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拍3龄童被抢走糖果后伤心瞬间惹争议
为拍摄这组“EndTimes”，摄影师吉尔-格林伯格把一群3岁不到的小孩子（包括自己的女儿和朋友们的孩子）脱光衣服，放到摄影机前，塞给每个孩子一个棒棒糖，然后突然抢走他们手里的糖果。在孩子们伤心惊异的一瞬间，他拍下了这些照片。可想而知，照片在保罗-科佩金画廊展出后受到了如此广泛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种拍摄方法是否违反了摄影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即以旁观者和见证人的视角来捕捉自然的风景。
戴安娜最后的照片
1997年8月31日的戴安娜车祸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争论的焦点则集中于摄影师身上。车祸发生后，对外宣布的是汽车驾驶员亨利・保尔因为饮酒超速行驶撞车。然而，九名尾随拍摄的摄影师则被指控具有过失杀人罪。1999年，案件对摄影师的判决不了了之，但是具有侵犯性的无固定职业摄影师被蒙上了阴暗的色彩。
面对格罗斯的谢尔德斯
纽约的广告摄影师格罗斯经常被谢尔德斯的母亲雇去拍摄她的女儿，当时的福德公司的模特儿。他同时拍摄一个个人的主题“儿童中的女性”。谢尔德斯在镜头中既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又是一个浓妆重彩的裸体形象。她的母亲给了格罗斯全部的肖像使用权，最初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小女人》，随后在《花花公子》上刊出时题为“糖果和调味品”。1981年，谢尔德斯试图买回底片，但是没有成功。她然后起诉格罗斯，声称她的母亲只是给了他一次的出版权利。法院没有认同。尽管格罗斯胜诉，但是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同时也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一落千丈，被认为是剥削利用了儿童。
掩埋的911
大多数媒体认为应该坚决阻止展示死亡，除了一些特殊的影像，比如人们从双塔上坠落。然而掩埋的9/11还是引起了新闻伦理学之争。当一些观众认为受到了侵害时，《纽约时代》解释说，重要的是报道事件的真相。而另一些报纸，如《纽约每日新闻》则在事件发生不久刊出了摄影师托德・梅塞尔的这幅画面。这的确是对死亡令人震惊的纪念，然而其他的一些报纸认为这样的照片完全超越了公众的接受界限。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这是2004年的4月1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晾出了六张伊拉克囚犯被折磨的照片，是由美军拍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些具有爆炸性的画面并非是专业新闻摄影师的独家新闻，而是美国军人使用手机拍摄的。随后《纽约客》杂志刊出了更多的九幅画面，还有一篇评论文章。在一个月中，大约有30幅这样的照片被披露，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众。照片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对美国军队和布什政府都带来了重大的质疑。在阿拉伯国家，愤怒也在延伸。照片的拍摄者被送上了法庭，但是谁是囚犯的折磨者，却不了了之。据说前些日子还可能会有更多的照片泄露，但是上台后的奥巴马阻止了这样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煽动美国对手的仇恨，也不利于在中东服役的美国士兵。
怀疑的标志
如果艺术家安德烈・塞拉诺这幅题为《便溺的基督》臭名昭著的影像选择的是绘画方式而非摄影，是否会引起如此集中的争议？
塞拉诺在1987年完成的这幅画面，是拍摄一幅小的塑料的耶稣受难像，浸在一个充满尿液的透明的容器中，替代当年耶稣浸在牛血中的传说。摄影家认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探索性别和宗教的困惑。这幅作品在一次视觉艺术比赛中获得了东南部的当代艺术奖，奖金为15000美元。这个比赛是得到国家艺术捐赠赞助的。当作品在1989年展出时，两位美国的参议员感到义愤填膺。于是，国家艺术捐赠被大幅度削减，基金也直接针对有争议的艺术减少。至此以后，这幅作品一直成为审查的焦点，出版的焦点。
刘易斯・卡罗尔和爱丽丝
刘易斯・卡罗尔是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对摄影充满兴趣。当他遇见牛津大学同事的女儿爱丽丝・里德尔时，后者才五岁。爱丽丝激发了他出版于1865年的《仙境》艺术的灵感，并且也成为他许多照片的主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影像，人们推测卡罗尔是对爱丽丝产生了性别上的吸引力。模糊不清的性别关系往往会引发这样的争议：人们从不同的层面认为，卡罗尔是单身，腼腆害羞，又受到癫痫症的折磨――但是最终却没有得到他们之间关系的确凿证明。
柯亭立精灵
摄影的能力就在于捕捉真实，并且以其丰富的细节创造强有力的认知系统，然而这幅作品试图向人们证明的是，两位女孩的确看到了精灵。
