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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震后生活(组图)

www.sinoca.com 2011-03-17  中国新闻网


  [导读]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日本房东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于达放心。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他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

中国新闻周刊2011010期封面:日本危难

3月13日,地震发生两天后,幸存者在宫城县南三陆町高中的空地上标出SOS求救字样

3月14日,福岛第一核电站航拍图

3月14日,在日本宫城县名取,一名妇女在留言墙上寻找亲人的信息

  地震 海啸 核辐射的灾难递进

  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14时46分,如果能俯瞰地球,就能发现在这个瞬间日本本州岛向东移动了2.4米。这一天地球自转加快了1.6微秒。

  在这两个数字背后,是日本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强烈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的全球第四强震。1964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地震排在它的前面。

  日本与美国都盛产灾难片,但美国灾难片大多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而日本的灾难片则将灾难作为不可抗拒的,极少有人定胜天的乐观。

  作家川端康成说过,“没有什么形象,比关东大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激荡我的心。”

  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又一场大灾难来临时日本人表现出的平静,虽然当中并不见得乐观。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3月11日,崔其君第一次发现原来东京各处隐藏着这么多广播喇叭。“所有人全部撤离!”广播声急促、响亮,循环播放的同时还伴随着倒计时的声音,随即警报拉响。

  40岁出头的崔其君是职业女性,在日本富士之旅旅行社当导游。

  此时她正在学校参加儿子的家长会。在日本,学校是政府规定的避难场所,有着最为坚固的建筑。她更担心已经回家的儿子。他们住在东京江东区,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坐地铁十几分钟可以到达银座,距离皇宫不过几公里。公寓在14层。崔其君想,自己在地面上都感到如此剧烈的摇晃,不知道14层的高楼会出现怎样的意外。

  电话不通。她只能往家里跑,心里想着儿子。在东京已经定居6年,崔其君对地震习以为常。她能估计出来,东京此时的震级已经达到6级左右。但是她并不清楚,她姐姐的住处,几百公里外的福岛县此时正在被海啸吞没。

  崔其君跑到家,开始爬楼。电梯早已不能使用。她走到7楼,地面又开始剧烈摇晃起来,她被甩下来,磕碰了腿。她继续往上爬,终于到达14层,但没见到儿子。

  “他其实比我懂自救的知识。”3天后,崔其君笑得放松且欣慰地回忆,“日本学校一直在教学生遇到地震怎么避险和逃生。一地震,人家早就从楼上下来了。”

  和儿子见面之后,崔其君终于有心思和外界联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仍然不通,但网络还可以使用。崔其君和原本从不往来的邻居们都跑到了楼下,在空地上,大家都拿着电话试图联系在东北部的亲人,注定徒劳。人们不知所措。“原来都从来不说话的,现在也开始互相聊天,互相安慰了。”崔其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平静下来之后,崔其君上初一的儿子开始提醒她,“把门锁好了吧?”她这才想起,自己奔下楼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邻居的房门都开着一个门缝,只用保险链从里面挂上而没有上锁。有人告诉她,“地震可能把水管震坏。如果漏水影响到楼下的话,门开着,修理人员比较好发现也容易进入。”

  就在东京的人们互相安抚的时候,日本东北部的很多居民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宫城、岩手、福岛三县的剧烈摇晃持续了数分钟。建在海岸边的仙台机场全部被海水冲泡,跑道被损毁。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画面中,人们在办公室、书店、咖啡馆中不知所措。有人扶着货架、有人企图阻止高处的东西跌落,但很少有人惊慌叫喊。

  此时,崔其君的姐姐柴田正在温泉洗澡。“就是感觉摇了摇。后来别人跟我说,这次摇晃得很厉害。”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她所处的地方与海岸相隔着大山,所以相对安全许多。这时候她还并不知道,这次剧烈摇晃的能量源头就潜藏在距自己不远处的海底。日本本州东海岸附近海域的24千米深处,更大的灾难正在酝酿。

  摇晃停歇的时候,有人开始逃离有人仍在恍神,甚至有些对地震不以为然的人们停留在海边想看清到底发生了多大的事。很快,那些未能及时逃离的、大意的人们被海水吞没。海浪以每10秒100米的速度砸向岸边。房屋、汽车、树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被柔软的海水拆散。

  “地震的时候我们这边的房屋没有一间倒塌,主要是海啸的影响很严重。”柴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潮水退去之后,人们开始面对死难的真相。多处海岸边陆续发现上千具尸体。“某某町发现超过三百具尸体”的新闻随处可见。地震带来的悲痛像之前的巨浪一样蔓延到整个日本,这比地震本身更加持久和恐怖。

  “核能支撑富冈!”

