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民间组织一拥而上不同，日本民间组织在此次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纪律，政府的统筹在其中功不可没。
有条不紊。这是日本各类民间组织震后行动的真实写照。
“我们正在宫城县附近的一个志愿者中心，给灾民们做饭呢。”日本海外灾难援助市民办公室（CODE）的工作人员吉椿雅道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他在震后第二天，就和另两位工作人员一起，驱车12小时赶到宫城县。
CODE，一个拥有丰富经验的日本民间灾难救助机构，曾经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第一时间赶到灾区，为灾民带去物资，成为首批到达现场的国外民间团体。
类似的救灾团体――“日本国际民间协力会”也已经派遣3个应急人员，进入仙台，为其后续工作铺路。
除了救灾民间团体，更多的NGO正在集结力量，原地待命。
地震发生后，日本各地近3万个民间组织开始行动，按照灾后救援的步骤，他们目前能够做的是广泛号召募捐、建立网络合作机制、协调捐助物资和调动志愿者，为接下来进入灾区做准备。
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日本民间组织仍然保持训练有素的状态。
东京大学都市工学专攻研究者卡比力江说：“尽管日本社会的NGO，在实际运作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制度经验，使得他们拥有强大的行动力。”
他表示，一旦进入重建阶段，这些准备充分的民间组织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政府调配民间资源
与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民间组织一拥而上不同，日本民间组织在此次救灾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纪律，政府的统筹在其中功不可没。
震后第二天，住在神户的吉椿雅道和另外两名CODE工作人员，带着米饭、面包、饮用水等各类物资，驱车12小时来到宫城县。
和他一起到达现场的还有1-2个民间组织，他们也携带了大米、蔬菜、面条和炊事工具。
“我们先到达宫城县，随后跟着1000多名受灾居民一起转移到附近的山兴县，驻扎在政府建立的志愿者中心。”吉椿雅道表示。
在宫城县，几乎在地震第一时间，当地政府就紧急在一所中学里建立了志愿者中心，安排从宫城县名曲市某海边农村受灾的部分居民入住。
全日本学友会会长胡昂告诉记者，很多防灾救灾的民间团体，主要招募各类志愿者，在卫生医疗和重建等方面，为政府的救援做辅助工作。
目前，在灾区里面，仙台的志愿者开始在公园、东北大学校园等开阔的地方用大锅生火做汤，发给受灾者。
在这里，政府紧急调配了民间组织的力量，在了解各个组织带来的物资和专业人员情况，安排吉椿他们主要负责灾民的饮食。
东京大学都市工学专攻研究者卡比力江告诉记者，“在紧急情况下，日本政府会统一调配资源。”
他告诉记者，日本应对震后一系列灾民安置工作，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震后各级政府紧急成立“抗震减灾本部”，并且在现场设立临时部门，专门负责接受民间团体的各类救援申请。
“民间团体首先要主动申请，然后根据政府的统一调配来工作。”他表示。
据悉，在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部分民间组织也会接受来自政府的资金资助，但是通常情况下，都是通过法人财团融资。
吉椿雅道告诉记者，目前还有一些当地的志愿者零星地前来报到，也被安排到志愿者中心内，有序地参与到救助工作中去。目前，在山兴县这个中学内的志愿者中心，有大约10多名民间团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而针对更多周边城市的民间团体，政府也将建立专门接待和调节各地救灾申请的窗口。”身在日本的中日公益伙伴工作人员李妍焱说。
NGO间的信息共享
更多的NGO组织则严阵以待，相互之间互通有无。
中日公益伙伴在震后第二天，立即给其所有的支持机构、成员以及兄弟NGO的会员发去了紧急信函。在这份信函中，李妍焱一方面及时更新了机构成员的所有安全情况，另一方面也发布了另一个民间团体――生态游中心的呼吁书。
中日公益伙伴，是2010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一家从事促进中日在公益领域交流和业务合作的专业性民间组织。除了会员之外，中日公益伙伴还有中国和日本的若干环境保护方面的民间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作为支持机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中日NGO交流的信息平台。
尽管日本民间组织数目众多，但是规模都很小，一般固定工作人员在4-5个左右，超过20人的就可以算是规模很大的机构了。
卡比力江告诉记者，正是因为机构数量庞大而单体规模太小，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就很密切。
“各个民间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站，这些网站本身就相互转载其他组织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平台非常多。”他表示。
截稿前，李妍焱告诉记者，目前她收集到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动态消息。
“广濑先生的日本生态游中心17号要召集理事会商量救援机制，然后奔赴灾区；很多自然学校也都行动起来了；日本各地都有的‘社会福祉协议会’也都在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把本地的资助顺利送往灾区。
除了少数救灾民间组织已经开展了前期派遣行动之外，多数民间组织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开展募捐。
