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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医疗外交:美国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刺(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9-24 南方都市报

　　遭遇卡特里娜的袭击后，古巴策划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行动，准备向的强大邻国兼主要敌人提供救援。3天之内，身为拉美医学院主任的卡里索组织了1100名医生、护士和技师，带上24吨药物，准备飞往路易斯安那州。但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它根本就不予理睬。
　　

穿着切・格瓦拉头像图案T恤的古巴医生。格瓦拉是古巴医疗外援的先驱。1965年，他在扎伊尔帮助发起了非洲的第一次大型疫苗接种运动。
　　

古巴革命成功后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综合诊所网络，帮助大幅降低了传染病感染率。古巴人人均寿命和人口死亡率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1月27日，海地太子港，一名男子正准备接受古巴医生的手术。很多古巴医生都愿意被派往国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外他们的薪水是在国内的10倍。

　　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以来，古巴派驻海外的医务人员已经多达13万人。今天，3.7万古巴医生和护士专家们分散在全球70多个国家。现在古巴的医学院又开始免费接收大批外国学生。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当胡安・卡里索得知这个消息，立刻行动起来。当华盛顿还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应对这场灾难时，卡里索已经在他那位于哈瓦那前海军基地内的办公室里调兵遣将，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前往美国救援成千上万被飓风影响的灾民。

　　古巴也遭遇了卡特里娜的袭击，但卡里索关注的焦点却在墨西哥湾的另一面，他帮助策划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行动，准备向古巴的强大邻国兼主要敌人提供救援。3天之内，身为拉美医学院主任的卡里索组织了1100名医生、护士和技师，带上24吨药物，准备飞往路易斯安那州。这支救援队被命名为亨利・里夫先遣队，以纪念这位纽约出生的参加了19世纪反西班牙殖民者战斗的古巴英雄。

　　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当时的古巴总统，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国家距离被飓风袭击的地方最近，有能力在几小时之内派出救援人员和物资。这就好像是一艘载着几千名乘客的美国巨型邮轮在我们海岸附近沉没。我们不能冷漠地置之不理。”

　　但对于古巴的慷慨援助，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它根本就不予理睬。卡里索说：“我们派出了超过1500名具有救援专长的医生还有设备物资，准备一进入灾区就立刻开始工作。但美国政府却不接纳他们，那么多人本来没有必要死去的。对于医疗界和美国社会那都是令人悲哀的一天。”

　　1998年，乔治和米切飓风让加勒比海诸国遭受重创，卡斯特罗当即决定，在那场风暴中死了多少人就要训练多少名医生。卡里索受命开始筹建拉美医学院。迄今为止，这所院校培训了超过3.3万名来自76个国家的学生，他们学成后返回各自的国家行医，主要收治贫困病患。今年，在海地和智利地震之后，一些拉美医学院的外籍学生也加入了古巴专家组成的医疗救援队。

　　自从古巴革命之后，这样的“医疗外交”一直是古巴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在过去几年里，主要应来自委内瑞拉的巨大需求，规模更加扩大。在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的医疗人才严重向西方流失的地方，古巴医疗队解了燃眉之急，并结交了大量朋友。在过去半个世纪，约13万古巴医务人员曾赴国外工作，今天，3.7万古巴医生、护士和专家分散在全球70多个国家。拉美医学院也接纳了更多的外国学生。

　　哈瓦那的这一政策让很多人不满，其中包括其他国家的医生，他们觉得古巴人提供的免费服务对他们的生计构成了威胁，同样不满的还有医疗体制截然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古巴国内，医生的报酬并不高，选择也不多，所以大多愿意去海外工作，虽然这意味着放弃服务自己的乡亲，还要面对排外情绪和恐吓。还有一些医生叛逃到其他国家，虽然古巴严格的移民法防止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在很多待遇同样微薄但移民政策宽松的国家，医生们早就收拾包袱出国了。医疗外交是“软实力”的重要形式，但却不无锋芒。