  崔其君与姐姐柴田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通过网络互相报了平安。“她家离海岸线还几百公里呢,但是还是联系上才放心。”崔其君说。而两人通上电话已经是三天后的中午。

  东京的人们虽然不安,但仍然保持着秩序。地震发生的当天,崔其君记得马路上的车辆已经堵得一塌糊涂,但公交车专用道上没有一辆社会车辆抢路。学校发出通知,每天改为半天课程。崔其君仍然照常上班。

  地铁出票口有一个“延迟证明书”,因为地铁延迟而导致的迟到现象,可以被公司豁免。市民只要持本人证件即可领取。早上出去吃早点,店员一个劲儿地点着头说,让您担心了!仿佛这个城市受到地震之累,店员应该为此负有责任。

  首相菅直人出现在电视上,他表情严肃地谈及此次地震是“二战后日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内阁主要官员逐一面对记者回答提问。伴随着政府官员的演讲和记者会,电视台不断播出最新发现的遇难者数字以及海啸发生时的画面。日本媒体评价地震所造成的影响时说,“东北部一些城市几乎处于毁灭状态。”

  此次地震所涉及的东北部地区经济基本以渔业以及农牧业为主。例如重灾区宫城县,就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水产大港,因为离世界三大渔场“三陆冲渔场”较近,使其水产量也相当丰富,除大马哈鱼、秋刀鱼以外,也以鱼翅等海货闻名于世。因为温泉资源丰富,旅游旺季时,很多游客到此地享受温泉。其南部的福岛县盛产水果,四季均能收获苹果和桃子。当地的造酒业十分发达。

  平日里这些安宁的景象早已深入人心,很少有人留意,如果极端灾害来临,福岛县坐落着的核电站可能存在危险。

  福岛一站1号机组于1967年9月动工,1970年11月并网,1971年3月投入商业运行,二号站也于1975年开始施工建设。在那个年代,核电站为当地贡献了税收且提供着高薪的工作。据称,当时在核电站附近的小城富冈町能看到大型广告,上书“核能支撑富冈!”

  很少有人担心核电站的安全。在日本,很多核电站已经成为了旅游景点。在崔其君记忆里,为了表明核电站对环境没有污染,电站周围都被种植了珍贵的花草树木,养殖了稀有鱼类。电力公司用这样的方式让周围的居民安心。核电站就像一个普通的建筑物,一直安静地伫立在民房的不远处。

  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崔其君一家就基本恢复了日常生活。

  14日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话时,刚刚买菜回家,准备做饭。“商店里,饼干一类的卖得比较空。但是蔬菜很好买。东京的物价波动不大。生活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崔其君说。她按照政府官员们在电视上的号召开始节电。比如拔下电水壶的保温插销、尽量不使用暖风空调。

  这一天开始,东京电力对东京部分地区(东京23区外)进行轮流停电。

  东京电力把预计停电的区域分成5个集团,每个集团在不同时间带进行轮流停电。同时,东京电力建议各企业商店和居民节约用电。由于很多居民配备了手电筒、应急灯等,东京节电情况较好,第一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6:20~10:00)以及第二集团、三、四集团的停电计划(从14日9:20~13:00) 被取消。

  这一天,中国、德国、美国等多国专业救援队均已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参与救灾。

  与此同时,在福岛县的姐姐柴田也恢复了全职主妇的日子。两个女儿分别去往学校。“仍上整天课,中午在学校吃饭。”她说,“没什么担心的。”

  虽然核电站已经爆炸了。

  核危险区域在扩大

  粉尘炸开的时候像一个烟圈向四周慢慢扩散,然后是更剧烈的爆炸,烟雾形成了一个灰色的云朵。3月12日的这次小型爆炸唤起了人们对于核辐射的一切想象。媒体引导着专家们以此对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异同。

  12日凌晨2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抵达福岛。当天傍晚,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发生爆炸,日本政府紧急将疏散人群扩大至20公里半径,涉及人群达到8万人。

  而当记者进入距离第一核电站40公里的田村时,却感觉这里异常平静,看不到如传闻所言人人戴口罩穿防护服的景象。

  田村市有将近1万人被转移,虽然政府公告说转移半径为20公里以内,但实际上转移半径扩展得更广。

  田村市政府大楼在11日的地震中被震得四处裂缝,但并不影响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日没夜的奋战。记者到达时,市政府大楼前正集结了十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他们即将出发前去寻找那些固执留在家中,而不肯到政府提供的避难所避难的市民。

  在田村市船引小学避难所避难的加井秀明一家,最担心的问题与核辐射无关,竟是无法泡澡的烦恼。一个3层的小学聚集了700个避难市民,人们混杂地睡在一起。每个人只分得简单的被褥和食物。但这在加井眼中,比起断水断电的自宅,已经好太多。“最起码,我所有的家人都平安地在这里团聚,这比什么都强。”