东亚环境信息网络的负责人李力表示：“目前我们已经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联络上。目前东京交通和通讯都有问题，所以他们暂时还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静观其变。”
这一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和当地50-60个民间社团都有密切联系。
日本NGO的成长经验
根据日本某NPO搜索网站的消息，目前处于救灾一线的民间团体，大多是在阪神大地震之后建立起来的。
“经历了大地震的洗礼，日本社会非常重视应急救灾的专业性。”胡昂表示。
而吉椿雅道所在的CODE组织，曾多次参与国际大灾难的救援，包括2006年5月印尼爪哇岛大地震、2007年11月孟加拉飓风、2008年5月的缅甸纳吉斯飓风、2008年5月中国四川大地震以及2009年4月的意大利大地震。
实际上，CODE只拥有不到10名工作人员。吉椿雅道告诉记者，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下，CODE拥有比较完善的灾难应急程序。
“首先我们调查灾情，查看各类避难所和灾民安置点的分布图，然后根据灾难的情况决定如何派遣志愿者、派遣哪一类专业志愿者到达现场。”他表示。
在CODE志愿者库中，有心理援助、现场急救、物资调配、医生等各类专业人才。在总部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需求，全面协调志愿者的路线图。
卡比力江表示，类似这样工作模式的民间团体，在日本几乎占了绝对多数，志愿者的专业性对民间组织的工作执行力有很大的保证。
“日本的救灾NGO很专业，知道灾后什么时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们的判断是，现在不能都进入灾区，不能乱传言，不能乱捐物资，不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李妍焱告诉记者。
而除了这些专业的民间社团之外，日本全境几乎各个町（街道）和社区都有“居民防灾议会”的自愿组织，通过政府资金援助和各学术机构的支持开展日常的防灾演练。
卡比力江表示，这些已经被列入政府的《防灾规划》中，每5年更新一次。在《防灾规划》中，不仅对政府机构，也对这些群众组织的作用做了明确规定。
“居民防灾议会帮助规划每个街区的防灾区划图，让居民们可以自主找到避难场所。”他表示。
不过，胡昂告诉记者，尽管民间团体目前在日本很是活跃，但仍然“处于无序状态，很多工作人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窘迫”。
日本救灾中的信息公开值得借鉴
面对地震引发核电站安全这一极为敏感而又异常棘手的问题，日本的信息公开透明对稳定人心、部署避难和组织应急处置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梁江涛
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地区发生里氏8.8级强震并引发海啸，给日本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害。震后重灾区的救援工作在第一时间展开；日本东京、神户等城市秩序井然，市民生活未出现恐慌。日本消防厅专门开设“灾情微博，提供灾情信息交流。（3月13日《新京报》）
日本应对此次强震，之所以能做到公开透明，信息通畅，就是因为平时约法三章，遇到再大的突发事件也能有章可循，有条不紊。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以及防灾基本规划，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日本政府通过媒体播放受灾情况和安民告示信息；媒体根据应急预案，马上更改节目播放抢险救灾信息和灾情。此次地震海啸，日本几家大媒体均派遣直升机，进行现场报道，海啸袭击城镇的实时拍摄报道更是世界少有。日本政府和全国各地方的危机管理中心都装有十几台电视，收集各大媒体的报道，及时掌握信息。首相菅直人举行震后首次记者会，呼吁民众从媒体收看收听政府的信息。
不仅如此，面对地震引发核电站安全这一极为敏感而又异常棘手的问题，日本的信息公开透明对稳定人心、部署避难和组织应急处置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故所造成，背后隐藏着一连串的谎言、官僚主义和违背科学规律的行为。正如有位学者所言：“切尔诺贝利最大的灾难，并不是辐射，而是谎言。”而在日本国内，反对核电站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政府的对策就是任何信息都公开，居民随时可查询。
这次震后从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的氢气爆炸，到疏散人口，再到3号机组的不稳定，日本官房长官的新闻发布隔几小时就搞一次，并接受记者现场提问。这些都说明突发事件的所有信息不仅要在第一时间公开，而且要做到“第一真实可信”；在调查、核实和处理过程中做到阶段性公开进展情况，让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作出相应的配合，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对我们而言，日本应对大地震的信息公开方面启示有三：一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作出应对和信息公开需要更加开放透明，具体细化；需要更加科学有序，及时准确。如此才能使之与“防灾减灾法”等专门法律法规实现无缝对接。二是建立各种信息公开平台，尤其是迅速便捷的网络平台，使新闻发布制度化、常态化和动态化。三是必须强化责任，建立信息公开的问责机制。如此才能确保信息公开的实现和完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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