1917年，10岁的弗朗西斯・格里菲斯和她的16岁的堂姐艾尔西・赖特在英国柯亭立的艾尔西的家里度夏。她们在午后的乡村里玩了几个小时，带回了遇见精灵和小鬼的传说。后来，艾尔西借了她父亲的照相机，拍到了证明她们的照片。这一故事流传开来，结果被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知道了。道尔将影像交给柯达专家检测，后者也无法辨别真伪。他然后将照片刊登在《Strand》杂志上，并且在1922年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拥有这些影像的两个女孩直到1981年才承认这些照片复制于一本插图书。
作为偶像的人物
照相机所创造的角色是否具有版权？这一问题在1925年时还未曾明了――当时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起诉一家公司在发布一部题为《The Race Track》的电影中，一位墨西哥演员取名为查理・阿普林，并且模仿卓别林创造的小流浪汉。卓别林指控其剽窃，他的律师提供了小流浪汉的扮演照片作为证据。被告方辩称卓别林也是借用了其他演员的理念，但是没有证据，结果卓别林获胜。
名人的崇拜
很感谢一张由拿破仑・塞隆尼拍摄的奥斯卡・王尔德的照片，呈现出了当时非常成问题的法律问题。
在1860年代，剧院在美国非常流行，从而催生了名人的崇拜。一些演员也需要通过照片来提升影响，他们找到了1866年在纽约百老汇开设工作室的塞隆尼。后者马上意识到可以通过向公众出售名人的影像牟利，并且开始让明星们授权。1883年，塞隆尼得知他所拍摄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肖像被另外一家公司复制后出售给公众。塞隆尼于是起诉，坚持包括影像中的环境、道具、装饰、光线在内的一切都拥有专利。他的胜诉奠定了摄影在历史上的威望。
明斯克的英雄
1941年10月26日，立陶宛军人和德国军队联手，在明斯克大街处决了三个苏维埃的抵抗士兵。战争后，两个被吊死的士兵被苏维埃追认为英雄。而一位同时被处死的年轻女孩身份不明。1968年，一位俄罗斯新闻记者证实，被杀害的女孩是当时17岁的玛莎・布鲁斯金娜。但是她的身份还是无法得到最终的接受。因为在1996年之前，她的犹太人身份所致。但是照片毕竟保留了一份证据。
邪恶之水浴
米勒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女性摄影记者之一，拍摄了大量的战争画面，而斯切曼则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两人在1945年4月29日同时出现在戴考集中营被解放的现场。那天晚上，在慕尼黑，他们发现了独裁者的公寓。第二天所拍摄的这些照片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具有一种很明显的象征意义――米勒是在冲洗希特勒的邪恶。作为曼・雷的情人，米勒曾经接受了超现实主义的熏陶，因此才有了这样的画面设计――但是许多人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画面。结果倒是照片带给米勒恐怖的回忆：她告诉朋友，在恶魔的浴缸中沐浴，戴考集中营的气味都留在她的皮肤上了。
接吻的修女
时尚摄影家奥利维罗・托斯卡尼可能是贝纳通最著名的传奇性人物，合作了18年。他的许多作品常常引起争议，然而他最引起争议的照片，也许就是这幅神父和修女接吻的照片。作为对宗教独身主义原则的挑战，让观众联想到传统的压抑，当然也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挑战。意大利政府面对梵蒂冈的压力，禁止了这幅广告。在法国，宣传广告也被要求撤下。
报刊刊登被淹死的男孩和他痛哭的哥哥
1985年7月，美国加州巴卡菲尔德附近的湖里，淹死了一名5岁的男孩。当地某报的摄影记者约翰・哈特去采访这一事件。死尸打捞上来后，男孩的家属和官员围在裹尸袋旁。治安员不让围观者聚集上来，哈特钻过手臂，快速地连拍了四张照片，画面中暴露着死者的上身，救护人员在安慰死者的哥哥，而他正悲恸地痛哭，因为是他带着弟弟游泳造成了这个悲剧。该报有不使用死尸照片的规定，但主编罗伯特・本特里考虑到那些照片会提醒读者当心孩子游泳的安全，同意发表这张照片。报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一致谴责。在美国新闻界也引起了争议。一位报纸编辑认为：“我们相信一张照片比1万字的文字更有助于人们注意水中安全。”但更多的人对此持反对态度。
金门大桥拍摄自杀：美摄影师引争议
“世界最著名自杀场所”这个称号给美国旧金山美丽的金门大桥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面纱。自1937年大桥落成以来，已有1300多个困惑的灵魂从这里殒落，然而这个4秒钟的过程不曾有人拍下，直至埃里克・斯蒂尔2004年1月在大桥附近架起了两部摄像机。斯蒂尔是一名独立制片人，在2003年写给金门国家公园的信中，他声称将拍下“建筑与自然最有气势、最为壮观的结合”。每天从黎明到黄昏，斯蒂尔的摄像机都在注视着金门大桥。然而，拍摄“建筑与自然的结合”却变成了对死亡的记录。金门大桥管理局发言人玛丽・居里谴责了斯蒂尔的欺骗行为。对于那些有关他欺骗公园管理局和受害者家人的谴责，斯蒂尔并没有作出回应。此事也引发了关于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即如果斯蒂尔的纪录片对公众放映，那么是否会刺激其他人仿效这种自杀行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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