  加井的儿子刚出生两个月,他成为船引小学避难所最小的难民。避难所特别为他每天供应已属奢侈品的“牛奶”。这让加井感到很感动。

  田村市总务部科长石井昌久是此次转移的负责人,他带领的总务室全员待命,负责协调市民生活必须。石井跑来跑去一刻也不停。“核辐射?没有感觉。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避难所市民的吃饭问题!”石井说,“虽然不断有食物从外面送进来,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事实上,这并非福岛这座核电站首次出现问题。2008年6月福岛核电站核反应堆5加仑少量放射性冷却水泄漏。官员称这没有对环境和人员等造成损害。而 2007年,东京电力公司承认,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1979年至1998年间先后28次被篡改。

  当然,之前的纰漏远远没有此次的事故严重。12日的爆炸仅仅是个开始。不同机组的连续爆炸几乎不可避免。从此,在地震刚刚发生一天之后,人们的视线已经从地震转移到海啸,再从海啸定格到核辐射。相比于为葬身地下的人们表达悲伤,大家更关心核辐射的粉尘是否会逐渐扩散。

  日本政府开始确认爆炸发生后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日本福岛县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周边的双叶町、大熊町、富冈町的全部居民12日上午开始到划定的危险区域之外避难,总计约两万人。危险区域很快被扩大,疏散人群逐渐超过10万。日本政府对外宣称此事为“核紧急事态”。

  3月14日,电站三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包括工人在内的11人受伤。此前一天的报告称已有190人遭到辐射。

  核电厂的几个机组轮流出现问题,冷却、注水、堆心熔毁??媒体和网友开始自发阐释这些术语,各种来历不明的揣测、预言和内部消息互相冲突。截至3月15日下午,核电站已经发生四起爆炸。

  15日中午11点,首相菅直人在官邸发表告国民书,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要求在核电站20公里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要做好防止核辐射的准备。稍早时候还有消息说,含有超标辐射物质的云将抵达东京,市政府呼吁市民留在室内,关好门窗。

  很快,这一切都得到了证实。当天下午13时发表的核辐射监测报告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的核物质已经飘至东京,东京地区的放射线量已经超过了往常的20倍,而且继续处于上升的趋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说,目前的这些核辐射量不会对健康构成危险。

  面对核辐射的危机,日本当地民众并没有太多恐慌情绪。人们大多都只是一直关注着最新的消息。

  崔其君每天仍然上班,她甚至还想去机场为中国救援队做翻译。“但是想想还多吃人家一份饭,还是别添麻烦了。”她笑笑说,“也没什么太担心的。东京的生活还算比较正常吧。”她的姐姐仍然呆在距核电站150公里的家中,除了汽车加油开始设限之外,她并未觉得生活被改变多少。相比遇难者,她们是幸运的。

  但是所有人都不清楚,已经爆炸的核电站会给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一切仍在继续。

3月11日,幼儿园的孩子和大人们聚集在东京涩谷区的一个临时疏散点

3月15日,震中福岛县的一个避难所里,人们在观看首相菅直人对地震情况发表讲话

3月12日,救援人员在日本仙台市搜索失踪者

  3月14日,一位母亲试图与她被隔离的女儿说话。她的女儿从福岛核电站附近疏散后因有核辐射迹象而被隔离

  蚂蚁和蝴蝶

  本刊特约撰稿/陈君

  3 月13日深夜10点30分,日本东京江东区一所公寓楼中,中国留学生于达在自己不到60平米的房间里,蜷缩在电脑前,“房子还在摇晃,还在摇晃”,他在 MSN上和国内朋友对话。10分钟后,手机上又传来“地震警报”,他跳起来,跑到楼下的空地上。MSN上朋友关心的留言,他已顾不上回了。

  接手机警报,跑下楼,成了地震后于达和日本邻居们的习惯动作。

  于达的房东是一个退休医生。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他来看过于达,检查了电线,“老爷子说日本经常地震,没事的,让我放心。但他也说这次可能有点厉害,还给我留下一个急救包,里面有止血的药膏,手电筒,口哨等等。”

  于达看见房东的背包里有两三个这样的急救包,他还给周围的邻居送了。“很客气的送完了,又回来告诉我晚上别关门,注意看电视,然后才慢悠悠地走了。他家离这里也不远,他骑自行车的。”

  “回家支援站”

  日本这场地震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过了这位老医生的预料。而于达能感受的是,3月11日下午的东京陷入的短暂混乱。

  大楼猛烈摇晃了几分钟后,物业管理处的广播很快响起,告知发生地震,请楼内人员做好自我保护措施。于达正在睡午觉。他穿着睡衣冲到楼下,都忘了拿手机,“当时没信号,拿了也没有。”他看到一些人到楼下后,感觉没事了,又都回去了,“有的还抱着狗,真令狼狈的我心生敬佩。”

  上楼整理房间,听邻居的话,把电视等怕摔的物件放到被子上,此时,NHK已在滚动播放地震和海啸的画面。

  于达发现,大楼值班人员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不时提醒人们注意各种紧急事态。

  房东走后,于达“凭着看电影得到的经验”,下楼到便利店采购一些食物和水,“周围两家店,人们排着长队结账。”