　　在距离哈瓦那阿马斯广场不远的地方，何塞・阿尼多・古斯曼医生在办公室里等待病人，一台电扇驱赶着下午的炎热。墙壁上贴着两张海报，一张介绍了几种草药的功效，另一张宣传安全性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张统计表格，据上面介绍，该社区共有3390位居民，其中1191人有患病危险；619名吸烟者；321名不爱运动者。“我们每年对每个家庭至少进行两次家访，”从医学院毕业才两年的古斯曼说，“这其中也包括健康者。”自从卡斯特罗上台就一直如此，最近几年古巴医生和在古巴受训的医生又将这一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附近托马斯・罗梅综合诊所负责人玛丽亚・费尔南德兹・奥利维亚医生说：“这些医生们好像家庭成员。”她的办公室里张贴着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兄弟劳尔(2008年继任古巴总统)的画像。她负责监督古斯曼的诊所和这一地区另外几十家小诊所。同时还要管理综合诊所的医生们。这间诊所占据了一幢旧式豪宅，有迷宫一样分布的房间和简陋的设备。“医生们无论在社交上、政治上还是宗教上都很熟悉他们的病人。”她说，“他们了解病痛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原因。这一系统的关键是预防。我们能够就地解决人民90%的问题，如果在几小时内不能解决问题，才把病人送去医院。

　　这一做法将医疗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花费却比其他国家便宜，因为当地医生的平均月工资只有25美元。很多医生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另找兼职。辅助以彻底的接种疫苗计划和除贫措施，这一系统帮助大幅降低了依然是加勒比海其他地区头号杀手的传染病感染率。古巴人人均寿命得以提高，人口死亡和患病率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古巴人玩笑说，他们过着穷人的日子，死像富人一样死亡。“更令我们担心的是慢性病：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我就是个典型例子。”费尔南德兹・奥利维亚说指着自己把白大褂撑得满满的肥胖的身躯说。

　　并非每个人都承认古巴的医疗成就及相关数据，当局批评者认为卡斯特罗的革命让已经在征服疾病方面初有成效的国家走了冤枉路。但上世纪50年代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根本没有考虑到农村地区的极度贫困和缺医少药的状况。在之后半个世纪中取得的巨大进步克服了革命后的动荡、美国的贸易禁运、苏联解体后失去经济援助等诸多不利因素。

　　古巴的医疗历史看似一个难懂的注脚，却是古巴现政策口号的核心和内政外交的重要工具。去年11月，在哈瓦那会议中心，前4排贵宾座席很快被各国大使馆的代表坐满。他们都是来参加全球卫生研究论坛闭幕式的。与会的学者、捐款人、政策制定者兴致勃勃听了古巴科技与环境部长巴鲁埃科的演讲。他开场就说：“革命后领导层的任务之一就是训练医疗人员。一半的医生离开了古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他们去了哪里。”

　　医疗在很多国家的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都不能和古巴相比。在哈瓦那的革命博物馆、前总统宫殿都有关于安东尼・吉特拉斯・霍姆斯的展览。美国出生的霍姆斯是上世纪20年代古巴革命联盟运动创始人。他曾在古巴学习药理学。卡斯特罗著名的1953年“历史将赦免我”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国家是促成人民夭折的最大帮凶……某个孩子被绑架杀害会激起人们的深切同情，而这个社会却对每年导致成千上万孩子死亡的集体屠杀麻木不仁，他们因为医疗设施的缺乏在痛苦中死去。”

　　在博物馆中，有一整个房间都献给了世界最著名的“医生游击战士”切・格瓦拉。他在加入古巴革命军前曾在阿根廷学习医学。他除了给其他革命战士看病还医治当地的农民，以此赢得了不少支持者。他们试图将这一策略推行到拉美其他地方，包括格瓦拉最后葬身的玻利维亚。他的“革命医疗”战略敦促新一代贫困学生选择医学，返回乡村扫荡疾病，直接拯救了许多生命。
　　

拉美医学院的学生正在上课。1998年乔治和米切飓风肆虐加勒比海之后，卡斯特罗当即决定，在那场风暴中死了多少人就要训练多少名医生。拉美医学院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后，古巴医疗人员收拾好行装准备前往救助，但美国拒绝了其邻国的帮助。

　　古巴革命成功后，受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启发，新领导人们建立了综合诊所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他们还开始向邻国提供医疗援助。1963年，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发生边界冲突，古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援兵，随行的还有58名医生和护士。他们还将受伤士兵带回古巴接受免费治疗。两年后，格瓦拉加入扎伊尔当地反叛武装，试图推翻军阀莫伊兹・冲伯，在那里，他帮助发起了非洲的第一次大型疫苗接种运动。

