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北非其他国家反政府抗议示威的形式与突尼斯、埃及有所不同，结果也很可能不同。
突尼斯和埃及点起的燎原之火，正在北非、中东的版图上蔓延。以埃及为中心，以西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东的约旦、叙利亚、伊朗，乃至波斯湾的巴林和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不断传来群众抗议示威的消息。各国民众纷纷走上城市中心广场，表达利益诉求，呼吁进行改革，然而“和平革命”并不是普遍现象，在巴林、利比亚等国家，抗议示威受到了武力镇压，为所谓“民主”的诉求付出了血的代价。
演变为“暴力革命”
面对反政府示威者，与突尼斯、埃及不同，巴林、利比亚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动用军队对平民进行了武力镇压，“和平革命”开始流血。日前，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的珍珠广场的强制清场行动中，共有3人被打死，近200人受伤；利比亚政府21日下令空袭其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军队向前往参加葬礼的数千名反政府示威者发射迫击炮和机关枪，造成多达300人丧命。利比亚班加西的目击者说，展开镇压行动的包括国家突击队员、外国雇佣兵和卡达菲的死忠支持者，他们利用刀子、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防空导弹对付示威群众，城市中丧生示威者的尸体和肢体随处可见。
同样是广场民主运动，为什么突尼斯、埃及军队保护了民众，或者说至少是保持了中立，而巴林和利比亚两国的军队在其政府命令下敢于将枪口对准民众？观察人士指出，这是由于本•阿里、穆巴拉克虽然独裁、专制，但其军队服务于国家，效忠于国民。而在巴林和利比亚截然不同。巴林实行君主制，国王同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军权隶属王室；而利比亚，此次冲突中冲锋在前的是其国家突击队和外国雇佣军，是属于其最高领导人卡扎菲个人的“私人武装”。两国军队的“私有”性质决定了他们在冲突的关键时刻听令于其领导人，无视生命的镇压平民、平复骚乱。
但随着冲突的激化，巴林、利比亚的抗议运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巴林政府下令军队和装甲车撤出珍珠广场，并在西方压力下作出让步，提出与反对派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危机。在政府释出善意后，工会取消了全国大罢工，只不过示威者搭起了帐篷，准备长期抗争。然而在利比亚展现的则是另一幅景象。在军队的残暴镇压下，示威者和军队在班加西展开“恶战”，卡扎菲的死忠分子和近卫队以及外国雇佣军对民众采取了不受限制的军事行动，不仅用上了导弹，甚至还采取了空袭。卡扎菲政府之敢于这么做，是因为其政府受到外来影响较小，社会相对封闭，专制和独裁程度很高，军队特别是近卫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只效命于其主子，因而在民众抗议运动中扮演了刽子手角色。正因如此，在其军队暴力活动达到令民众无法忍受的程度时，将使其政局发展有可能从从广场民主转向暴力革命。正如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所说，利比亚正走在内战边缘，其起因就在于卡扎菲政权毫无节制地使用了私人军队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施加了残酷镇压。
上述人士认为，在一个开放和透明的世界，动用军队的结果，只会使其政府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巴林政府主动求和，准备政治对话并开启改革，或者还将能达成一个妥协的局面。而利比亚领导人仍然顽固坚持以暴力对付民众，只会加剧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增强相互仇视心理。据悉，反政府抗议者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城市，并占领了部分军事设施。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闭塞和专制，当血流成河的时候，民众是否还有持之以恒的动力和坚持？
毕竟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并不应是建立在流血和暴力基础上。而且，作为产油国的利比亚也存在凭借雄厚的财政实力解决压力的可能。人口仅600万的利比亚拥有非洲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备，2010年人均GDP达1.38万美元。毕竟，一般百姓的追求，切身利益是第一位的。
中东、北非其他国家也蠢蠢欲动。在也门，2月10日起就有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萨那、南部城市泰兹和港口城市亚丁都有示威活动。叙利亚的抗议者和政府间也已经发生了暴力冲突。在伊朗，2月14日也发生了抗议活动，总统内贾德发表讲话称，抗议活动“注定要失败”。