  一名在日本便利店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在网上留言:“我妈问我:‘有无趁地震加价?’没有啊。我在7-11便利店打工,食物饮料免费提供,没有人哄抢。人们拿了免费食物,都会排队到收银台来说一声谢谢。”

  于达看到,他家楼下有消防车、救护车鸣笛驶过;一些放学的儿童在老师带领下,穿着有防火功能的衣服匆匆走着。

  电视画面上,戴着安全帽的人们在路上,黑压压的人流缓缓移动,不见头尾的巨大队伍,好像是全体国民开始一场悲壮的远征,静默的表情和步履,如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在东京市中心,很多便利店、迷你站、吉野家等仍预留窗口为人们提供水、地图和必要的协助,并对公众开放厕所,一些快捷酒店也打出了“免费住宿”的牌子。这是 2009年琦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等9个县市决定成立防灾首都圈时讨论内容的一部分,称为“回家支援站”计划。

  于达对门邻居井上就是靠“支援站”回到家的。井上的公司在东京郊区,从当天下午5点到凌晨1点,他经过8个小时的跋涉回到了家。手机不畅,交通中止,和当晚的大多数东京人一样,井上依靠facebook和skype给家人和朋友报了平安。

  “一个大学同学就住在我们旁边的楼里,当天他没回来。在办公室睡了。”于达说,东京很多人震后选择在办公室休息,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办公楼的质量没问题,比跑到外面更安全。而且,在日本的公司给每名职员都配备一只救生包,从饼干到清水,从挖土的手套到保暖的雨衣应有尽有,每两年更换一次。救生包就藏在职员桌子下面,房坍塌而人幸存下来,等待救援的时候就用得上它。

  避难所里请安静

  “我不依赖避难所,也是因为还能相信楼的质量吧。”于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 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制定法律要求建造房屋时必须计算防震程度,1995年颁布了建筑防震标准――《建筑基准法》。《基准法》规定,高层建筑必须能够抵御里氏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日本普遍采用“地基地震隔绝”技术,在建筑物底部安装橡胶弹性垫或摩擦滑动承重座等装置。此外,为提高传统木结构房屋的抗震能力,日本最普通的民宅也是箱体设计,地震灾害发生时房屋可以整体翻滚而不损毁。

  所以,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建筑指标都非常高,建筑设计师要是擅自降低了抗震水准,还没等建筑物出事,人就已经被关进了监狱里。

  于达所住的公寓楼修建于1996年。据说完全按照《基准法》修建,还带有独立供电系统和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3月11日深夜,较强余震袭来后,于达也去过一次避难所,“离我家不远,直线距离也就500米吧。所谓避难所,就是一个中学的小型体育馆。”

  平时,东京的大部分学校和运动场馆都被明确作为避难所,地震灾难之时要去避难所暂避已形成惯例。“日本规定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高度耐震,所以学校是最好的避难所。”于达说。

  他在避难所待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虽然东京不是重灾区,但电台和电视台还是建议人们暂时去“避难所”。那里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分发毯子、热水和饼干。“人们找空闲的地方坐下,或者躺着,没有吵闹,也没人抽烟,接电话、熟人说话也都是很低声的。我听说,有的避难所还发收音机和耳机,以便随时了解震情。”

  和重灾区相比,东京避难所流动性很大,余震不大的时候,人们就都回家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摇晃。”NHK对外联络部官员佐藤《中国新闻周刊》说。

  3月15日左右,东京很多避难所已经都没有人了。

  “几个小时后,人散了,地上没有一片垃圾,一点也没有。”对这样的描述,于达觉得有些夸张,“但日本人确实是很自律的。”地震第一天,来体育馆避难的人很多,入口不大,大家都排着队进入,有秩序,不拥挤,老人和孩子会受到格外照顾。

  令于达感叹的是,一位老妇人起初排在他前面,等快进体育馆的时候,似乎觉得危险过去了,她准备回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一边往外走,一边拾脚下的垃圾,好像是在做很平常的事。”

  于达领了毛毯后,在体育馆的一个角落坐下。他第一次来避难所,发现工作人员服务都很周到,开关门、倒水甚至帮助铺被子,“他们一开始以为我不会日语,还比划着告诉我如何防震。”

  他听到有人小声聊核辐射的话题,有些担心,就想和旁边一位中年日本人搭讪,但总是他问一句,人家简单地应答一句,或者只是点头,最后晃动手机,很礼貌地说他要听地震的最新情况了,请安静。“没有那种大灾面前,同舟共济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不热情。”

  而在佐藤看来,这就是日本人的性格,“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不会轻易给答案,是日本人回答问题的通用模式。知道什么就会说什么,不夸张,不随便激动,就好像我们的抗震救灾电视报道一样,很及时,没有废话。”

  地震发生后,日本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减少了市民不必要的等待和混乱。

  NHK的主播、记者戴着头盔上阵,即使声音有些颤抖,但总体是镇静的。画面上没有灾民呼天喊地的画面,没有记者虚张声势的嘶哑报道状。媒体关于灾情信息传递、政府政策发布都相当即时,甚至每隔几分钟就提醒观众注意安全。