　　在之后的几年里，古巴救援队又在从安哥拉到津巴布韦的多个非洲国家组织了类似行动。医疗援助往往比军事援助更持久更成功，帮助被援助国与哈瓦那建立了长期关系。最近，随着国内制药业的萌芽，古巴在非洲进行了一系列临床试验，向这块大陆提供了更多药物。

　　古巴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的严格边境H IV检测也为其外国盟友提供了早期预警系统。1986年秋，在不结盟国家的一次会议上，卡斯特罗把乌干达总统约维里・穆赛维尼拉到一边告诉他，在乌干达派往古巴接受培训的60名官员中有18人H IV检查呈阳性，说明这一疾病对其国民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战争。这一警报启动了非洲最早的也是最严苛的艾滋病防御计划。

　　梅达・格拉・张医生似乎在哈瓦那西部的社区诊所扎下了根，但像很多同事一样，她最重要的行医经验来自国外。1990年，毕业后，她成为古巴派遣津巴布韦的300名医生之一。他们大多被分配到边远的小村庄，着手建立新的医疗系统。她解释说：“我想去非洲是因为当地的状况：在这里你永远不会碰到那样的医学问题。当地的医生要么加入了私立医院，要么移民去了国外。我工作的医院是一幢大楼，但却空荡荡的，没有多少员工和设备。没有注射器，药品稀缺。你只能竭尽所能，然后祈祷。”

　　她的经历在古巴医生中非常典型。非洲很多国家独立革命后缺少资金，医院管理不善、人才外流到欧洲、澳洲、北美，这个时候，古巴雪中送炭，填补了空缺。格拉・张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观念―――廉价的古巴专家遭到当地医生的质疑，这些人多为私立医院工作，或正争取提高公立医院医生薪水。她和其他古巴专家成了罢工破坏者，而不是救援者。“我理解他们的立场，但如果你的工作性命攸关，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参与罢工。”

　　类似针对古巴医生的仇视在拉美地区尤其严重。利用语言相通、地理位置接近、政治策略日益大同等诸多有利因素，过去几年，哈瓦那向拉美国家派遣的医生数量增多。当地医生协会抱怨古巴医生缺乏必要技能，无法配合其成员的工作。他们还将古巴人视为对他们饭碗的威胁。

　　伊斯雷尔・诺拉斯科・格鲁扎塔对这些批评置之一笑。在回到哈瓦那之前，他在洪都拉斯待了3个月，在委内瑞拉待了5年。后者已经成为古巴医务人员外派的第一目的地。目前有多达3万古巴人在委内瑞拉行医。“古巴医生们去的是最糟糕的地方，面对的是最可怕的问题。”他摸着自己的小八字胡说，“我碰到过从没见过医生的人，那段经历让我成长为一个更好的人。当地医生看病只是为了钱。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你首先是病人的朋友。医学不仅是我们糊口的工具，我们对它有一些认识，希望与世界分享。如果需要，我愿意再次出去。”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动机导致古巴医生们愿意出国工作。在国外，他们的薪水是在国内的10倍，回国后还能获得更好的住房和工作。出国期间，大部分薪水由第三方保管，直到期满回国。每年他们可回国探亲一次。通常他们的家人必须留在古巴。即使如此，已经有几千名古巴医务人员叛逃。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逃跑并不是一种选择。

　　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成为了古巴最重要的外汇来源之一。多数被援助国只提供微薄的补偿：医生的旅费、住宿和最高200美元的月薪。富有一些的国家―――比如发现石油后的安哥拉和南非――― 给的报酬相对高一些。古巴甚至开始向一些国家―――比如卡塔尔―――提供有偿医疗服务。在众多合作关系中，委内瑞拉是无可辩驳的最重要伙伴。借来的医生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可以在夸耀自己的社会革命成果时指出医疗专家数量的急剧增加。古巴具体因此获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报酬是个秘密，但其中肯定包括输送往古巴的享受高额补助的石油。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说过：“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向委内瑞拉提供医生，而委内瑞拉也出于人道主义向我们提供石油。”但部分古巴人抱怨，太多的外国医疗援助任务导致国内医生短缺，设备紧张。

