影响？“在大自然当中本身就存在放射性碘131，只不过含量不同，达到一定程度含量的话才会对人体有影响。假如吃进去的话，碘131半衰期很短，8天左右。也就是说经过8天强度就减弱一半，经过十个半衰期就消耗了。国际上也有个例子，因纽特人吃的食物链很奇怪，正好是碘131的食物链，因纽特人身体内碘131的数量一般是我们人的很多倍，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也就是说如果超过一两百倍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因纽特人这样的。”

　　“如果真的影响到上海，碰到这样的蔬菜加强流动水洗，让流水冲洗一段时间，也基本上可以把放射性冲洗掉99.9%，也是安全的。另外一个是海洋生物，现在台湾、香港等地已经开始实行海洋生物的放射检验，如果我们有关检测部门严把这个关口的话，也不会流入到餐桌上影响人们的健康。”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