  佐藤说,他的很多朋友通过电视了解到东京没有特别大的火灾或者房屋倒塌事件,觉得很放心,“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和家人通了电话,就在办公室里睡了一夜。”

  但于达睡不着,“没人聊天,我也没带电脑,饼干也吃不饱,过夜的话一个毛毯还是很冷的,我就从避难所回家了。”

  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

  12日清晨,强震后的第一个早晨,东京从疲惫苏醒,街头平静有序。

  于达公寓楼下的小超市,生活必需品也陆续补上。也有一些咖啡馆、商店,做出停业一天或者提前关门的决定。“由于地震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很抱歉。”店门上的告示说。

  他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上楼的电梯里,碰见井上。“平时我们很少说话,见面就点个头。但这回我们互相问候了,他还提到看到一些中国网友的关心。”

  此时,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相关信息占据了所有的电视频道,只要街头有公共屏幕的地方,都在滚动着关于核电站和死亡人数的信息。

  这令于达愈加担心,“日本整个国家都是为地震准备的。”他知道,日本人从幼儿园就开始有应对地震灾害的训练,养成习惯,从学校到公司,每个月都有防灾演习,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

  “我到日本才两年多,地震教育就也接受了不少。而核却是真正可怕的。日本太依赖核能了,但也是目前地球上真正唯一的核受害国。我不排除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时候立刻回国。”他在MSN上写道。

  12 日一整天,于达都躲在家里。因为有日本朋友给他发短信,提醒当天会下酸雨最好别出门,如果出门要戴上口罩。傍晚的时候,来自包头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要求借宿一晚,第二天回国。“说实话,我不太情愿。我的房子很小,他也没提前电话,就突然来了??我可能也习惯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于达对记者抱怨说。

  作好随时“跑路”的准备,国内关于日本地震的网络评论,引起于达和朋友的关注和争论。

  于达觉得一旦日本出了事,国内论坛就会格外起劲,甚至自己打嘴仗。而当天的另一个帖子令他感动,“某华人发的:通过摄像头看保育园的情况,老师把孩子们围在中间,不时俯身用身子护住孩子们。6个老师围着我儿子,儿子身上盖着被子,老师手拿被子准备着,一旦地震就扑上去??平时18点接儿子,昨天交通瘫痪,我步行18公里到达保育园时,已经是22点。期间老师们就一直这么守护着我儿子。”

  曾作驻华记者的佐藤也注意到网络上不同的声音。“我不想说什么,但汶川地震的时候,日本救援队第一个赶到中国,这次中国救援队又迅速来到日本,这就很说明问题了。”他对记者说。佐藤也转发过一个微博,“汶川地震时我和日本同学一起上街募捐,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一个老奶奶说的那一句:中国顽张 !(中国加油!)”

  一直抱怨不该来日本的包头朋友却认为于达言谈中太美化日本了。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说,这体现了中日两国民间复杂的感情。“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我注意到,同情生命、拯救生命,还是主流的声音。”

  想把面包和水留给对面的井上

  于达还是选择回国了。他订到14日下午的机票,单程价格是地震前的一倍多。他觉得有些气恼。当天晚些时候,中国政府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抵达东京,并将连夜运送至重灾区宫城县。

  临行前,于达对记者说,想把一些面包和瓶装水留给对面的井上,“但我有些不好意思给,因为平时交流太少了。”

  这确实是井上需要的。14日是东京地区实施轮流停电计划的首日,由于担心停电引发供水和供气系统中断,不少东京市民开始在家中储备食品和饮用水。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到便利店门口排队买蜡烛。

  大地震发生后,由于道路损毁导致运输不畅等原因,日本部分超市、便利店出现货物短缺问题。在东京等地,面包、方便面、土豆、洋葱、矿泉水等货物总是来了就被人买光。尽管商店不断扩大进货,而且有的商店为了让更多顾客能买到货物还采取限购措施,但仍无法满足人们的购买需求。不过,共同社报道说,市场上并未出现哄抬物价的现象。

  为节约能源,日本糖果生产企业江崎格力高株式会社等大企业都宣布,暂时关闭设在东京涩谷和大阪道顿堀商业区的巨大氖灯广告灯箱。

  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曾写下《蚂蚁和蝴蝶》一诗,以表达哀伤之情。他写道: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如今,有中国网友把它贴到日本的新闻网站上,安慰这一衣带水的邻国。

  “在家睡醒一觉后,我要到雍和宫去,给日本朋友烧香、祈福。”于达说,他4月7日才会返回东京,到那时,混乱留下的痕迹将逐渐抹去,重建家园的步伐将迈出。

  祸兮福岛

  福岛核电站多个反应堆仍未解除紧急情况,核泄漏的严重程度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此次危机已超出日本一个国家。事故给国际核能产业敲响了警钟