　　加拿大学者约翰・科克承认，古巴医疗援助计划的回报包括金钱和外交影响力。但他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古巴医疗国际主义》(CubanM edicalInternationalism )中指出，真正的动机远为复杂。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公众健康问题特别执着。除了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医疗制度外，他们还有一种想和世界分享财富的高尚信仰。”

　　2008年12月，布什总统任期结束前夕，美国卫生部长迈克尔・利维特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他的主题是全球卫生挑战，可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并非疟疾、艾滋病或癌症，而是古巴。他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那个小岛上几乎没有任何硬实力，但他是使用医疗外交创造软实力的大师。”

　　“医生们成为社区受信赖的成员，在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者。他们有地位……他们是政治活跃分子。他们煽动不满情绪，而他们的报酬是如此可怜，有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能够靠这样的买卖赚钱。这确实是非常聪明的策略。我告诉你们，中美洲政府如此依靠古巴，这对美国绝非好事……医疗卫生是检验政府是否合法是否有效的试金石。用医疗卫生颠覆民主和自由信仰是反叛者管用的策略。”

　　他并非唯一持有这样观点的人。2001年，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否决了古巴为一个大型国际H IV救治计划提供医务人员以换取资金和药品的提议。2006年，华盛顿加快启动了针对古巴医生的避难计划，鼓励他们叛逃到国外。迄今为止，至少有2000名古巴医叛逃到美国。虽然巴拉克・奥巴马对古巴的医疗卫生政策的评价有所改善，但美国依然没有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避难政策。

　　然而，拉美医学院针对性地设立了一个反向短期移民计划，让几千名外国人到古巴接受医生培训。由于不收费，所以绕过了美国的禁运政策，吸引的学生有的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生长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达米安・苏亚雷斯。他说他更愿意在古巴学医，而不是像他哥哥一样参军被派往阿富汗。他说：“在这里我们在海滩上学习，有机会上大学，还能拯救生命。”

　　伊安・法比安是个留胡子的瘦削高个，来自纽约，也在拉美医学院学习。他表示赞同：“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的项目。美国是个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虽然它在医疗卫生上的花费是大多数国家的两倍。我听说过菲德尔在哈莱姆区的演讲，他谈到第一世界国家医疗条件却相当于第三世界。”

　　法比安生长在纽约贫困的西班牙移民区，他说自己无论如何也弄不到在美国上医学院的钱。现在，他计划实现自己的梦想，回到他生长的社区在一家公里医院当医生。“在这里(古巴)，他们无偿培训你，负担你的生活开支，不要任何回报。他们只希望你能谨遵医生的职业道德，回去服务你的人民。”

　　叛逃之后

　　在迈阿密西郊一间简陋的社区中心办公室里，朱利奥・阿方索正帮助重建古巴医疗系统的最成功元素，但却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信仰。10年前，他来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在古巴时，他因为天主教信仰反对堕胎，并且拒绝随医疗救援队前往安哥拉，为此他在监狱里被关了一年多，释放后又被禁止行医。

　　他声称古巴的医疗系统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奴隶军队”，医疗服务是古巴外汇重要来源，而医生们却领着入不敷出的可怜薪水。

　　他说他永远都清楚记得2006年9月当美国放宽古巴医务人员的申请避难条件的那一天。但是，到了美国，获得工作许可后，由于语言障碍和重新接受训练的重负意味着他无法在这里拿到行医资格。迄今为止叛逃到美国的2000多名医生大多都遇到了相同的困境。

　　阿方索先后当过超市售货员、码头工人、医疗技师，目前在迈阿密一家针对无医保者和低收入者开设的诊所协助管理工作。他说，在美国，如此多的人没有医保，这简直等同“犯罪”。

　　他一边喝着甜腻的古巴咖啡，一边接了一个电话。来电者是为赴美国避难的古巴人工作的一个尼加拉瓜人。然后，他给华盛顿打了个电话，希望能给他的一位同事寻求帮助。这名医生刚从尼加拉瓜叛逃，试图与他的妻子――― 一名在厄瓜多尔执行援外任务期间开溜的古巴医生――― 团聚。

　　阿方索希望美国能够给出逃的古巴医生们提供更大帮助。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模仿古巴的医疗外交，只是规模较小。去年，他组织了一队同事去海地，今年1月，海底地震后，他又派了一个医疗小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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