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垃圾焚烧大国日本，正成为中国各地政府面对垃圾围城难题时，竞相取经的对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对策的权威学者却高呼，“千万别学日本！”
日本社会环保意识得以固化并传承，这得益于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业污染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法律，得益于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的国民性格，这使得整个社会如同工业流水线一般程序化运作。
中国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在2010年8月，终于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日本遗憾,中国警醒，但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实。
在绿色浪潮来袭的今天和未来，我们究竟超越了日本什么，又落后了日本什么，依旧值得追问。
南方周末记者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会，遍访各界，还原真实的中日差异。“超日之思”专题将以上下两辑的篇幅，超越数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环保、低碳等绿色领域的成败利弊，以资后来居上者中国借鉴。
日本水俣病确认五十周年之际，母亲带着孩子悼念当年逝者。 （CFP/图）
东户山小学的环保烹饪课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有30%多的学生选择环保。”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说。
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在记者面前摊开一份详细的课程安排计划，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他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记者谈话间，他便接到一个环保组织的电话，向他推荐在工业课、农业课里融入环境教育的活动。
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了。”国分重隆指着手里的文部省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校编）”感叹道。
那一场日本教育大辩论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
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正经历着著名的经济泡沫时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场盛行投机热潮。“所有人都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房贷利息6%都觉得能还，现在2%都不敢买房子。”38岁的东京妇女早川美妙子说。
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一位日本母女用2000个废铁罐做成烛台，呼吁身边人保护环境 （CFP/图）
日本环保启蒙运动
9月15日，学习院大学教授走访哲郎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教科书，其中一本是几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1960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
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走访哲郎说。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
“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10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8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4张餐巾纸，只用了1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环保，这并不是为了减少消费。”染野宪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说道。
走访哲郎有时会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像我们这个年纪，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较年轻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环境教育，应该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村井安成说。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应该学习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开，尊重民意，权责界定，应该摒弃的是，一烧了之的依赖路径。
日本乡间街头的垃圾收集点，垃圾被严格分类，以利于焚烧或回收利用。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图）
日本是个名副其实的焚烧国度，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这一数据在世界遥遥领先。
然而，专门研究废弃物处理的名古屋大学冈山朋子博士却对来访的中国人提出了忠告：千万别学日本！
在她看来，中国和韩国民间源于对二恶英恐慌而发生的反垃圾焚烧浪潮，在日本并未出现过，因为当二恶英问题被发现时，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早已遍布全国，“日本的焚烧历史太久了，发展经历也太特殊了。”
透过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
本桥胜照是东京新江东垃圾焚烧厂（下文简称新江东）管理课事务系的系长（类似于中国的科长或小组长），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参观。
在日本，到焚烧厂参观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而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新东江总是参观的首选。这座位于东京湾沿岸的建筑，单从外观上看，很难相信竟是一座日处理垃圾1800吨的焚烧厂。隔壁的训练场上，东京都警察机动队正在集训，厂区周围既没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见路面被污损的痕迹。
焚烧厂的一楼大厅，是一个专门用于介绍厂区概况的报告厅，这个报告厅耗资近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之巨，每个座位前都设置了投票器，小学生来访时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智力问答，优胜者还会有奖品。为了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采用了卡通造型。
本桥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记着参观预约，其中不乏中国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预约中已有三个中国的团体，分别是中日友好协会、专家学者考察团和安徽省一正筹建垃圾焚烧厂的地方政府。“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本桥笑着说。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信息公开。
参观者顺着楼上的长廊，按照垃圾焚烧的工序流程参观。在每一道工序车间上面，参观者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车间里的一举一动，在玻璃旁，还会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显示车间内的基本数据。
在东京湾填埋场附近，排列着包括新江东在内的六个垃圾焚烧厂，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另外的原因则在于东京湾是相对人口稀少的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市民们都不愿意焚烧厂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东每年的运转费用是800亿日元（约64亿人民币），其中的450亿日元来源于政府税金，而另外的350亿日元则是针对企事业单位收取的垃圾处理费用。
“我们的生存状况挺好，”本桥说，“任何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监督我们的财务状况。”市民们亦很少担心焚烧厂弄虚作假，因为厂方的定期报告比市民监督更为严格。
不久前，东京都的21家焚烧厂中的4家排烟检测器，测出气化水银浓度超标，尽管这个浓度并不会给环境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但焚烧厂还是主动停止了运转，并第一时间向所在地区的居民通报。“通报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焚烧厂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同时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业单位要遵守垃圾分类。”本桥说，“之所以水银超标，是因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
事实上，焚烧厂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敞开怀抱，这是日本市民几十年斗争来的结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焚烧厂在日本，也曾遭遇过强烈的反对，但不是因为二恶英，当时的科学家尚未发现，那时的民意主要出于一种狭隘的心理：焚烧厂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边。
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是另一个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热衷参观地，因为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区内的焚烧厂，或许可以帮助回答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遭遇民众反对该怎么办？
还有一年就结束任期的后藤市长，希望在他离任前解决选址问题，然而他亲自挑选的一处地方，却被市民代表们在市民会议上强烈反对。
无计可施的后藤市长向做垃圾处理咨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骑着自行车将武藏野市走了个遍，发现“想找到一片远离居民区的合适空地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我建议市长还不如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丢给市民，直接让市民来参与选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验就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市民参与有章可循，首先确立了选址预备会规则，内容包括：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