  本刊记者/王家敏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近海发生里氏9级特大地震。福岛核电站多个机组因此受损,接连发生核泄漏事故。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即发布“原子能紧急事态宣言”。

  14 日,按照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表(INES)1~7的评级标准,日本政府初步确定此次事故为4级。 但截至15日晚间,核电站多个反应堆仍未解除紧急情况。法国核安全局(ASN)局长拉科斯特表示,根据反应堆安全壳损伤等情况,事故的现状已经恶化,毫无疑问达到了6级水平。“可与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危机相提并论。”

  危急

  福岛核电站位于日本东北部海岸福岛县工业区,其属于东京电力公司,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10台机组,均为美国引进的沸水堆(BWR)技术,1号机组在1971年投入运行。

  地震发生20分钟后,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发布第一份紧急情报显示,东部沿海多座核电站安全措施启动,核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转。

  尽管堆芯反应停止,但核燃料棒内放射性元素仍会自衰变产大量余热,需要冷却循环系统继续工作数天。而地震和紧随其后的海啸破坏了核电站电力供应和应急柴油发电机,部分机组主水泵无法工作,冷却循环一度停止。

  根据沸水堆结构设计,铀燃料被放置在锆合金管中,若干这样的合金管被垂直固定在反应堆压力容器内,压力容器放置在稍大一些的钢筋混凝土高气密安全壳中。

  正常工作状态时,燃料棒在压力容器内发生可控的链式反应,产生大量热量,容器内的水被加热沸腾产生蒸汽,直接推动蒸汽涡轮发电机产生电能。随后,蒸汽进入冷凝器中进行冷却。

  突发的冷却循环故障使得压力容器内水温持续沸腾,蒸汽压力上升。当日晚间,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堆压力容器内压力已经上升至设计值的1.5倍。次日10时,容器内水温甚至超过了120度。

  面对核燃料融毁及泄漏风险,日本经济产业相采取了第一轮紧急措施,命令福岛核电站设法释放蒸汽,否则容器及冷却水回路可能因为压力过大而破损。

  清华大学核能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沸水堆与压水堆相比,属于单循环反应堆,只有一条回路,释放的蒸汽可能带有辐射性物质。日本国内普遍发展了沸水堆,其经济效益较好。但在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区,使用这样的设计遭到了业内专家的质疑。

  12 日凌晨,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开始释放过滤后的蒸汽,但仍有部分残留泄漏到大气中。此后多个机组也开始排放蒸汽,放射浓度亦高于此前。12日中午,福岛第一核电站监测到的放射强度升高至每小时1.015毫希伏。至14日,蒸汽排放量增加,辐射值曾一度达到3.130毫希伏,但随后有所下降。

  日本原子能安保部表示,辐射值会随着扩散范围递减。当局展开了核电站20公里半径以内居民的预防性撤离,并要求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也做好防护准备。

  爆炸

  13 日,福岛核电站1号、3号机组厂房相继爆炸,核泄漏危险升级。升腾起的白烟难免引发“核反应堆爆炸”的担忧。万幸的是,这只是厂房内氢气化学反应引发的爆炸。排放蒸汽时,压力容器内大量氢气外泄聚集至厂房顶部,与氧气混合发生剧烈爆炸。厂房因此炸毁,而安全壳并没有受损。

  但15日早上7点,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冷却失灵,燃料棒一度处于高温空烧状态,同时安全壳内用于盛装冷却水的“抑制池”部分爆炸。据朝日新闻报道,爆炸使安全壳出现破损,或有大量核泄漏危险。

  数小时后,监测数据显示,2号和3号机组之间核辐射值一度高达400毫希伏。枝野幸男在记者会上称,这是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的数值,但“严重核泄漏事故不太可能发生”。

  沸水堆核燃料泄漏有三道屏障,由内到外依次是燃料包壳、压力容器和安全壳。

  曲静原说,1、3号机组引发爆炸的氢气,来源于燃料包壳锆合金在高温高压下与水发生的化学反应,并且,在释放的蒸汽中还发现了铀燃料核分裂后产生的铯同位素,这些都意味着核燃料及包壳已经有一定损毁。

  官防长官枝野幸男也在发布会上保守地表示,“事发反应堆堆芯部分融毁可能性高,但最坏的情况也不会是切尔诺贝利式的核事故。”

  前苏联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是至今为止最大的核污染事故。1986年4月26日,核电站技术人员进行安全系统测试时,由于操作不当,导致核反应堆过热,压力容器爆炸。

  爆炸瞬间约有50吨核燃料化作烟尘进入大气,随云层飘往众多地区。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指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直接致死56人,近60万人受到大剂量的核辐射,估计有4000人会死于核辐射导致的癌症。