埃及倒下之后，这场革命大潮彻底不可阻挡。经济困难的阿拉伯世界国家，以及中东非产油国，恐怕都将面临同样的结局。至于富有的产油国，是否也将卷入革命，值得观察。但后者可能更能抵御群众抗议的压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乌里晨（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分析指出，那些财政和货币收入更高的中东威权国家，更有能力消解群众的不满。如，产油大国科威特，为了庆祝科威特建国50周年、“赶走伊拉克入侵者”20周年和埃米尔•萨巴赫就任5周年，萨巴赫1月17日宣布，向所有国民每人发放1,000第纳尔（3,500美元）的现金“红包”，并且未来14个月内人人享受米、面、油等免费口粮。
变革是一场轮回？
一轮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浪潮已经在非洲大陆拉开序幕。这一轮浪潮的结果并不一定是都是亲西方的，但它们都有共同的反对目标――独裁的权威政治、高物价压力、高失业率、官员腐败、缺乏言论自由。这些问题聚集在一起，就会激化成引发社会动荡的“火种”。
回看历史，阿拉伯世界自二战之后逐步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来，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屡屡发生革命，而这些革命的对象都是亲西方的政权。愤怒的民众高举“民主、自由”旗号，但最后建立的却是伊斯兰政权。1979年伊朗革命、1991年阿尔及利亚号称民主、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却导致极端伊斯兰政党获胜、2005年贝鲁特之春真主党执政、2006 年巴勒斯坦举行首次民主和自由选举，最后哈马斯上台。今天正在发生革命的突尼斯、埃及和受波及的阿拉伯国家中，最活跃的依然是伊斯兰势力。
观察人士宋鲁郑指出，革命反对的只是当权的执政集团，但对立双方都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区别仅仅在于是温和还是极端。一旦革命成功，伊斯兰意识形态迅速成为主导。事实上，一些伊斯兰教主义者已经证明了他们比某些世俗的独裁者更加致力于民主，而许多伊斯兰教主义者还不如他们的统治者那般暴力或激进。如：埃及“中心党”（al Wasat Party）这类现代伊斯兰教主义团体一直都在努力作出承诺，要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参与埃及政治。然而，“中心党”的这一权利也遭到了剥夺。事实上，如果说所有的伊斯兰教主义者都是“基地”组织领导人的追随者，这已经越来越不被人认可。
除了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意识形态深远的影响之外，阿拉伯世界同样根深蒂固的反西方情感。从某个角度讲，这场革命也不妨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真正走向独立的历史契机，但基础薄弱，前景堪忧。
拿来主义 举步不前
回首这场革命风暴的起点，是一位失业的突尼斯青年自焚。
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正是这些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人口年轻化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特点。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青年失业率都达到两位数，而且很大一部分失业人群都是受过教育，但缺乏机会而深感不公的年轻人。长期关注中东及北非青年问题的公益组织“青年因素”联合创办人默顿（Matthew Morton）表示，对于这群人，一旦有了导火索，他们马上就能成熟地行动了。必须认识到，年轻人是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政策应该鼓励社会成员的创新和投资。
人口增长与现代化产业停滞形成的背离，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国家的共同特点。时至今日，关于阿拉伯，世人就记得两样东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和伊拉克的耶枣，而埃及能在穆巴拉克手中维持这么多年，运河和金字塔为经济了提供重要支撑，但这些都同现代阿拉伯人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拥有如石油和磷酸盐这类基础资源，以及控制地缘战略航道甚至水资源，使阿拉伯政权具有巨大的地理优势。对国外援助和自然资源的控制通过“津贴”或“给予薪酬的石油治国”的方式，在1970年代为众多阿拉伯国家带来了政治合法性并且一直延续。
然而，从自然资源、控制航道使用权，以及外国资助获取的财富，相信无法让阿拉伯政权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因为年轻一代对获得免费教育、医疗保险和工作机会的需求越来越高。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现代产业的成长，没有创造出自主、强大的产业体系，如何确保为数以千万的愤怒的、年青阿拉伯人创造出他们最需要的就业机会？这就是阿拉伯世界悲剧的根源，这也令“革命-动乱”成了循环往复的事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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