“一开始就确立了游戏规则，而且是公开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个地址选在哪，最终都必须在一年内有个结果。”八太昭道说，“换句话说，市长不用担心焚烧厂的地址没有着落了。”
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
随后，选址进入到第二阶段，由专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这四个候选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组成了“建设特别市民委员会”，再做定夺，这是31年前的1979年。
后藤市长最初选定的那个地区的代表，为了防止被选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代表们做了一个焚烧厂和社区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烧厂建成以后，当地的小学会怎样、小区会怎样，还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走遍了日本的焚烧厂，去搜集问题，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市民参与的榜样。最终的结果果然不是市长的最初方案，而被选中的地区的代表们非常懊恼，曾一度提出过退场，但因为有约在先，他们最终选择了尊重规则。
后藤市长的难题果然在一年内解决了，新的垃圾焚烧厂也在1984年顺利完工。
三十多年后，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让市民参与，其实并没有消除反对者的声音，而是把反对者的声音纳入到了一个合法的程序中，“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而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在新江东焚烧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焚烧厂各个工序几乎所有的运转信息。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图）
自扫门前雪，解放“东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
如果说武藏野市的经验解决了民意反对的难题，那么，地方政府间如何明确垃圾处理责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东京都的垃圾处理都是由都政府来全权负责，随着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渐觉力不从心。改变源自一场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后，东京的垃圾大多被运往靠近东京湾的江东区填埋处理，随着填埋衍生的污染和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场越来越难堪重负，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提出“在城市夹缝中建造垃圾焚烧炉”的主张。
当时的东京都政府要求下辖各个区都需要建设自己的焚烧设施，“各家自扫门前雪”，尽管将垃圾推进焚烧炉在当时是日本社会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识，但这一主张还是遭遇了阻力，引发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垃圾战争”。
其中，最强烈的反对声来自高级住宅密集的杉并区，他们认为处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责任，跟杉并区无关。
愤怒的江东区居民则坚决反对杉并区的垃圾运进本区的填埋场，喊出了“杉并区的垃圾滚出去”的口号。坚持要在杉并区建焚烧厂的都政府，最终被杉并区居民告上了法庭。诉讼最终以和解而告终，居民最终同意在区内建设焚烧厂。
这场官司促使东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辖各区在垃圾处理上的职责问题。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说，“这（杉并区事件）是一个转折。”
1996年，东京都政府正式通过法规，明确垃圾处理原则上是各市町村的责任。
而东京都23个区的区长们则成立了一个自治单位，即所谓的区长联席会议，下设一个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即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东京都政府将分管的垃圾焚烧厂全部移交给了对方。
十几年来，东京23区的垃圾处理已在一个责任明确的体系中稳定运转，各司其责：23个区各自负责自己的垃圾收集、搬运与资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21座垃圾焚烧厂，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则送到相应的处理中心。最终的焚烧灰渣等被运送到填埋场，而填埋场则是由东京都政府负责，“东京都政府终于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动
“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烧国度，也从不缺坚定的反建派，近几年尤甚。年过七旬的广濑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会议（NPO组织）会长，便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垃圾焚烧反对者。
在广濑看来，占到垃圾总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里直接用厨房垃圾处理机来处理，最终变成肥料。
广濑对垃圾焚烧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把收集装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险源始终存在。或许有一天地震了，也将是危险。”
随着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烧厂的使用寿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烧厂均面临重建的问题，而类似于广濑先生这样的新兴反建派并非少数。“不夸张地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反建潮。”广濑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德岛县上胜町。这里仅有2200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40％，高达34种垃圾分类的要求近乎变态，每个家庭均配发了厨房垃圾处理机，在居民们的努力下，带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烧厂无疑显得多余。
但是，名古屋大学的冈山朋子博士研究发现，各家堆肥化处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难行，“像东京这种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无处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叶县这样可以应用肥料的地方，从法律上来看又是不允许的，因为法律规定，垃圾处理必须在自治体内解决。”
冈山朋子一度建议，不要对落后的焚烧厂进行升级改造，而是将其变成集中堆肥化处理的工厂，但这并不比建焚烧厂更容易获得支持。她曾对名古屋和韩国做过民意支持的比较研究，结果令她很意外，对肥料转化厂的支持度，韩国超过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对于焚烧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会认为堆肥有味道，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担心焚烧会产生危害健康的二恶英问题。”她总结说。
一烧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
冈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来取经的中国人，“千万别学日本！”
“日本焚烧垃圾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政策，都是为垃圾焚烧服务的。”而垃圾的出路更应该在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正呈现着一个看似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烧技术的日益精进，对垃圾焚烧的依赖感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绝垃圾焚烧的呼声从未间断。
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环境省对于任何致力于3R（reduce，reuse，recycle）运动的尝试都是支持的，但具体哪个地方应该实行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由当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讨决定。在他看来，选择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而广濑先生担心的是：现在的垃圾焚烧技术越来越发达，什么都能烧了，会让政府和市民们觉得，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他的担心终于变成了事实。
塑料最早被划分为不可燃垃圾，是因为1973年东京都在焚烧塑料的焚烧厂的废水中检测出重金属超标。而如今，焚烧技术的进步似乎为将塑料推进焚烧炉提供了安全保证，而节约填埋空间、延长填埋场寿命更是理据十足。广濑先生则坚信另外的逻辑，焚烧炉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许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进入一个焚烧炉改造期。而焚烧炉企业表现出的强大的游说和公关能力，令广濑先生心有余悸，“我担心改建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大日本对于焚烧炉的依赖。”
环境省的官员对上述担忧的反应则明显乐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很高了。焚烧是建立在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显然，这与冈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结论相左，在她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政策，无不是以垃圾焚烧为中心的，而最终也会受制于垃圾焚烧。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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