  当务之急仍然是降温和减压。但多个机组释放蒸汽减压后,冷循环系统仍未能正常工作。

  核电站随即采取了“壮士断腕”的紧急举措。12日晚间8点20分,工作人员开始向1号机组压力容器内持续灌注大量海水。

  因海水成分复杂,或将对反应堆产生未知损害。枝野幸男在发布会称,这些机组将来再次启动非常困难,它们极可能报废。这也意味着,事故至少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随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多个反应堆均采取了灌注海水的降温方式,东京电力公司称“情况正在控制中”。但据共同社报道,4号机组盛放核废料乏燃料棒的水池也发生了险情。

  东京电力15日下午承认,4号机组的核废料存储池失控,池水可能处于沸腾状态,水位可能正在下降。如果核废料无法冷却,可能将受损并导致放射性物质外泄。而这一险情在14日凌晨4点已经出现。

  15日,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组建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总部”,日本首相菅直人严厉批评该公司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事故的通报迟缓。

  辐射

  中国留学生杜晓飞住在东京,这里位于福岛县南方250公里。福岛核电站事故新闻发布后,她注意到12日福岛县风向为西风,从陆地吹向海洋。而到了15日,风向转为北风。这也意味着,日本中部区域将受到核泄漏物质扩散威胁。

  曲静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核燃料多以三种形式泄漏到大气中,包括颗粒物质、惰性气体和气凝胶形式。蒸汽带出的放射物质多以气凝胶的形式存在,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大气中,所以核电站附近瞬间监测值可能波动较大,15日的高值在8~400毫希伏之间。

  而颗粒物质、惰性气体则会随着大气扩散。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泄漏的核物质已经飘至关东地区,东京都放射线量已经超过了往常的20倍,枥木县首府宇都宫的辐射量达到正常时候的33倍,玉县则是40倍。

  15日,东京都测的辐射值为0.174毫希伏。根据人在短时间内受到大剂量辐射的临床反应,100毫希伏以下的辐射对人体并没有影响。至1000~2000毫希伏时,会引发轻微辐射疾病,6000毫希伏则会致人死亡。

  杜晓飞在东京一家便当厂打工,尽管时有余震,生产仍然很忙碌。12日,福岛核电站核泄漏的消息刚被报道,一些市民害怕核辐射物扩散污染食物,纷纷事先抢购食物,一些心有惊慌的市民还购买了口罩。杜晓飞说,“东京有可能下雨,电视台已经提醒我们不要被雨淋到。”

  福岛核泄漏的辐射物质中已经检测到铯137和碘131。铯137会造成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损伤。碘131一旦被人体吸入,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疾病。13日,日本政府已计划向核电站附近居民发放防止碘131辐射的药物碘片。

  据日本福岛县政府的要求,核电站附近民众也自觉接受核辐射检测。截至14日,日本官方确认已有22人受到核辐射。

  虽然日本政府初步确定此次核泄漏事故为4级,但部分邻国和地区已经开始严密监视事故的进展。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 “鉴于目前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严重性和不确定性”,采取措施安排重灾区的中国公民撤离。

  美、法等国家派出了核能专家组参与救援,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派出了官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滕建群认为,“核泄漏危机已远远地超出日本一个国家,而演变成地区,甚至全球的核安全事件。”

  驶向东京的列车

  家就在不远的地方,但他们只能在一列火车上等待10小时

  本刊记者/刘彦(发自东京)

  3月11日下午东京时间2点左右,不足一岁的成山青,在火车的摇摇晃晃中,在母亲山口惠子(化名)的怀抱中慢慢睡着了。

  温泉与美景

  此前的三天,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任教的山口惠子带着自己不足一岁的儿子成山青,接待了几位来东京开会的外国朋友。会议的最后一天,客人们被安排领略箱根的温泉风光。这一天,富士山之上有朵朵白云漂浮,阳光透过云彩,映照在富士山的皑皑白雪之上,画出了一幅诡异而壮丽的画面。而富士山对面的火山,则冒出一股股的热气。一晚的温泉泡浴之后,日本,这个狭长的岛国呼啸的大风、富士山的阴影和死火山的热量,深深打动了前来观光的客人们。

  母亲山口惠子和成山青,在火车的摇晃中,都慢慢睡着了。

  母亲山口惠子这几天实在太累了。为了准备学术会议,40岁的山口教授每天差不多只睡3个小时。每天一大早,住在东京东部的山口教授,要坐地铁赶去城市西部的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宾馆接送客人们开会;每天晚上,都要接送不足一岁的成山青回家,在做饭、陪同孩子玩乐之后,深夜工作,一般都要凌晨3点钟才能够睡觉。

  在这列由箱根开往东京的火车上,有很多像山口教授这样勤奋的日本人。早稻田大学一位在索尼公司任职质检部主任的二木先生,被称作早稻田大学的工作楷模。62 岁的索尼公司管理人员二木先生,同时在读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的硕士生,每天晚上5点下班以后,晚上回家写论文、学汉语,周末去早稻田大学上课。这位工作楷模据称每天只睡2到3个小时。

  日本这个狭长的岛国资源并不丰富,唯有勤奋工作才能积累财富。从1868年9月3日日本天皇明治下诏将江户改为东京、并于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之后,东京一直是日本国的核心。这个大都市集合了相当数量的亚洲精英和全球精英来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竞争压力、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人口数量为3257万人、有23个行政区和相邻城市的东京生活圈,成为一个巨大的、热气腾腾的工作炉。

  竞争疲劳的精英们,在3月的周末想放松一下,便乘车赶往箱根。

  前来温泉泡浴的人们并没有嗅出,昨晚的温泉硫磺味道,是否格外浓烈,或者,温度比平时要高一些。虽然印度政府投入的一项有关海啸和地震的征兆研究项目去年发现,温泉温度升高并释放出稀有气体,有可能是海啸和地震前最有价值的预报,但箱根的温泉并没有给来此观光的客人们以任何提示。号称地球上最聪明的人类,显然还并不能时时观测到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一些微妙的变化。

  停滞町口

  下午2点45分,驶向东京的这趟火车缓缓驶进了町口站。车上的旅客们半数都迷迷糊糊地睡着。46分左右,突然之间,火车摇晃起来。

  起初,山口教授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地震。从3月3日开始,这个多地震的岛国就开始不断地有小的地震发生。这差不多已经成为东京生活的人们的常态。但这一次好像并不那么容易结束。震荡差不多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几位前来开会的客人们开始议论,是不是有大地震发生了?

  山口教授摇摇头。距离1995年1月17日的阪神大地震差不多有16年时间了,但列车停下来之后,并没有开出。

  车上的人们并不着急。有人拿出手机打电话,通讯中断了。有人开始猜测是较大的地震,但手机信号大多不好,一时没有确认的消息。

  差不多1个多小时以后,手机开始断断续续有信号。消息称,应当是一次7级左右的地震。车上开始响起第一次广播,称发生了地震,可能影响火车运行的平稳,具体情况等待前方通知。

  两个小时以后,火车上的人们还在闲聊。此时,山口的妹妹打来电话,称她居住在东京的家周围,有两座年纪较老的房屋受损。山口教授判断,应该是一次较大的地震。但火车广播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她也只能按下进一步了解的冲动。得知家人都很健康之后,她平静下来。

  火车上的门开着。很多人选择了到车站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们和町口车站内候车的旅客随便地闲谈。一位妇人抽着烟,排遣烦闷。

  4个小时以后,车站广播,由于地震情况不明,铁轨依然需要检修,希望站内候车的人们选择回家,第二天再出行。车站内人们三三两两地开始散去。

  时间过去了5个小时,差不多晚上8点了。列车广播几乎每半小时广播一次,通报铁轨检修的情况。铁轨仍在检修中,列车长向乘客们反复通过广播说明情况,并道歉和问候。广播里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列车长为延误了您的列车服务而致歉。这是因为一场很大的地震。”

  成山青想要喝水,吃饭,而且因为想睡觉开始哭闹。山口教授拧开热水壶给儿子兑奶粉。在孩子喝完奶之后,山口将儿子放进婴儿车,盖上帘布在车厢内走动。不时有问候的电话打来。山口的妹妹打算驱车来车站,接山口回东京的家。但不久之后,山口妹妹和妹夫的车被堵在路上,整个东京郊区的路差不多都被堵死了。

  不久,疲劳的母子回到座位上,和周围的客人们一起,渐渐再次进入梦乡。

  11 点钟,在等待了差不多8个小时之后,列车广播说,前方铁路完好,开始列车空车试运行。山口女士给孩子穿上衣服,孩子开始在列车内玩耍。手机信号好了,上网的结果让山口教授和周围的乘客大吃一惊:日本时间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本州岛仙台港以东130公里处发生8.9级地震。

  一个小时候以后,空车试运行的列车无恙。但由于节约目前的列车运力和考虑不致对铁轨产生更多的压力等原因,只有70%的列车可以重开,这节列车需要下车,集中到另外一辆列车上去。半个小时之后,山口教授和客人们坐在了开往东京的列车上。

  淡定的神态被击破了

  地铁抵达东京新宿站,很多人淡定的神态被大地震发生的冲击击破了。车站的大屏幕放出了地震引起的海啸席卷了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宫城、福岛等地的画面。有些年纪大的女性开始擦眼泪,但人们很平静。数千人在地铁售票处排队等候,排队的长尾看不到边,排队的人们甚至没有声音,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人们默默地提着包,在深夜里安静地排着队。

  买到票恐怕得排队1个小时。山口女士和她的客人们商量了一下,决定步行回到位于高田马场的宾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在意各种小地震的东京人开始面对着这个问题:东京的建筑可能是牢固的,但日本抗震吗?

  深夜的东京大街,安静如常。新宿附近没有破坏痕迹,但到处都有紧急救援的警报。在新宿的一个韩国人聚居区内,一些24小时营业的商店仍在开业。这一夜,由于东京都政府于7点左右发出公告,首都圈所有电车停运。这一夜,与山口女士和她的朋友们一样深夜回家的人,约有650万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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